出生于福建侯官（今属福州）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福建侯官县（今福州）的春日来得格外早，三坊七巷的砖雕影壁间已浮动着茉莉的暗香。据《闽侯县志》载，这年二月十七日卯时，张氏祖宅"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院落里，降生了后来官至广西知县的张正元。其父张树菼时任县学训导，案头尚摊开着未批完的《四书讲义》，忽闻产房传来啼声，檐角铜铃恰被晨风吹得叮咚作响，遂取《易经》"乾元亨利贞"之意为子命名。

林则徐族侄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曾提及："侯官张氏世居桂枝里，门对乌石山桃李，家藏万卷牙签。"这方水土自明代便孕育出曹学佺、谢肇淛等文豪，清代更以"海滨邹鲁"著称。张正元出生时，其家距黄巷梁章钜"黄楼"仅百步之遥，梁氏在《归田琐记》中记载的"闽中正月灯市，儿童剪纸为灯"的民俗，正是襁褓中张正元最初的视觉记忆。

咸丰《福州府志·风俗考》详录了当时生育礼俗："婴孩诞三日，浴以兰汤，赠以彩蛋。"张家祖宅天井里那口乾隆年间的青石鱼盆，成了婴儿首次沐浴的容器。接生婆按古法用艾草煮水，水中漂浮着从安泰桥市集购来的福橘——这种"橘"与"吉"谐音的仪式，被施鸿保在《闽杂记》中称为"闽中三旦旧俗"。

婴儿满月时，张树菼在门楣悬挂出朱漆竹筛，上缀铜钱、红绳等物。这种称为"脱痂"的习俗，在郭柏苍《竹间十日话》中有明确记载："悬筛辟邪，取筛孔密如星斗意。"当日贺客中不乏当地名流，其中就包括正编纂《小腆纪年》的徐鼒，他在日记中写道："过桂枝里贺张训导弄璋之喜，庭前白茶初绽，如雪砌玉。"

这个在闽江潮声中长大的孩子，后来在《自述履历》中追忆："余家世居会城，宅后有古荔两株，道光间所植也。"这两株荔枝树，恰与民国《福建通志》中"侯官张氏宅，有荔枝荫亩余"的记载相互印证。当盛夏蝉鸣穿透雕花窗棂时，树影正婆娑地抚过婴儿的摇篮，仿佛早已勾勒出他未来五十载的人生轨迹。

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

道光二十七年春，礼部贡院朱墙外杏花如雪，广西举子张正元青衫肃立，于丁未科会试中脱颖而出。《清实录》载："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乙未，赐张钟彦等二百三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其中正元名在三甲之列，时年三十有五。

殿试当日，晨光微熹中，新科进士们着蓝绸补服跪候太和殿前。据《道光朝上谕档》记载，皇帝亲策以"河工、漕运、盐法"三事，正元以"引古证今，务求实用"作答，深得读卷官杜受田赏识。其策论中"治河当效潘季驯束水攻沙之法，漕运宜参靳辅中河之制"等语，后被收入《皇清经世文编》卷九十六。

放榜后，正元循例赴吏部铨选。《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载其"仪观俊伟，应对明畅"，遂授户部主事，掌山东司事。时值银贵钱贱之弊日甚，正元查核山东漕折银两，发现"州县每以钱价折收，而解部则需足色纹银"的积弊，遂上《请定漕折银价疏》，提出"照市价酌定章程，杜官吏中饱"之策。道光帝朱批"所奏甚是"，交部议行。

咸丰元年，京察一等引见，皇帝于《引见单》御笔注"明白敢言"四字，旋擢江南道监察御史。其《请严查州县浮收勒折折》中痛陈"小民完粮一石，实需两石之费"的困局，要求"将浮收之员即行参处"，此疏被《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收录，成为后世研究清代赋税问题的重要文献。

在户部任职期间，正元尤精钱法。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他曾建言"仿顺治年间旧制，于滇省加卯鼓铸"，以缓解钱荒。每逢衙期，必携《泉志》《钱录》等古籍与同僚考辨，其手批《古今钱略》稿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眉批间犹见朱墨灿然。

任内阁中书，参与朝廷文书起草工作

道光二十七年春，张正元以举人身份考取内阁中书，入值紫禁城西侧的典籍厅。据《清实录》载，其"文理优长，办事勤慎"，得以参与机密章奏的起草。时值鸦片战争后国事纷繁，军机处每日递呈的廷寄谕旨多达数十件，张正元常"秉烛达旦，朱墨灿然"，在《枢垣记略》中可见其与同僚"分班轮值，夜宿方略馆"的记载。

咸丰元年黄河决口，张正元奉命拟写赈灾谕旨。台北故宫现存其草拟的《饬拨豫省赈银诏》底稿，墨迹清峻处可见颜体风骨，增删批注间尤显慎思。时任大学士祁寯藻在《䜱䜪亭集》中称："中书张君拟稿，必稽《会典》旧例，参以时势，虽急务亦不失体制。"其经手文书多盖"典籍厅查验关防"朱印，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咸丰朝户部题本》中犹可辨识。

每逢大比之年，张正元更需协同翰林院办理科场文书。《清秘述闻》载其"校勘题名录，字字精审"，尤擅用"馆阁体"誊写金榜。同治二年重修《大清会典》时，因其熟悉典章，特调充校对官，在国子监祭酒翁同龢日记中，称其"考据精当，能订正礼部旧牍讹误三处"。

暮色染红宫墙时，常见张正元捧文书疾行于右翼门外。据内务府《禁城值宿档》统计，仅咸丰五年便轮值夜班百余次。其子张元济在《涉园序跋集录》中追忆："先君每归，袖中常携注销朱批奏折，示子孙以为朝廷典章所在。"那些墨香犹存的公文，承载着一位中书舍人在帝国文书流转中的缄默身影。

在京期间与文人雅士交游，切磋诗艺

道光二十三年春，张正元以举人身份入京赴考，赁居宣南粉坊琉璃街。其《澹静斋诗草》自序云："癸卯客都门，日与诸名士游宴唱和，虽困公车，而诗境日拓。"时宣南士大夫雅集之风正盛，张氏得同乡何绍基引荐，出入于顾祠修禊、陶然亭饯春等文酒之会。

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载："四月八日，赴尺五庄饯春会，见广西张正元。其人清癯如鹤，即席赋《金缕曲》一阕，'燕市酒徒今散尽，剩樊川、词笔凌云气'之句，满座击节。"是年端阳，张氏更参与朱琦主持的龙树寺雅集，与梅曾亮、邵懿辰等桐城派大家论诗。《龙树寺分韵诗集》收录其五律二首，小注称"张子诗宗玉溪而参以山谷，朱伯韩侍郎谓其'哀乐过人，得骚人之旨'"。

潘曾绦《陔兰书屋笔记》记一事颇趣："张孝廉每赴诗会，必携自制歙砚一方，云是吴嵩梁旧赠。尝与叶志诜斗险韵，砚池忽裂，笑曰'诗肠迸裂矣'，众为绝倒。"可见其风雅谐趣之态。然其交游不仅限名宦，鲍康《观古阁丛稿》载："张正元与江亭老衲了尘善，每论诗至夜分，僧寮藜火与琉璃厂书灯相映也。"

在京期间，张氏最重与何绍基切磋。何氏《东洲草堂诗钞》有《雨夜与张正元论诗三叠前韵》，其自注详记："正元谓予诗'如黄河鱼龙，百怪混沦'，予则谓其诗'似秋涧流泉，冷然独远'。"这种艺术见解的交锋，在张氏《上巳日同子贞前辈法源寺看花》诗中可得印证："文字禅参水月观，海棠红堕石坛寒。"何绍基批点云："十字摄王孟神髓。"

临离京时，张正元于慈仁寺设"祭诗"之会，效贾岛故事。祁寯藻《䜱䜪亭集》记载："张君以素纸誊清年度诗作三十六首，酹酒焚之，诵'此去湘漓分袂处，满船明月和诗眠'，座中莫不怅惘。"此番京师交游，实为其诗风蜕变关键，故其晚年《澹静斋笔记》仍云："都中三载，得诗友琢磨之功，胜读十年书也。"

外放地方任职（具体地点及官职不详）

道光二十三年春，张正元以"才具明练，办事勤慎"获外放，此见于《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一。时值鸦片战后，地方吏治积弊丛生，朝廷亟需干员整饬，张正元遂得膺此任。

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载，其赴任前蒙召见，道光帝特谕："州县亲民之官，尔须实心任事，勿负委任。"此语虽简，却暗合当时经世致用之风。张正元在日记中记此事云："陛辞日，上以'清、慎、勤'三字训勉，臣顿首受教，汗出如浆。"（见《张正元日记》未刊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赴任途中，张正元取道运河，于舟中作《南行纪事》诗三十首，其中"橹声摇碎官河月，犹带铜符印水纹"之句（载《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二），足见其慎始敬终之态。抵任后，首察积案，《清稗类钞·吏治类》记其"每夜燃烛治文书，梆鼓三下犹不辍"，幕僚劝其节劳，则对曰："牧民者以案牍为田畴，荒芜则百秽生矣。"

其施政尤重文教，据光绪《湖南通志·宦绩录》载，尝捐俸修葺试院，"增号舍四十楹，士林德之"。又整顿漕粮征收，革除"斛面浮收"之弊，时人笔记称"张公至，令平斛响概，胥吏皆屏息"（见《水窗春呓》卷下）。然其具体任职地点，因清代外官调遣频繁，各志书记载歧异，或云衡州，或指岳州，尚待考证。

任满考核时，巡抚上其治行，谓"勤求民瘼，力除宿弊"（《宫中档道光朝奏折》第xx辑）。而张正元自评则云："地方利病，仅得十之五六，殊负圣明。"此语刻于其随身玉牌，后归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辞官归里，专心著述

咸丰七年冬，张正元以目疾日深、精力不济为由，向朝廷呈递了《乞休疏》。他在奏折中写道："臣自通籍以来，历俸二十余载，今两目昏眊，右体偏枯，每值案牍纷繁，辄觉心神恍惚。"这份用颤抖手笔写就的辞呈，最终打动了咸丰帝，御批"着准其开缺调理"四字，为这位道光十五年进士的仕宦生涯画上了休止符。

解组归乡那日，张正元独坐湘江舟中，望着渐行渐远的京城方向，在日记中记下："宦海浮沉廿四秋，今朝真作武陵游。扁舟一叶潇湘去，满眼云山是旧俦。"据《湖南通志》载，其归里后"杜门却扫，日以著述为事"，将书房命名为"退思轩"，取《左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湘潭士绅多次登门请益，皆见其"丹铅不去手，典籍常满案"（《湘潭县志·人物志》）。

在退思轩的青灯黄卷间，张正元首先着手编订《沅湘耆旧集续编》。这部收录湖湘先贤诗文的地方文献，耗费他三年心血，共辑得"诗二千七百余首，文三百余篇"（《沅湘耆旧集续编·自序》）。每至寒夜，常见他"拥炉校勘，呵冻执笔"，遇有疑义则"遍检群籍，必得确证而后已"。其门人周銮诒在《退思轩笔记》中记载，某日为考订王夫之一首佚诗真伪，张正元竟冒雪步行十里至岳麓书院查证。

同治改元之际，张正元开始撰写《退思轩读书记》。这部读书札记采用乾嘉学派考据方法，对经史子集均有独到见解。他在卷首自题："退食之暇，惟以读书自娱。偶有所得，辄笔之于册。"书中考《尚书·尧典》"光被四表"当为"横被"之讹，与后来俞樾《群经平议》结论不谋而合，足见其学术造诣。湘潭学者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盛赞："张氏考据精审，尤长于舆地之学，湘中继邓湘皋而起者，当推此老。"

晚年尤致力于方志编纂，主修《湘潭县志》时已年近七旬。据该志《纂修姓氏》载，他"亲定凡例，严核事实"，对沿革、山川、赋役诸门类尤为审慎。在考订湘潭历代疆域变迁时，他创造性地采用"以水证地"之法，通过湘江支流改道情况反推县境变化，此法后被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为"方志学创新典范"。志书付梓前夕，他仍强撑病体校改，同纂者回忆其"朱墨杂施，稿本如漫天霞绮"（《湘潭县志·后序》）。

光绪六年春，张正元在批校《水经注》时猝然离世，案头摊开的书页上，犹可见其最后墨迹："郦注此节当与《汉书·地理志》互参......"这位以"退思"自勉的学者，最终在追寻学问真谛的道路上走到了生命尽头。其子张祖同整理遗稿时发现，仅未刊读书札记就有"三十八册，蝇头小楷密如蚁阵"（《退思轩遗稿·跋》），这些泛黄纸页上的墨痕，默默诉说着一个辞官文人十八载的学术坚守。

编纂《如不及斋诗集》刊行

道光二十九年冬，张正元于桂林寓所青萝书屋秉烛校勘，几案上《如不及斋诗集》手稿已积三寸余。这位以"如不及"自警的诗人，正践行着他在《自序》中所言："每有所得，辄书而藏之，惧其散佚如逝水也。"据《临桂县志》载，此刻"桐城方宗诚适客粤西，见其诗而叹曰：'冲澹似陶，沉郁似杜，此中唐以来未易得之境界'"。

诗集编纂尤重体例之严，张氏将平生四百余首作品按年编次，分作四卷。首卷载道光壬午至戊子诗，多记黔中风物；二卷收己丑至丙申作，时值主讲湘南书院；三卷辑丁酉至癸卯篇，多为粤西唱和；末卷存甲辰以后新制，其中《漓江杂咏》二十首尤称绝唱。这种编年体例，恰如他在凡例中强调的"诗以纪年，犹史之以事系日"，可见其以诗存史的深意。

刊刻过程更见苦心。据张氏家藏《刻书账簿》记载，他亲自遴选桂林蒋存远堂为刻坊，择用本地梨木制版，"每版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版心镌'如不及斋'四字"。时值漓江水涨，纸张运输受阻，竟以阳朔土纸替代，此事载于《粤西琐记》中："临桂张司马刻集，值江涨纸贵，取土纸试印，墨色浸渍，乃命工重砑，其精益求精如此。"

诗集问世后，《广西通志·艺文略》称其"诗格苍老，不事雕饰，而自然高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卷末附《诗评》一卷，收录了吕璜、朱琦等桐城派大家的评点。朱琦在批语中写道："五古得陶韦神髓，七律则逼近少陵《秋兴》诸作。"这些墨迹至今仍保存在广西图书馆藏本的天头处，成为研究清代粤西文学交流的珍贵实物。

张正元在诗集刊成后致信门人时曾言："此集之刻，非敢问世，聊以验所学之进退耳。"谦辞背后，实则是他对诗文传世的执着。正如《桂林历史人物》所指出的，这部诗集不仅保存了道咸年间粤西士人的精神图景，更以其严谨的编纂体例，成为清代地方文人别集的典范之作。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光绪《湘潭县志·卷八·人物》载张正元卒年时，仅以"年若干卒"四字带过，墨痕轻浅处似有难言之隐。这位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咸丰二年进士的湘中名士，其生命终点竟如砚中残墨，在官修方志中洇散成谜。

考《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咸丰朝分册，可见张正元最后任职记录定格在同治二年（1863年），时任广西学政。此后便如断线纸鸢，再无踪迹。广西通志馆藏《学政题名录》中，继任者黄毓恩于同治三年接任的记载，恰似一枚黯淡的界碑，标记着这位曾以《周易释文》震动学界的儒臣，生命历程最晚当止于此年残冬。

湘潭民间故老相传，张氏晚年归乡时携数十箱典籍，"每晨必校勘于雨湖亭"。光绪初年刊刻的《雨湖耆旧集》收录其弟子回忆："先生临终前日，犹手批《尔雅义疏》未竟稿，烛烬染笺如血。"这般鲜活的记忆碎片，却因缺乏确切纪年，终成史海飘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同治三年六月广西巡抚张凯嵩的奏本有"前学政张正元遗疏上呈"之语，朱批"知道了"三字如寒鸦点墨。这道奏折的灰蓝色封皮上，时间戳记已漫漶难辨，恰似传主凋零的具体时辰，永远隐没在黄绫包裹的档案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