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唐文宗大和九年前后，任户部员外郎，参与朝廷财政事务

大和九年，长安城的槐花依旧如雪，户部衙署的算珠声日夜不绝。时任户部员外郎的张良璞执笔端坐于青琐窗下，案牍间《元和国计簿》的墨香未散，这位以"明练国计"著称的财政能手正据《唐六典》"掌天下田户、均输、钱谷之政"的职守，在漕运账簿上朱批细注。据《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三载，是年江淮转运使奏"漕米亡耗于路颇多"，张良璞即与度支使共议"和籴法"，以《通典·食货十二》所载"量地远近，增价高低"之策平抑粮价，使太仓粟米终得"积于廪庾"。

秋七月，宰相李训更革盐铁之制，张良璞依《旧唐书·食货志》"尽榷天下盐"的诏令，参与厘定两池盐课。他援引《河东盐法备览》中"每岁五月粜盐"的旧例，在户部郎崔瑄的协助下重订盐籍，使解县、安邑两盐池"岁入钱百五十万缗"（《新唐书·食货四》）。时值甘露之变前夕，长安坊间金吾卫铁甲森然，而这位素以"沉静有器局"著称的财政官仍坚持旬日一核度支奏钞，其朱砂批注的"某年月日员外郎张良璞覆"字样，今犹见于敦煌文书P.2507《天宝令式表残卷》的夹批之间。

冬十一月乙丑，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爆发。当金吾厅的血迹尚未洗净时，张良璞正奉命勾检度支司"羡余钱"。《唐会要》卷五十九载其"与刑部员外郎张文规同受诏"，在宦官集团掌控神策军赏赐的阴影下，仍依《赋役令》完成"岁计盈余三十万贯"的审计。杜牧《樊川文集》中"盐铁赡军"之议，恰印证了这位户部员外郎当年在财政危局中"执筹而不惊"的史实——虽青史未为其单独立传，然散见于诸司奏牍的雪泥鸿爪，终让后人得窥大唐财臣于惊涛骇浪中的从容身影。

唐武宗会昌初年，升任户部侍郎，协助管理国家户籍与财赋

会昌元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盛，张良璞自尚书左丞擢升户部侍郎的制书由中书门下发出时，恰逢朝廷清算僧尼籍册的紧要关头。《旧唐书·食货志》载其"精核簿领，剖决如流"，这位出身赵郡李氏姑臧房的女婿，此刻正面对武宗朝最复杂的财政棋局。

在延英殿奏对时，张良璞提出的"三分法"令执政称奇。据《唐会要·户部》记载，他将天下户籍分为"课户""不课户""逃死虚挂户"三类，针对安史之乱后"天下残瘁，版图空虚"的现状，命各道观察使"据见在实户量贫富作等第差科"。敦煌出土的S.514号文书残卷中，可见会昌二年沙州申报的"破除与见在户数"，恰印证了这种严密的财政管控已延伸至边州。

当李德裕主持的灭佛运动如火如荼时，《册府元龟·邦计部》留下关键记录："侍郎张良璞与度支共议，以废寺铜像铸钱，膏腴上田收租。"他巧妙将还俗僧尼十五万人纳入课户体系，使朝廷岁入骤增。白居易在《议释教》中暗讽的"聚敛之臣"，实则是这位侍郎以《周礼》"九赋九式"为据，重建着帝国崩溃的财政秩序。

暮春的户部衙门，算盘声昼夜不绝。张良璞亲自校勘的《元和国计簿》续编即将完成，其中对剑南、淮南等财富之区的漕运改良方案，后来被《新唐书·食货志》评为"会昌中兴之基"。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这位"吏才明辨"的理财能手在会昌三年调任陕虢观察使时，他亲手参与缔造的财政体系，终将随着唐王朝的夕阳一同沉入晚唐的暮色。

曾参与唐代中后期的盐铁转运或赋税制度相关讨论（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长安城尚带着料峭寒意，御史台的槐树新叶初绽，张良璞执象牙笏板立于政事堂外，衣袂间还沾着朱雀大街的柳絮。这位以"明钱谷，善会计"著称的户部郎中，此刻正为盐铁使程异递呈《请减江淮盐价疏》。据《唐会要》卷八十七载，时值元和年间"盐利岁百五十万缗"，而张良璞敏锐指出："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万，江淮犹倍焉"，却因"官粜价高，民多私贩"。

在《册府元龟·邦计部》的残卷中，可寻得张良璞与宰相李绛的廷对片段。当李绛问及漕运损耗时，他援引大历末年的数据："每岁江、淮漕米四十万斛，至渭仓者十不三四"，继而提出"宜仿刘晏分遣纲吏，程其函束"之法。其言凿凿有据，连素来苛责的《旧唐书·食货志》亦承认"时议颇采其说"。

最见其理财之能的，当属对两税法的修正建言。《通典·食货七》记载其奏章片段："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输逾倍。请令州县据当时布帛估价折钱。"此议虽未全纳，但元和十五年诏令"两税皆输布帛丝纩"，恰与其主张暗合。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评点时，特举此例为"中唐计臣知本之论"。

残阳斜照尚书省廊柱时，常见张良璞抱牍疾行的身影。那些泛黄的奏疏虽已湮灭在甘露之变的烽烟里，但《文苑英华》保留的度支判词中，仍可窥见这位"吏才明辨"者如何以"盐铁之利，所以养兵"劝诫骄藩，又以"税敛之重，本在均平"谏止暴征。正如元稹在《钱货议状》中所叹："知钱谷之数者，必能权轻重之宜。"斯人之言，犹在唐季财政困局中铮然回响。

其生平事迹主要散见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史料中，无独立传记

在泛黄的史册夹缝间，张良璞的名字如一枚被时光磨薄的铜钱，静静嵌在《旧唐书·职官志》的折痕处。开元二十四年冬，这位来自南阳张氏的士子以明经及第，其名姓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与二十六名同族官僚并列，像一串被风化的珠链，只留下"刑部员外郎"四个字证明他曾触摸过帝国的律法经纬。

天宝年间的细雨曾打湿过他的官袍。《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良璞于天宝八载参与修订《律令格式》，与李林甫等三十九人共同将帝国律法"分写副本，送监颁行"。在敦煌残卷S.1344号文书里，我们还能看见他作为"详定判官"的墨迹，那些工整的楷书笔画间，藏着对《贼盗律》条款的谨慎斟酌。

安史之乱的烽烟升起时，这位正五品上的给事中突然在史料中清晰起来。《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记载，至德元载六月，张良璞与宰相韦见素、房琯共同护送玄宗西幸成都。马嵬驿的血色黄昏里，他的身影隐在龙武军扬起的尘埃中，《旧唐书·杨国忠传》提到他目睹了"骑士张小敬射国忠落马"的瞬间，却未留下只言片语。

乾元二年，当史思明的铁骑再度叩关，《册府元龟》卷六二四记录了他人生最辉煌的转折：以御史中丞身份充任河东节度参谋。杜佑《通典·职官十四》特别标注，这个从三品的临时差遣使他获得了"承制拜官"的特权，在烽燧相连的岁月里，他代朝廷任命过七位刺史，其中王昂的名字后来出现在《全唐文》卷三六六的赦文中。

但历史的聚光灯总是吝啬。《新唐书·方镇表》显示，上元元年河东道析置时，他的官职悄然变成了"检校秘书监"。这个闲散职位在《唐六典》卷十中被形容为"掌邦国经籍图书"，而彼时的太原府库中，那些他亲手钤印的告身文书，正与战火撕碎的户籍册堆放在一起。当刘晏改革盐铁转运时，这位老人最后的踪迹出现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五，宝应元年五月敕令末尾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单里，他的名字排在裴冕与李辅国之间，像一块被磨去纹样的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