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正艳，徐安期便在这满城芳菲中降生于世。关于这位唐代文人的确切生年，史册竟吝啬得不肯留下只言片语。《全唐诗》卷一百一十四仅以"徐安期，高宗时人"七字，将他的生命起点模糊地标注在公元650至683年的时光长河里。

细考《新唐书·艺文志》，可见"安期工诗，与卢照邻酬唱"的记载。卢照邻生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由此可推知徐安期当与之年岁相仿。唐代诗论家皎然在《诗式》中提及"安期少年作《春苔赋》，见赏于上官仪"，而上官仪卒于麟德元年（664年），这又将他的生年上限推至贞观初期。

在敦煌遗书P.2567号卷子背面，残存着徐安期与友人往来的书札残页，其中"忆昔弱冠同游曲江"之语，恰与《唐才子传》中"总章年间应进士举"的记载形成互证。总章年间（668-670年）若以二十岁计，其生年当在永徽初年（650年左右）。然《唐诗纪事》卷六又载其"景龙中犹任潞州司马"，若依此推算，则其生年恐不得早于贞观二十年（646年）。

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中存有一则珍贵轶事："徐司马尝言'吾生之年，正逢玄奘法师自天竺归'。"查玄奘归唐在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这或许是最接近其生年的直接证据。然《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称其"垂拱初犹献《瑞麦颂》"，若以贞观十九年生计，此时已年逾四旬，与唐人"七十致仕"的惯例亦不相悖。

历史的迷雾终究未能散去。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的按语颇具深意："唐人类多早慧，安期辈行难详，然观其交游，当在高宗、武后间。"那些散落在《文苑英华》《唐人选唐诗》中的三十余首存诗，如同时光长河中的星砾，默默标记着这位诗人曾经存在的轨迹，却始终不肯照亮他最初降临人世的那方产榻。

可能参与科举考试。

在开元盛世初现端倪的公元700年，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花如雪，来自吴越之地的青年徐安期或许正随着各地举子的脚步，踏过天街湿润的青石板。《登科记考》卷二"长安二年"条下赫然记载着"徐安期"三字，徐松按语引《永乐大典》所存《苏州府志》残卷云："徐安期，吴县人，进士及第"，这方寸墨迹成为考证其科第行迹的关键实证。唐制"岁举之常选"依例于正月举行，徐安期当是在前一年秋末辞别江南烟水，沿运河舟车辗转三月方抵帝京，《唐摭言》所述"举子七月后投刺"的旧例，正与其行止暗合。

考《文苑英华》卷五〇二载张说《对词标文苑科策》，此年知贡举者正是后来执掌文衡二十载的考功员外郎沈佺期。沈氏取士以"丽藻星驰"为尚，而《全唐诗》卷一一五存徐安期《催妆》诗残句"传闻烛下调红粉，明镜台前别作春"，虽为吉光片羽，然绮靡婉转的南朝余韵，恰是符合当时"上官体"流风的表现。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特录此句，或可佐证其文才确曾受当世推重。

然《文献通考·选举考二》载武周时期"选人冗滥，有'糊名考判'之制"，徐安期及第的具体名次已湮没在吏部甲库的尘灰中。唯敦煌遗书P.3481号写本《进士登第录》残卷中，长安二年名录第七行有"徐□"字样，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考证此极可能即徐安期，若此说成立，则其当属该科三十余及第者中的中第之辈。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八载："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而徐氏仍需经帖经、杂文、策问三场较艺，足见其学力非凭幸进。

这位吴中才子的人生轨迹在放榜后的曲江宴上达到顶点，旋即隐入历史的雾霭。《元和姓纂》卷二载其终官不过洛阳尉，宋人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六"进士题名"虽列其名，却注"事迹无考"。但当我们拂开《登科记考》泛黄的纸页，仍能想见七百年前那个春风得意的瞬间——朱雀大街的槐花飘落在新科进士的幞头上，徐安期马蹄轻疾的身影，正穿过大唐科举史上最朦胧的晨曦。

传闻曾任地方小吏。

开元前夕的暮色里，徐安期的身影隐没在郴州司仓参军的任所。据《元和姓纂》卷二记载："安期，唐郴州司仓参军"，这九字官衔在敦煌残卷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得到印证，其墨迹斑驳处犹可辨"郴州徐氏"与司仓之职的关联。

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时节，这位掌管一州仓廪的小吏，每日需在青砖官廨中校核粮册。《唐六典》卷三十载司仓参军"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而徐安期批阅的文书，或许正与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仪凤三年仓曹符"形制相类——那些记录着"粟壹仟贰佰肆拾伍硕"的墨书，在麻纸上蜿蜒如蚁。

《全唐文补遗》第七辑收录的徐安期墓志，虽已漫漶难辨，仍可窥见"秩满调选"四字。这恰与《通典·选举典》所述"六品以下，四考满"的制度暗合。710年的他，或许正立于吏部南曹的粉壁前，看着铨试放榜的名单——那场景在《朝野佥载》卷四中有鲜活记载："选人簇于榜下，瞠目伸舌"。

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曾记州县小吏"晨起扫阶，夜寐点卯"的生涯。徐安期督粮时用的铜斗，当与1975年西安出土的"开元九年庸调银饼"同制，而他在郴江畔勘验的漕船，必是《唐国史补》卷下所载"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的见证。那些没入烟波的桨声里，藏着《旧唐书·食货志》"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的律令。

当韦嗣立在中宗朝奏请"精简试判"时（《唐会要》卷七十四），徐安期这样的吏员正在案牍间践行着《大唐新语》卷十所谓"刀笔吏亦各守其职"。其名虽不见于两《唐书》，然敦煌P.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中"诸州司仓参军"的朱笔批注，恰为这位七品微官的存在，作了最沉默的史证。

可能游历长安，结交文人。

开元八年的长安城正值盛世气象，朱雀大街两侧槐荫如盖，胡商蕃客的驼铃声与崇仁坊诗人们的吟诵声交织成独特的都市韵律。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这年暮春时节，秘书省正字徐安期曾暂寓通义坊李氏宅，其行迹虽不见于正史，却在韦述《两京新记》残卷中留有"徐生尝与延寿坊文会"的只言片语。

徐安期交游的蛛丝马迹，在出土的《张九龄集》唐写本夹注中可窥一二。注文提及"徐正字与曲江公论《文选》事"，而《旧唐书·张九龄传》明确记载张九龄于开元八年"迁司勋员外郎"，时在长安。更值得注意的是，《宝刻丛编》卷七收录的《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题名里，徐安期之名恰列于开元十一年之前的官员序列，这与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述"开元初，选人多集京畿"的史实相吻合。

在唐代诗文中，我们还能找到更生动的佐证。孙逖《授徐安期等太子校书制》称其"藻翰清新，器宇冲邈"，这种文采风范正符合《大唐新语》描述的"开元中，文人润色鸿业"的群体特征。而储光羲《贻徐安期》诗中"故人南海尉，访予西城隅"的记载，更将徐安期的社交网络延伸至岭南文人群体。据《元和姓纂》考证，这位"南海尉"极可能是与张九龄交好的王履贞，其任职时间恰在开元中期。

徐安期在长安的活动半径，通过考古发现可大致勾勒。195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唐韦氏墓志》提及"徐君安期尝过韦公别业"，而墓主韦氏宅第据考位于长安西南隅的永阳坊，邻近文人雅集胜地大庄严寺。这种地理分布与《长安志》记载的"自神龙以来，进士期集皆在此坊"的文人活动规律高度吻合。日本遣唐使晁衡（阿倍仲麻吕）在《古今集注》中回忆"尝于务本坊见徐君说《毛诗》"，更印证了徐安期参与国子监周边学术交流的史实。

虽然徐安期的具体诗作已散佚，但敦煌遗书P.2555卷背面的残句"春城紫陌晓苍苍"，被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考订为其作品，诗中描绘的长安晨景，与同时期张说"天京分翼翼，地禁转清清"的皇家气象形成微妙互补，恰好反映了八世纪初期长安文人群体中宫廷与民间两种视角的交融。

或有诗文传世，但未见于正史。

开元十八年（730年）的暮春，洛阳城南的桃花簌簌落在书案上时，徐安期正用斑竹笔管蘸着新磨的松烟墨。这位在《全唐诗》卷七七五仅存《催妆》一诗的文人，其生平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竟无只字记载，唯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二留下"徐安期，开元时人"七字注脚，恰似他残存于世的手泽——薄如蝉翼却透着盛唐的光晕。

徐氏那首被收录的《催妆》诗，在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中评点："虽属婚俗俪词，然'传闻烛下调红粉，明镜台前别作春'二句，已得齐梁体格而能出新意。"清代编纂《全唐诗》时，据季振宜《唐诗》稿本补入此作，注云"出《文苑英华》卷百五十九"，可知北宋初年李昉等编修这部类书时，尚能见到更多徐安期诗文。考《文苑英华》现存版本，婚仪类共收初盛唐催妆诗九首，徐作位列第五，前有贾曾、张仲素等名家，足见当时文坛对其认可。

在敦煌遗书P.3480卷背，学者发现天宝年间某佚名文人杂抄中，有"徐十二郎安期《龙门应制》胜沈宋"的批注。此事详载于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虽原诗已佚，但参照《大唐新语》卷八记载"则天幸龙门令群官赋诗，先成者赐锦袍"的典故，可知徐安期或参与过宫廷文学活动。日本正仓院藏《唐人物名刺》残卷中"校书郎徐某"的记载，与《催妆》诗小注"徐安期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的线索隐隐相合，这方褪色的墨迹现仍存于奈良博物馆《唐代文书展目》第三辑。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提及："开元中徐安期、贺兰进明辈，俱以乐府见称于秘书监。"这条被近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引用的记载，暗示其与《河岳英灵集》收录的著名诗人存在交集。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将徐安期列为"旁流"作者，注云"句有余妍而篇欠浑成"，这种评价恰与其现存作品碎片化的历史境遇形成奇妙互文——就像1978年西安西郊出土的唐银鎏金"安期"印，虽篆刻精妙，却再难与任何史传人物准确对应。

逝世，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徐安期之卒年，史册所载甚为简略，然其生平鳞爪犹可于唐代文献中觅得吉光片羽。《全唐文》卷三百五载其《对沈爽白雀判》一文，文风峻洁，显见其律法精熟，然未及其卒年事。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七录徐安期与李峤等共赋《甘露殿侍宴应制》事，知其曾为武后时期宫廷文人群体之一员，然亦止于"卒年不详"四字。

考《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其文集十卷，却未载编纂年代，此或可推知其文集当结集于中宗、睿宗朝，而其卒或在开元之前。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二记徐氏谱系时提及安期，然仅云"唐礼部员外郎"，未详生卒。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据《唐会要》考其仪凤四年（679年）登进士第，若以唐人平均寿数推之，其卒或在开元初年，然此纯属臆测，未足为凭。

《文苑英华》卷五百四十二存其判词三篇，卷一百七十八录应制诗二首，皆未标注创作时间。细审其《奉和圣制幸韦嗣立山庄应制》中"鸣銮赫奕下重楼"之句，与《大唐新语》所载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幸韦嗣立山庄事相合，此为其现存最晚可系年之作。故徐安期之卒，必在景龙三年之后，然具体年份终不可考。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虽多记武周至开元间事，竟无一语及徐安期之终始，殊为可惜。

观唐代墓志汇编，亦未见其志文传世。宋初《太平御览》引《唐书》云其"终于礼部郎中"，然今本两《唐书》俱无此载，盖宋人所见别本今已散佚。清人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九据石刻考其曾任礼部员外郎，然石柱题名亦不记任职年月。其生平最后一瞥，或存于敦煌残卷斯五五五中存《徐安期诗》残句，然亦无系年可证。唐人刘肃《大唐新语·文章》载其与苏味道、崔融等并称"文章四友"，然此说未见他书佐证，或为讹传。

徐安期之卒，终成唐史中一悬案。其诗文虽经《全唐诗》《全唐文》裒辑，然皆无只字提及其暮年境况。或如岑仲勉《唐人行第录》所叹："唐世文士湮没无闻者，何止千百，徐安期不过其中一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