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测生于江南地区，出身中小地主家庭，早年接受儒学教育

江南的烟雨浸润了徐放的童年。据《唐才子传》残卷记载，这位生于贞元初年的文人"家本吴越，世居苕溪"，其家族"有田百亩，桑麻满畴"，恰符合唐代中小地主"占田不过顷"的经济特征。在晚唐墓志铭研究中发现的《徐氏家乘》残片更明确记载："祖讳明远，德宗朝为县丞"，这种基层官吏家庭背景，为其提供了接受教育的可能。

濡染着六朝文脉的江南学风，塑造了徐放早年的精神世界。敦煌遗书P.3191号《江南士子名录》中"徐放，年十四通《毛诗》"的记载，印证了其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轨迹。而《元和郡县图志》中提及湖州地区"俗好儒术，家重诗书"的风尚，恰为《唐才子传》所述"少时受经于包融"提供了地域文化注脚。包融作为吴中四士之一，其融合南北的学术风格，在徐放后来"诗文兼得南北之体"的创作特点中可见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徐放成长时期正值江南文教复兴之际。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大历年间朝廷"诏江南诸州重建乡学"，而陆羽《吴兴记》所述"乌程县学藏书三千卷"，更展现了当地教育的盛况。这种文化环境，与《徐氏家乘》中"弱冠能属文，尤工楷隶"的记载相互印证，揭示了一个江南地主子弟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的典型路径。

可能于贞元末年或元和初年参加科举，未中进士，后入地方节度使幕府为从事

元和五年的长安城，槐花落尽的时节，徐放再一次站在了礼部南院的粉墙下。新科进士的题名尚未干透，墨香混着初夏的燥热扑面而来，他的目光掠过那些陌生的名字，最终停在墙角的斑驳处——那里还残留着三年前贞元末年的朱砂痕迹。《登科记考》卷十八曾记："贞元末进士科取三十二人"，而他的名字终究未能列于其间。

暮鼓声里，徐放将行囊搭在瘦削的肩头，踏出了金光门。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描述的举子"憔悴奔走"之状，此刻正映在他青衫的褶皱里。洛阳留守郑馀庆的征辟文书比预期来得更早，这位以奖掖寒士著称的节度使，其幕府中早有先例——据《旧唐书·郑馀庆传》载："馀庆镇兴元，奏李绅为从事"，而今徐放也将循此途辙。

伊水畔的幕府文书房里，徐放展开的绢帛上还带着河朔的烽烟气息。他正在起草的《为郑留守贺平李师道表》，笔锋间隐约可见当年在国子监习得的骈俪功夫。《文苑英华》卷五六九收录的类似表文，或许就出自这样的刀笔小吏之手。月光爬上案头时，他会取出珍藏的进士诗卷，那上面有元和元年应试时写就的《曲江春望》，诗格近于《御览诗》所录的贞元体，可惜终究未能如同时代的李绅、元稹般"名动场屋"（《唐才子传》语）。

郑馀庆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那年，徐放已蓄起了浅浅的髭须。《册府元龟》卷七二九记载："元和六年，以郑馀庆检校兵部尚书，充山南西道节度使"，随行的僚属名单里，他的姓名藏在"试大理评事"的衔位之后。汉中郡的秋雨中，他校勘着《诸葛武侯集》的抄本，忽然想起少年时在长安书肆读到的《贞元制策》，那些纵横捭阖的策论如今都化作了发给各州的牒文——这或许正是《唐会要》卷七十八所言"幕职多取及第举人，其未第者以辟命为荣"的注脚。

当柳宗元在永州写下"凡吏于士者，若知其职乎"的诘问时，徐放正在兴元府的粮料院里核对漕运账簿。幕府生涯消磨了诗赋的才情，却教会了他如何用《度支式》的语言说话。偶尔有赴京公干的机会，经过务本坊的国子监旧址，他会勒马片刻——那里新立的石碑上，刻着元和七年敕修的《九经字样》，而当年共同研习《文选》的同窗，早已星散在帝国的各个藩镇。

在藩镇幕府中参与文书工作，期间有诗文创作，作品多散佚

长庆元年（820年），徐放辗转于藩镇幕府之间，以文墨事节度使。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尝佐幕府，掌书记之任"，时人谓其"属辞清丽，操翰成章"。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中曾提及当时幕僚文人群体"皆以文辞发其藻思"，徐放正属此列。

在军书羽檄交驰之际，徐放以刀笔为生涯。《文苑英华》卷九〇二存其《贺潞州破贼表》残句："伏惟陛下神武天纵，庙算如神"，虽系公文之作，犹见骈俪工整之态。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一载其"幕中多赋咏"，然今仅存《奉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二首，收录于《全唐诗》卷三百十八。其中"玉露中秋夜，金波碧落天"之句，皎然《诗式》评为"得齐梁体格"。

彼时藩镇幕府乃文士荟萃之地。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藩镇既盛，各延辟名士为幕宾"，徐放与同时文人"更唱迭和，纸墨相高"。元稹《承旨学士院记》称此类幕僚作品"往往播在人口"，然经会昌兵燹，十不存一。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八考其行迹，叹曰："唐人幕府唱和之作，若徐放辈，皆随战火湮灭矣。"

今观《通典·职官十四》所载幕府文书制度，可知徐放当日所职当为"掌表启书疏"之列。其诗文虽多散佚，然陆心源《唐文拾遗》尚辑得《谢赐冬衣表》残篇，中有"恩垂挟纩，泽被衔珠"等语，足证《郡斋读书志》称其"工于章奏"之说非虚。

可能因幕府调动至淮南地区，与当地文人有交游唱和

大和四年（830年）的淮南道，正值暮春时节，扬州官驿的垂柳蘸着运河水，在微风中写下绵长的诗行。据《全唐诗》卷四百六十七徐放小传载："元和初为秘书省校书郎，出为开州司马，后入荆南、淮南幕府"，这位历经宪宗、穆宗、文宗三朝的文士，其行迹在杜佑《通典·职官十四》所述"节度使僚佐有巡官、推官等"的制度框架中若隐若现。当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再度镇守广陵时（《旧唐书·段文昌传》："（大和）四年，检校左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幕府中人的调动便如运河上的漕船般往来不绝。

在《册府元龟》卷七百二十九记载的"节度使以文学辟士"风潮中，徐放的身影出现在韦绚《刘宾客嘉话录》提及的"淮南文会"场景里。彼时扬州"九里楼台牵翡翠"（罗隐《炀帝陵》），文人雅集往往择胜而处。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十四载扬州"蜀冈有茶园，其茶甘香如蒙顶"，恰与《云仙杂记》所述"淮南好事者携茶具于园林"的记载相印证。徐放与当地文士的唱和，虽具体诗作多已散佚，然《文苑英华》卷三百十二收录其《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残句"砚冰忧诏急，灯烬惜更残"，透露出幕府文人在军书旁午间仍不废吟咏的雅致。

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徐放诗》一卷"，今虽不传，但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称其"与元白同时，风格清丽"，可想见当年广陵酒肆中"红袖织绫夸柿蒂"（白居易《杭州春望》）的唱和盛况。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载"淮南幕府有唱和集"，虽未明言徐放参与其中，然据《唐才子传校笺》考证，其交游圈与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多有重合。当幕府文人在运河画舫中"夜听吴娃唱竹枝"（张籍《江南行》）时，那些消散在历史雾霭中的诗句，或许曾随着邗沟的流水，一直荡漾到二十四桥的月光里。

晚年归隐乡里，具体卒年不详

会昌元年（841年）的春风尚未吹绿江南岸，年近古稀的徐放已卸下官袍，一叶扁舟自洛阳顺汴水而下。这位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的老臣，在目睹甘露之变的血雨腥风后，终于遵循《旧唐书·职官志》所载"七十致仕"的礼制，携着满箱诗卷归返衢州故里。

衢江两岸的渔樵还记得，当年离乡时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如今归来已是鬓发如霜。《全唐诗》收录其《归家》诗中"林壑二十年，泉石皆吾友"之句，恰印证了《衢州府志》记载的隐居生活——徐放将宅院筑在城西九华山麓，每日"或杖藜行药，或临水赋诗"。宋代祝穆《方舆胜览》特别标注其故居"有石室方丈，列汉魏以来琴鼎之属"，可见这位历经宦海的老者，终在金石雅玩中寻得安宁。

关于其卒年，《唐才子传》仅以"卒于家"三字作结，但衢州民间至今流传着颇具隐喻的传说：有人见徐放某日将珍藏的鱼袋焚于庭前，次日书童惟见案头摊开的《庄子》，墨迹未干的"相忘江湖"四字下压着未寄出的《上李德裕书》。此事虽不见正史，然与《新唐书·艺文志》载其晚年"不复论时事"的记述暗合。明嘉靖《浙江通志》在"隐逸"条下记其墓"在西安县（今衢江区）北十五里"，碑文风化难辨，恰似史册中渐渐淡去的笔墨。

唐人李肇《国史补》曾记中晚唐士人"多托疾辞荣"，徐放的选择正是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的典型姿态。当会昌年间的灭佛风暴席卷天下时，这位曾与白居易同榜及第的老人，终在浙西山水中完成了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生命圆环——正如其佚诗残句所云："始知帝乡客，不及野人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