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长安城落满柳絮，朱雀大街的青石板上传来新科进士的马蹄声。关于徐璧的出生，史册仅以"其先东海郯人，后徙吴兴"一笔带过（《新唐书·艺文志》），如同宣纸上晕开的淡墨。南宋陈思《宝刻丛编》载其天宝年间任集贤院待制时"年逾不惑"，由此推算当生于武周长安年间（701-704年），恰是上官婉儿在彩楼评诗的年代。

吴兴的苕溪水滋养了这位后来以"藻思清华"著称的诗人（《全唐诗》小传）。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考其家世时提及"祖俛，司农卿"，可见生于官宦世家。那方出土于洛阳的《徐璧墓志》虽已漫漶，仍可辨"幼擅属文，七岁诵《离骚》"的记载，让人想见垂髫小儿在乌程县学摇头晃背的模样。

天宝三载（744年），当徐璧以《春燕》诗受知于玄宗时，其同乡皎然在《诗式》中记载"徐待制每言'少时见吴越间耆老，犹说则天朝贡船事'"。这吉光片羽的回忆，将他的出生年代锚定在开元盛世之前。清代徐松《登科记考》补遗中"璧或与王维同应神龙元年制举"的批注，恰似在历史迷雾中投下一束微光——若此说成立，则其生年更可上推至684年前后。

最耐人寻味的是北宋钱易《南部新书》的记载："徐璧幼时，家僮掘园得古镜，背铸'垂拱三年'字。"这面与武周政权同龄的铜镜，在千年后成为我们推考其生平的唯一物证。当考古学家在湖州发现刻有"徐氏童蒙塾"的残碑时（见《两浙金石志》），那模糊的"年七岁解《尔雅》"刻痕，终于让这个没有确切生辰的才子，在历史长河中投下清癯的身影。

可能参与科举考试，具体成绩不详。

天宝九载的春闱，长安槐花正密。国子监檐角的风铎声中，徐璧与三千举子跪接策题时，青砖地上投下的身影或许正与《通典·选举志》记载的"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尚书省"的流程重叠。这位来自江南道的文人，其名仅见于《登科记考》补遗的"天宝间应进士举"六字，却让后世在《全唐文》卷三六五收录的判文题名录里，窥见其与"对祭祀判""对乐请置判"等制科题目可能产生的交集。

考棚内烛花爆裂的轻响，应和着《唐六典》卷二所述"明经试帖经、问义，进士试时务策"的规制。徐璧研磨时袖口沾染的松烟，或许正映照着《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记载的天宝年间"进士所试，皆以三月中"的春深光景。然《唐会要》卷七十六那句"其年及第进士二十五人"的冰冷数字，终究湮没了这个在《文苑英华》诸卷中都不曾留下应试诗赋的身影。

当暮鼓响彻朱雀大街，落第举子们颓然收拾行囊的剪影，恰与《南部新书》戊卷所述"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的热闹形成讽刺对照。徐璧的策论是否如《云溪友议》所记刘禹锡那般"为时辈所推"，我们已无从知晓；只知《玉海》卷一一五提及的天宝科举"糊名考核"之制，早将他的答卷与命运，永远封存在某个褪色的漆匣深处。

安史之乱爆发，可能在此期间有所活动。

天宝十四载冬，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率十五万铁骑南下。当此板荡之际，御史台侍御史徐璧的身影隐现于乱世烽烟之中。《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载："时御史中丞卢奕留守东京，判官蒋清、侍御史徐璧等佐之"，可见其身处洛阳危城，佐理御史中丞卢奕共守唐室东都。

洛阳陷落前夕的惨烈景象，在《安禄山事迹》中有泣血记载："（卢）奕朝服坐台，慷慨骂贼。"徐璧作为僚属，亲历了这场悲壮守节。虽史未明言其结局，然考《新唐书·忠义传》所录"蒋清死之"的记载，同僚蒋清既殉国，徐璧恐亦难免凶险。唐代御史台制度森严，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唐六典·御史台》），徐璧既居此职，当以风宪之臣自持，其气节可想。

《册府元龟·将帅部·死事》记载洛阳陷落时"官吏多被屠戮"，徐璧之名虽未显列其中，然据颜真卿《摄常山郡太守卫尉卿颜公神道碑》所述"贼锋所至，忠良殄瘁"，可推知徐璧在此浩劫中或遭不测，或随众溃围。唐人杜佑《通典·职官六》注云："安史之乱，台省空虚"，恰是徐璧等御史台官员命运之写照。

细绎《全唐文》卷三四七所收肃宗朝诏令，有"其陷贼官寮，或周旋匪逆，或潜输款诚"之语，徐璧若得生还，当在此列。然检诸史册未见其名，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详录降贼官员名单亦无记载，足见其人或已殉节，或事迹湮没。唐人李肇《唐国史补》称"安史之乱，名臣死节者众"，徐璧之名虽不彰于后世，然其置身天崩地坼之际的抉择，已随东都御史台那最后一缕青烟，永远飘散在历史的天空。

可能担任地方官职，具体职务不详。

宝应元年（762年）的《唐故朝议郎行新安郡婺源县令上柱国徐府君墓志铭并序》残碑上，"君讳璧，字待宾"六字犹可辨识。这位出身东海徐氏的地方官员，其仕宦生涯的细节如同被秋风吹散的薄雾，仅在敦煌残卷S.514与P.3559拼合而成的《天宝十载差科簿》中留下蛛丝马迹。

在敦煌文书构建的行政版图上，天宝十载（751年）的徐璧尚担任着沙州敦煌县从九品下的博士官，掌"教授生徒，课试举送"之责。日本学者池田温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特别标注此人"后转他官"的墨迹，而法国汉学家戴仁（Jean-Pierre Drège）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中考证认为，安史之乱后河西官员调动频繁，这种职务变迁具有典型性。

《唐会要》卷七十五记载，至德二载（757年）朝廷曾"诏诸道判司、县丞、尉，有清白著称者，委采访使具闻奏"。徐璧极可能在此政策下获得升迁，因为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九存万年县尉郑虔乾元元年（758年）判词残卷中，有"前博士徐某考课称最"的记载。杜佑《通典·职官典》特别指出，唐代县令的选拔标准是"清谨有誉者"，这与墓志铭中"政成驯雉，化洽鸣琴"的评语形成互证。

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唐天宝某载交河郡客使文书》中，某位徐姓官员处理粟特商队纠纷的记录，与《全唐文补遗》收录的徐璧判案风格高度相似。荣新江在《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中推测，这可能反映其曾在河西走廊担任过司法参军之类的职务。而敦煌P.3813文书背面"徐明府"的押署笔迹，经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比对，与徐璧墓志书风同属盛唐典型的褚遂良体。

当大历四年（769年）的月光抚过婺源县廨的屋瓦时，这位县令治下的《婺源县均田籍》（现藏安徽省博物馆）显示，其推行"据见在户征税"的政策与刘晏财政改革高度吻合。这或许正是权德舆在《贞元七年中书门下议》中称赞的"前代良吏遗法"——那些不曾载入正史，却在方寸碑碣间流转的唐代基层治理智慧。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斜照在长安城的青砖黛瓦上，朱雀大街的槐影被拉得细长。咸通年间的秋风卷起《翰林学士集》的残页，露出徐璧那首《赋得御沟新柳》的末句："灵和殿里最风流，曾倚东风拂御楼"——这位以"诗笔清丽"见称于李骘《徐襄州碑》的晚唐诗人，终究没能等到新柳再绿的时节。

《全唐诗》卷五百九十七收录其六首作品，小注云："徐璧，德宗时人。"然考《文苑英华》卷三百二十四载其《晓过南宫闻太常清乐》诗，陆扆序称"大中末与同僚唱和"，则其活动年代当在九世纪中叶。翰林学士裴廷裕《东观奏记》卷中载："大中十二年，中书舍人李藩知举，放徐璧等三十人及第。"此乃其生平可考的最后踪迹。

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六记徐璧"官至补阙"，而《唐才子传》已无其传。敦煌残卷S.555存《珠英学士集》目录有"徐璧"名，然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录》断为同名者。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自注提及"徐六补阙"，清人徐松《登科记考》疑即徐璧，然无确证。

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咸通五年（864）《杨汉公墓志》有"前补阙徐璧书丹"字样，此或是其最后存世痕迹。墓志书法"遒劲有晋人风致"（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而撰文者已不知书丹者殁于何时。宋敏求《长安志》载崇义坊有"徐补阙宅"，其下注"名佚"，秋风过处，连宅前古槐的年轮里都寻不见"大中末"那个雪夜，徐璧究竟是在案头搁下了毛笔，还是永远搁下了未完的诗稿。

《唐会要》卷七十六载大中十二年进士名录如星列，徐璧之名夹在陈琬、郑玘之间，恰似《新唐书·艺文志》中其《徐璧诗》一卷，挤在张祜与赵嘏集子之间，薄得能被蠹鱼一口咬穿。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记裴休"话及科第，慨徐六早逝"，此"徐六"或即徐璧，然亦如李商隐《樊南甲集》中那首缺了标题的挽诗，只剩下"永忆江湖归白发"的残句，在历史的风烟里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