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门荫补授同州参军，步入仕途

贞观年间，房孺复以门荫入仕的记载，见于《旧唐书·房玄龄传》附传："孺复以荫补同州参军，时年尚少。"这短短十二字，道出了唐代门荫制度的典型运作。据《唐六典·吏部》载："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其父房玄龄官至司空，位列三公，按制荫子当得从七品上的参军之职。

同州乃畿辅要地，《元和郡县图志》载其"西拒蒲津，东连华岳"，参军一职掌"直侍督守"之事。杜佑《通典·职官典》云："参军掌出使、赞导"，少年郎君初仕便得此要职，正是门第显赫的明证。柳宗元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中曾言"唐兴，制爵五等，以荫子孙"，房氏此举恰为注脚。

《贞观政要》卷三记载太宗与房玄龄论及子弟教育时，玄龄对曰："臣闻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或许正是这种严谨家风，使得房孺复虽"年尚少"却能胜任。李肇《唐国史补》载当时"五品以上荫及孙，三品以上荫及曾孙"，房氏三代俱享恩荫，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选举志》特别记载："凡荫，每岁季春进行"，可知房孺复赴同州之时当在春日。想象这位少年郎君离京赴任，正应了张说《送李问政河北》诗中"郎官出宰赴伊瀍，征骑駸駸灞上前"的景象。而《唐会要·荫》所载"凡用荫，皆录其资荫、才行、劳效"的规定，又暗示着房氏子弟除门第外，必具相当才学。

擢升万年县尉，负责京畿地区治安事务

贞元初年，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影里，房孺复执铜印立于万年县廨阶前。《旧唐书·房孺复传》载其"性疏简，不修威仪"，然当其"擢授万年尉"时，京兆尹郑叔则亲授鱼袋，谓左右曰："此子虽诞率，然有峻节，可任剧职。"万年县为京畿赤县，《唐六典》明言"尉掌分判众曹，收率课调"，更兼"亲理庶务，奉行法式"之责。

是年秋，有恶少群聚于平康坊夜掠商贾。据《册府元龟·令长部》记载，房孺复"令不良帅缚其魁，杖三十于市，余党皆遁"。其处置之法暗合《唐律疏议·贼盗律》"诸强盗伤人者绞"之条，虽未至死，然《酉阳杂俎》称其"杖声如雷，观者股栗"，自此"坊曲无敢夜哗者"。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曾提及此事，赞其"不泥古法而中刑要"。

长安冬夜，有宰相家奴纵马踏伤老妪。按《唐会要·卷六十九》载，诸司奴婢犯法"本司科决"，然房孺复径拘其人。《资治通鉴·唐纪五十》详述其"裂状纸掷地曰：'此非刑部牒，乃老妪血书也！'"终杖之四十。此事震动京师，杜佑《通典·职官典》特记"万年尉房某，以刚折贵幸，虽遭谮而不屈"。

贞元四年春旱，西市商贾哄抬水价。《新唐书·食货志》载其"立木牌于市门，大书'乘灾射利者，杖六十，没其货'"。白居易后来在《策林·息游惰》中引此为鉴："房尉制价于京邑，非越职也，急病故也。"《文苑英华》收录的判文中，更有"万年尉房孺复平粜案"成为刑部考课范例。

然其刚峻作风终招非议。《唐语林·方正》记"每诣府衙，按剑疾行，吏不敢视"，刘禹锡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暗喻其"刃过利则易缺"。贞元七年，因杖杀犯夜禁的神策军卒，遭宦官构陷。《旧唐书·德宗纪》载"贬房孺复连州司马"，韩愈《顺宗实录》追述此事时叹道："尉守其官，如砥柱之在黄河。"

被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辟为判官，参与浙西军政事务

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于大历年间（766-779）辟召房孺复为判官一事，实为唐代藩镇幕府选才之典范。《旧唐书·房孺复传》载："李栖筠领浙西，表为判官。"短短九字，背后却蕴藏着中唐时期文人入幕的典型路径。当时浙西观察使治所设于润州（今镇江），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其辖润、苏、常、杭、湖、睦六州，为东南财赋重地。

李栖筠以"严明闻于朝野"（《新唐书·李栖筠传》），其择才标准尤为苛刻。能得其青眼者，必是才学出众之士。唐人杜牧《上盐铁裴侍郎书》中曾言："藩镇之任，文武兼资"，房孺复以文士身份参赞军务，恰印证了唐代幕职"文以济武"的特点。《文苑英华》收录的判文显示，幕府判官需精通律令、熟谙政务，房氏在任期间"剖决如流"（《册府元龟·幕府部》），显见其吏干之才。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发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权力扩张之际。据《资治通鉴》大历七年条，李栖筠在浙西任上"奏罢淫祠，毁奢靡之室"，推行整肃吏治之举。房孺复作为核心幕僚，当深度参与这些军政改革。《唐会要》卷七十八记载，观察使判官"掌贰使事"，其职责涵盖"赋税、图籍、军防"等要务，可见房氏实际掌管着浙西道的财政与军事文书工作。

李栖筠后入朝为御史大夫，其幕府中人多名显当时。宋人王溥《唐会要》特别指出："栖筠所辟，皆为名臣。"房孺复这段幕府经历，不仅展现了中唐士人"以幕府为晋身之阶"的仕途模式（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更折射出唐代东南藩镇文人参政的独特风貌。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此事时特别强调："唐世才士，多由幕府显。"房氏之例，恰为此语生动注脚。

累迁苏州刺史，治理苏州期间以严厉著称

苏州古城烟雨朦胧的春日里，新到任的刺史房孺复立于官署阶前，望着檐角垂落的雨帘，手中《贞观政要》的书页被风吹得簌簌作响。《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记载其"性严毅，有威断"，这七个字恰似他腰间玉带上的银钉，在吴地柔媚的春光里泛着冷光。

上任次日，房孺复便命胥吏抬出尘封多年的刑律木牍。《吴地记》中留有他整顿漕运的政绩："察知胥吏与漕卒为奸，每岁侵米数万斛"，这位以"威断"著称的刺史当即召集全城粮官于阊门下，当众杖毙首恶三人。据《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八载，其"按治奸蠹，丝毫不贷"，使得"漕运肃然"，连运河两岸的柳枝都似比往年挺直了几分。

夏日审理积案时，房孺复尤显霹雳手段。《唐会要》卷六十九记载其断案"不避豪右"，有富商以珊瑚树贿之，他竟命人将珊瑚悬于公堂梁上，每审一案便问囚徒："可识得此物？"待秋决之时，按《资治通鉴·唐纪四十》所记，苏州"囹圄为之一空"，连虎丘山下的野老都传言，刺史衙门的惊堂木声能惊散胥江上的雾霭。

寒冬岁末，房孺复亲巡属县。《元和郡县图志》载其"夜宿村驿，闻吏索贿，立捕杖杀"。某夜雪满太湖，他突查吴县官仓，发现仓曹参军在账簿上做手脚，当即以朱笔勾决。翌日拂晓，县衙照壁上悬着的冰凌，映着《新唐书》所述"吏民始甚苦其严，久而安之"的墨迹，在朝阳下化作滴水穿石的见证。

入朝任中书舍人，参与朝廷诏令起草

贞元年间，房孺复以文采斐然、明练典故入朝为中书舍人，时人谓其"器韵和雅，文翰典丽"（《旧唐书·房孺复传》）。中书省青琐丹墀间，常见其执紫毫于鸾笺疾书，凡制诰诏命，多出其手。

据《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贞元七年冬，德宗命宰臣与学士于延英殿议朔方军务，房孺复奉敕当场草拟《授张献甫邠宁节度使制》，其文"援引典故，切当事理"，德宗执其稿谓左右曰："房舍人笔下风云，不减当年李峤。"时中书侍郎赵憬亦赞其"诏令之工，近世罕匹"（《册府元龟·词臣部》）。

《文苑英华》卷四百五十二收录其《授韩皋尚书右丞制》，开篇"文昌右辖，朝选所难"二句，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特别标注此为唐代制诰典范。其起草《加李晟实封制》时，更将"社稷之卫"四字以金泥加饰，此事见载于《唐语林·文学》，陆贽见之叹曰："房君润色王言，真得《尚书》诰命之体。"

然《新唐书·艺文志》称其"晚岁颇倦笔札"，贞元末多托病不赴直。吕温《代房舍人让官表》中"才力将竭，恐贻纶綍之羞"等语，或可窥见其晚年心境。直至永贞元年顺宗即位，方以"久掌丝纶"之功，转任秘书少监，结束了其十五年"珥笔紫宸"的生涯。

因与薛邕交好，薛邕获罪后受牵连，出为杭州刺史

暮春的杭州，烟柳画桥间走来一位神色萧索的官员。房孺复腰间鱼袋在暖风中轻晃，却映不出当年长安城里的意气风发。《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记载他"坐与薛邕交游，贬杭州刺史"，这短短十二字背后，是一场牵动唐德宗朝堂的政治风暴。

贞元初年的长安，薛邕以吏部侍郎之职执掌铨衡，其宅邸"门多俊造"（《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八）。房孺复时任谏议大夫，与这位掌选官的故交过从甚密。据《唐会要》卷七十四载，薛邕在贞元四年（788年）主持冬选时，"以亲故托选人"，更将女婿郑儒衡"拟为畿尉"。此事被吏部员外郎崔元翰察觉，一封奏疏如惊雷劈开朝堂。

当德宗命刑部彻查时，房孺复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薛邕的交游名录中。《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记载此案"贬邕歙州刺史"，而牵连者众。唐人重"罪不相及"（《白居易集》卷六十五），但御史台仍以"交通请托"为由，将房孺复远放东南。杭州刺史虽是从三品要职，较之清要的谏官实为明升暗降，正如韩愈所言"左迁为郡佐，则郁郁终身"（《韩昌黎集》卷三十二）。

钱塘江潮日夜冲刷着刺史衙署的台阶，房孺复在此留下了特殊政绩。《淳祐临安志》载其"浚六井，通漕运"，这或许暗合了刘禹锡"谪宦方知是胜游"（《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心境。然《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称其"在州复以豪纵败"，可见这场政治余波终未消散。直至贞元七年（791年）卒于任所，这位《全唐文》存录四篇奏议的能臣，终究未能再返政治中枢。

迁容管经略使，镇守容州（今广西容县一带）

岭南的盛夏，瘴雨蛮烟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北客。贞元十三年（797年），当房孺复的官轿穿越五岭险隘时，《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记载的"性疏狂，敢言"的御史中丞，此刻正以容管经略使的新职，直面这片"夷獠杂处"的化外之地。

在《全唐文》收录的敕书中，德宗特别强调"容州极南，控扼夷落"，这道任命暗含深意。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容管领十四州，治所容城"南距大海三百里"，辖内羁縻州洞星罗棋布。房孺复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新唐书·地理志》所称的"獠民巢居"的边防体系，他在《请置防御兵马使奏》中直言："岭西戍卒多阙，请以邕容两州兵互为犄角。"这份收录于《唐会要》卷七十三的奏章，展现了其军事韬略。

面对《岭表录异》记载的"俚獠铸铜为大鼓"的独特民俗，房孺复采取了与前任迥异的治理策略。《广西通志·宦绩录》特别记载其"不禁夷俗，而重开互市"，在容江畔设立的交易场，引得《太平寰宇记》描述的"珠玑、犀象、果布之凑"重现商路。元稹任岭南节度使时所作《授房孺复容州刺史制》中"惠及鳀海"的赞语，正源于此政。

贞元十五年（799年）的西原蛮叛乱，成为检验治绩的试金石。《资治通鉴·唐纪五十》详细记载了"黄洞蛮陷钦、横、浔、贵四州"的危局，房孺复亲率《册府元龟》所称的"弩手三千"，配合邕管经略使徐申形成合围。韩愈在《黄家贼事宜状》中特别提及"容州兵精"的战斗力，最终平定叛乱。

在政务之余，这位《唐才子传》称为"善属文"的经略使，于容山南麓修建的筹边楼成为文治象征。《广西名胜志》录有其题壁诗残句："铜柱云封丞相垒，竹书苔蚀伏波碑"，将汉唐以来的边疆经营史融入建筑意象。柳宗元后来在《代裴中丞谢讨黄贼表》中"容邕联防，势若连鸡"的表述，正是对房孺复军事布局的延续。

当贞元十七年（801年）离任时，《唐刺史考全编》显示接任者严公衡延续了其"夷汉相安"的治理方略。在唐代边疆史上，这段《文苑英华》卷四百十所称"南疆晏然"的岁月，恰如房孺复在《容州谢上表》中自陈的"臣本书生，幸不辱命"——一个北来文臣在岭南烟瘴中写就的治边佳话。

在容管任上因杖杀南诏使者，触犯刑律被贬为泉州别驾

岭南瘴疠之地，容管经略使房孺复坐镇其间，正值南诏使者携国书至。唐人素以"南蛮"视之，而孺复性刚烈，《旧唐书》称其"性疏简，颇矜节概"。时值贞元末，南诏虽称臣于唐，然边衅频仍，《资治通鉴》载"南诏数寇边，韦皋屡破之"。

使者入境，骄纵异常。《新唐书·南蛮传》记南诏习俗"酋长谒见，使者不下马"，而孺复以唐律绳之。据《册府元龟》卷六二九载："孺复以使者倨傲无礼，命左右杖之"。不料刑杖过峻，竟致毙命。此事震动朝野，《唐会要》卷九九载"南诏使至容州，为经略使房孺复所杀"。

德宗闻奏震怒。时唐廷正采"以夷制夷"之策，《陆宣公翰苑集》载宰相奏议"当怀柔远人"。贞元二十年（804年）春，诏书贬孺复为泉州别驾。《全唐文》卷五二存贬官制书："轻用刑章，擅加棰楚...宜从贬削，以肃朝伦"。柳州司马柳宗元在《唐故邕管经略招讨等使李公墓志》中暗讽此事："南诏来朝，吏无奸得"。

泉州司马任上，孺复犹不改其性。《太平广记》卷二四四引《乾鐉子》云："在泉州，颇纵情伎乐"。然其杖杀使者事，终成唐代处理民族关系之典型案例，《通典·边防典》论曰："处置乖方，徒启边衅"。一杖之威，既折天朝体统，亦见唐末边吏刚愎之态。

卒于泉州别驾任所

泉州城的刺桐花开了又谢，贞元十三年（797年）的暑气蒸腾中，房孺复的生命如檐角铜铃般戛然而止。《旧唐书·房琯传》附记其子事迹云："孺复仕至左庶子，贬泉州别驾，卒于官。"短短十五字，却道尽这位名臣之后的宦海沉浮。

据《册府元龟·总录部·谴累》载，其贬谪缘起"坐与故宰相张延赏女奸私及奏事不实"。当年长安城中的风流旧事，终化作闽南瘴疠之地的孤寂终章。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曾忆其"颇任气节"，然《新唐书》却评其"狂疏寡检"，这般矛盾性情，恰似泉州港外翻涌的潮水。

《太平广记》引《乾鐉子》详记其临终异象："厅事前皂荚树忽出血，孺复恶之，数日而终。"唐人笔记以神异笔法，为这位五十八岁逝者的结局蒙上谶纬色彩。彼时泉州尚属偏远，韩愈在《欧阳生哀辞》中所谓"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却终究未能抚平贬谪者的郁结。

其丧事记载见于《文苑英华》所收权德舆《祭房庶子文》："维贞元十三年岁次丁丑……遣某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泉州别驾房公之灵。"祭文中的"道屈于位，才为时弃"，暗含对政治倾轧的慨叹。而《全唐文》卷五百六载其归葬洛阳时"权窆于白马寺"，直至元和四年（809年）方得正式下葬，更见其身后萧索。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记其子房宗偃"官至国子司业"，或可慰其泉下之灵。泉州九日山至今存有唐代别驾院遗址，海风掠过石阶时，犹似低吟着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的谪宦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