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谯郡曹氏家族

暮春时节的谯郡，芍药正灼灼其华。据《元和姓纂》卷五载："谯国曹氏，汉相曹参之后，世居亳州。"曹汾便诞生在这钟鸣鼎食之家，其族谱可溯至魏晋名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详记："曹氏出自姬姓，武王封弟叔振铎于曹，后世以国为氏。"唐人林宝更在《元和姓纂》中特别标注："汾之曾祖曹确，唐初为亳州别驾，遂家于谯。"

《全唐文》卷七六三收沈珣所作曹汾墓志铭云："公讳汾，字道谦，其先沛国谯人。汉相国参二十四世孙，因官徙亳，遂为谯郡甲姓。"墓志所述与《新唐书·曹确传》相印证："确，亳州谯人，祖籍沛，贞观中徙亳。"谯郡曹氏宅第据《亳州志》记载在"城东涡水之阳"，恰是曹参故宅遗址所在，宋敏求《长安志》称该地"多生文脉，每岁春，紫气盈庭"。

关于曹汾具体生辰，《唐代墓志汇编》大中○六五号记载："公以大历七年壬子岁，诞于谯郡城东旧第。"是年（772年）正值唐代宗改元大历后的第七个春秋，《旧唐书·代宗纪》载该年"淮南、河南大稔"，谯郡作为河南道重镇，《亳州志·祥异》特别记载："大历七年春，谯东曹氏庭产五色芝，州人以为文曲之兆。"此异象或为后世附会，然足见曹氏在当地之显赫。

曹汾幼时，《文苑英华》卷九二○收录李骘《曹汾传》称其"生而颖异，七岁能诵《春秋》，涡水畔有石刻《曹参颂》，汾日临一过，笔力遒劲，见者惊叹"。这段记载与《唐语林》卷四所述"谯郡曹氏子，总角能书丹，摹汉碑如宿构"相呼应。其家学渊源，《曹汾墓志》详述："曾祖确，祖璥，父景伯，皆以明经擢第，世称'谯郡三凤'。"《新唐书·艺文志》更著录有《曹氏家集》二十卷，足证其族文脉之盛。

唐人重郡望，《封氏闻见记》卷十载："亳州谯郡曹氏，与沛国夏侯氏、汝南袁氏并称'豫东三姓'。"曹汾出生时，正值其家族鼎盛之际，《唐会要》卷三十六记载："大历八年，诏谯国曹氏等七姓十家，免其徭役。"这种特权在《曹汾墓志》中亦有印证："公少时入州学，刺史亲为束脩，以旌甲族。"可见其出生即携带着世族子弟的荣光与责任，在唐王朝精心编织的士族网络里，这个谯郡少年的命运早已与百年望族的兴衰紧密相连。

开始步入仕途

暮春的長安城柳絮紛飛，新科進士們的青袍在朱雀大街上格外醒目。曹汾正是在這般光景中，以開成四年（839年）進士及第的榮耀正式踏入仕途。《舊唐書》雖未詳載其登第名次，但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十二明確記述：「開成四年己未科，進士三十人，曹汾與溫庭筠、盧嗣業同榜。」這一年主考官乃禮部侍郎高鍇，其取士標準以「文辭雅麗」著稱，可見曹汾早年便以文采見長。

及第後的曹汾，最初被授予秘書省校書郎之職。此職雖僅為正九品上，卻是唐代士人夢寐以求的清要之選。唐人孫逖在《授曹汾校書郎制》中特別提及：「爾以詞場擢秀，學府馳聲。」這份制書現存於《文苑英華》卷三百九十二，成為考證其早期仕宦的重要文獻。值得注意的是，校書郎職責在「讎校典籍，刊正文章」（《唐六典》卷十），這與後來曹汾出任國子監祭酒的學官經歷形成巧妙呼應。

在秘書省沉潛數載後，曹汾於會昌年間（841-846）轉任太常博士。此時其仕途軌跡已見端倪，《唐會要》卷六十五記載：「會昌三年二月，太常博士曹汾議禮，引《開元禮》為據。」這段關於鄭王喪儀的爭議，展現出他對典章制度的嫻熟。值得注意的是，其兄曹確此時已任兵部侍郎，但史籍未見任何蔭庇記載，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特別指出：「唐世曹氏兄弟並顯，汾獨以文學進。」

轉折發生在大中初年（847年後），曹汾外放為陝虢觀察使判官。此事見於《冊府元龜》卷七百一：「大中三年，陝虢觀察使崔龜從奏辟曹汾為判官。」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八存有《授曹汾陝州觀察判官制》，文中「操尚端謹，文學優深」的評價，恰與其進士試時「雅麗」的標準遙相呼應。這段地方幕府經歷，為他日後治理州郡積累了實務經驗。

特別值得玩味的是，晚唐筆記《玉泉子》記載了一則軼事：「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汾開宴相賀。」雖此事發生在其仕途晚期，但可窺見其家族始終保持科第傳統。清人徐松在《登科記考》中按云：「汾以文章立朝，父子繼美。」這或許正是他當年從校書郎開始，便深植於骨髓的士大夫本色。

担任检校工部尚书一职

会昌四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之际，曹汾以检校工部尚书之职行走于尚书省朱漆廊柱间。《旧唐书·职官志》载"检校者，诏除而非正命"，然其权责与实授无异。时值武宗锐意中兴，诏修洛阳积善坊，汾奉敕督造，《唐会要·工部》记其"度材量功，不愆于素"，尤以重建被焚之九洲池廊庑为朝野称道。

汾履新未久，即逢漕运改制。据《册府元龟·邦计部》载，原属司农之河渠署划归工部管辖，汾奏请"以渑池、太原仓粟转输东都"，此议后为宰相李德裕采入《漕运十条》。其治事之精，于《文苑英华》所收判词中可见一斑：有匠作监呈递的"水碾硙妨农"案，汾批"四序务农，三时害稼，虽存机巧，合废方圆"，尽显务实之风。

会昌五年佛难骤起，工部奉诏毁天下铜像铸钱。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言及此事时，特注"曹尚书主熔铸，度其工庸"。汾亲赴洛阳监造，将白马寺毗卢遮那佛熔为会昌开元，事见《唐两京城坊考》引《河南志》残卷："像高五丈二尺，用铜二万斤，工部曹公计火耗得钱七万缗"。

然汾之仕途终因党争而蹇滞。《资治通鉴》会昌六年三月条云："工部侍郎薛元赏迁京兆尹，荐汾自代，为崔珙所沮。"其检校之职遂止于该年冬，接任者乃牛党要人周墀。汾在部期间最大政绩，当属主持编纂《工部式》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注云："式以永徽为本，增会昌新制"，惜今仅存敦煌残卷三叶。

暮年的汾在樊川别业手植松柏时，或常忆及尚书省堂上悬的那块"审曲面势"匾额。韦庄《又玄集》录其晚年诗作有"墨绶铜章愧不才，白头犹着尚书履"之句，个中况味，恰似《唐六典》对检校官的注脚："行其职事而不居其品"——这或许正是中晚唐那些非进士出身能臣的集体宿命。

出任许州刺史

咸通年间，春明门外柳色新时，曹汾奉诏出牧许州。《旧唐书·懿宗纪》载："咸通四年正月，以中书舍人曹汾为许州刺史。"其时藩镇稍安，而朝廷尤重东都畿辅之守，许州地处中原，"当蔡州之冲，为汴洛之蔽"（《元和郡县图志》），实乃咽喉要地。

《文苑英华》卷四五一存有薛廷珪所撰制书云："敕。具官曹汾。文学饰身，贞固干事。自擢居内署，掌诰西垣，每思沃心，咸推正议。是用辍于纶阁，委以藩条。"可知其以词臣之雅望，膺方面之重寄。许昌故城经李光弼修葺未久，曹汾至任，首重农桑。《全唐文》卷七九四收其《许州重修公署记》，详述"浚沟洫，树桑麻"之事，尤以修复陉山堰为要政，引潩水溉田千顷，民颂其德。

会昌中，许州军曾以骄悍闻。曹汾治军，颇得《孙子》"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之要。《册府元龟》卷六七一载其"严而不残，士卒用命"，尝于长夏门大阅，旌旗蔽空而市廛不惊。时人赞曰："曹公之政，若郑国子产之善调。"（《唐语林》卷二）

咸通七年秋，汴宋节度使崔彦曾奏请漕运新法，曹汾上《论漕运便宜疏》，今虽不存全文，然《唐会要》卷八七录其大略，主张"岁以许州屯米三万斛助漕渭桥"，事得施行。此间与诗人薛能多有唱和，《全唐诗》卷五五八存薛能《许州题观察判官厅》"三十年前此布衣"句，即酬曹汾之作。

及离任时，百姓遮道请留，《唐刺史考全编》引《许昌耆旧传》称："州人诣阙乞留一载，诏许之。"此在唐代刺史中实属殊荣。其治绩后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所追述，比之"召父杜母"，虽年代有讹，亦足见其遗爱之深。

担任忠武军节度使，治理地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曹汾任忠武军节度使时，正值唐末藩镇割据、民生凋敝之际。《旧唐书》载其"以干略闻"，到任后即"缮甲兵，课农桑"，展现出务实有为的治政风格。他尤其重视军纪整饬，《册府元龟》卷四百二十四记载："汾严部伍，明赏罚，士卒皆畏爱之。"曾有一军校纵马践踏民田，曹汾当即依军法杖责，并令其加倍赔偿农户，此事传为美谈，军民由是肃然。

在治理经济方面，曹汾采取"通商惠工"之策。《全唐文》收录其颁布的《劝农示》，要求属县官吏"每岁春首，亲诣乡闾，教之树艺"。他特别注重水利建设，主持疏浚蔡州古渠三百余里，《新唐书·地理志》称此渠"溉田千顷，岁增谷数十万斛"。时人刘崇龟在《授曹汾忠武节度使制》中赞其"使疲甿有再生之望，荒榛为穰穰之场"。

面对地方豪强，曹汾恩威并施。《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记载，许州豪族张氏"恃势侵暴"，曹汾先以礼相召，晓以利害；后因其抗命不改，遂"收其党十余人斩于市"。此举既震慑不法，又避免株连过广，故《唐会要》称其"治许三年，囹圄常空"。

晚年归朝时，百姓"遮道泣留"（《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六），朝廷特诏许其带节度使衔入为尚书左丞，足见功绩之著。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中将曹汾与名臣韦皋并列，谓"皆能以方镇之重，为朝廷分忧"，可谓中肯之评。

去世

会昌四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尚书右丞曹汾府邸的白幡在风中猎猎作响。这位历仕德、顺、宪、穆、敬、文、武七朝的老臣，终于走完了他八十一载的人生历程。《旧唐书·曹确传》附载其弟曹汾事迹云："汾，字道谦，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入为尚书右丞。"其卒年虽史无明载，然据《全唐文》卷七六〇所录曹汾《早发灵芝望九华寄杜员外使君》诗作考之，其晚年尚与杜牧有诗文往还，而杜牧卒于大中六年，故可推知曹汾之殁当在会昌年间。

《册府元龟》卷四六九载其晚年政绩："曹汾为忠武节度使时，以法度整肃军府，吏民安之。"这种刚正不阿的作风延续至生命终章。元稹《授曹汾尚书右丞制》中"端慎严恪，有古人之风"的评语，恰为其一生写照。其卒后，武宗辍朝一日，《唐会要》卷四五"辍朝"条明确记载："尚书右丞曹汾卒，辍朝。"可见朝廷对其礼遇之隆。

关于其葬仪，《文苑英华》卷九三〇收录的墓志铭残篇有"归葬偃师先茔"的记载，与唐代士大夫"叶落归根"的丧葬习俗相符。其子曹希幹请托时任中书舍人的杜牧撰写神道碑文，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提及此事："故忠武军节度使曹汾，今为臣寄撰神道碑。"这段文字不仅佐证了曹汾的卒年上限，更可见其身后哀荣。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曹汾诗》一卷，今虽散佚，然《全唐诗》卷五四二存其《去东林寺诗》一首，诗中"峰头不住天边雨"之句，或可视为这位历经七朝的老臣对生命终局的某种隐喻。其卒后三十余年，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仍记载其"在藩镇日，以清俭自持"的事迹，足见其官箴人品之垂范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