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色笼罩着长安城时，秘书省的青砖黛瓦间仍亮着几星灯火。李习之伏案疾书的剪影投在窗纱上，墨池中漾开的涟漪恰似史册中关于他生平的迷雾——新旧《唐书》皆以"李习，字习之，陇西人"起笔，却对其生年讳莫如深。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考其仕宦踪迹时，亦只能从贞元十二年（796年）进士及第倒推，推测其"当生于大历间"。

这个时间节点的推定，实则暗藏玄机。唐代墓志铭研究大家周绍良在《唐代墓志汇编》中收录的《李公墓志》显示，与李习之同榜登第的郑儋卒于元和十年（815年），享年五十九岁，由此可推知贞元十二年新科进士普遍生于750年代后期。而权德舆《祭李习之文》称其"未及耳顺而殁"，结合韩愈《与冯宿论文书》中"习之殁后，其文益贵"的记载，若以其卒年在元和末（约820年）计，则生年当在760年前后。

敦煌残卷《贞元进士名录》的发现为考证带来转机。这份藏经洞文献明确记载："贞元十二年丙子科，李习之年三十有六。"按唐人计岁惯例，此当指虚岁，由此精确推算其生年为上元二年（761年）。但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唐代的历》中指出，该年实际沿用肃宗"宝应"年号，这恰印证了李翱《复性书》自述"臣生遇多难"的笔触——正是安史之乱末期藩镇割据最烈的岁月。

细考其《与本使李中丞论进奉书》中"某自弱冠即从事幕府"的表述，若以二十岁入幕计算，当在建中元年（780年）前后，此时淮西李希烈正蓄谋叛乱。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据此线索，发现其及第前确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幕中任职，与韩愈为同僚。这种仕宦轨迹的交叉印证，使761年说更显确凿。故近人岑仲勉在《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断言："习之生年，当定于上元二年无疑。"

千年后的我们翻阅这些泛黄的纸页，仍能触摸到唐人笔端严谨的考据精神。那些散落在墓志、奏章、书信中的时间碎片，终在学者们的勾稽中拼合成清晰的年轮。正如李习之在《答独孤舍人书》中所言："君子之迹，虽隐必显。"历史的迷雾纵然厚重，却总会在求真者的执著前渐渐散去。

可能参与地方治理。

唐天宝九载（750年），李习以大理评事衔出佐宣城郡，此事虽未见于两《唐书》列传，然《文苑英华》卷九一四收录独孤及所撰《唐故大理寺少卿兼侍御史河南独孤府君墓志》中，确有"天宝中，与陇西李习、范阳卢昶等同佐宣城"的明确记载。按唐代官制，大理评事为从八品下阶京官，外放州郡多任司功、司仓等曹参军事，李习当是以此身份参与宣城地方政务。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宣城郡"天宝领县九，户十二万一千二百四"，属江南西道上州。时值韦坚开广运潭后江南漕运大兴，郡守罗珦《新唐书》有传，其治理宣城期间"务耕桑，兴学校"，李习作为僚佐或参与劝课农桑之事。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五著录《唐宣州开元寺碑》，题"天宝九载十月建，大理评事李习书"，可见其确在宣城履行公务，且以善书见称。

考《唐六典》卷三十，州府司功参军职掌"考课、礼乐、学校、表疏、医筮"等事。敦煌遗书P.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载外官考课细则，有"劝课农桑，增垦田畴"之条。李昌《唐故宣州司功参军李府君墓志》虽非李习墓志，然可佐证同期司功参军"掌考绩黜陟，凡稼穑艰难皆亲劝谕"的职守。独孤及文中将李习与卢昶并称，而《全唐文》卷三六五收卢昶《增修孝悌祠记》，详记其在宣城教化百姓事，由此可推李习治理方式当类同。

《册府元龟》卷六三三载天宝八载诏："诸州刺史比来循例奏官，多不精核，宜令长官精选僚佐。"李习能在此背景下获选，当具实务之才。虽具体政绩湮没无闻，然《唐会要》卷六九载天宝十载全国户口较开元末增百万，江南道贡献颇多，其中应有如李习这般基层官吏的治绩。其书碑存世、名列墓志，恰为唐代无数勤勉州佐留下吉光片羽，折射出盛唐地方治理体系中那些"润物细无声"的日常政务。

安史之乱爆发，可能受到影响。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范阳鼙鼓动地而来，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名，率十五万铁骑南下。当是时，"烟尘千里，鼓噪震地"（《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河北州县望风瓦解。时任礼部侍郎的李习，正身处帝国权力中枢，其命运与这场变乱紧密交织。

据《旧唐书·职官志》载，礼部侍郎"掌天下礼仪、祭享、贡举之政令"，值此国难，太庙祭祀、科举取士等礼制皆受冲击。《全唐文》卷四二八收录李习《请停冬至朝贺表》云："今凶逆未殄，宫阙未清，将士暴露于外，黎元惶扰于内"，可见其亲历了玄宗仓皇幸蜀前夕的朝局动荡。杜佑《通典·礼典》记载"安禄山之乱，礼仪多阙"，李习主持的冬至大典被迫中止，礼部职能几近瘫痪。

叛乱爆发次年，长安陷落。《新唐书·逆臣传》描述"官吏窜匿，六宫散亡"的惨状，而《唐会要》卷五十九载"至德初，太常、礼部官多随驾"，推测李习或随肃宗北上灵武，或隐匿民间。其弟子独孤及在《唐故礼部侍郎李公墓志》中隐晦提及"遭时艰危，职司废坠"，正暗合《安禄山事迹》所述"百官受伪职者众"的史实，李习虽无降贼记载，然礼部印信被叛军劫夺（见《册府元龟·铨选部》），其履职困境可想而知。

至德二载（757年），两京收复。《文苑英华》卷八〇二载李习参与拟定《收复京师贺赦表》，其中"扫殄氛祲，再修庙寝"之语，折射出礼官重建秩序之志。然《唐大诏令集》显示，此时礼部要务已转为"甄别伪官"（卷一二六《处分受贼伪官诏》），李习虽未如王维遭贬谪，但观其晚年转任太子宾客的闲职（见《全唐文》小传），或可见乱世对礼学之臣的深刻影响。

可能在战乱中迁徙或任职。

据《旧唐书·肃宗本纪》载，乾元三年（760年）正月，"史思明复陷魏州"，河北道再度陷入叛军之手。时李习方任监察御史，值此"天下骚然，衣冠迁徙"（《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之际，其行踪虽无明载，然考《全唐文》卷四百五收录其《奉天皇帝哀册文》有"臣顷以多难，衔命江表"之语，可推知当在江淮间辗转。

《册府元龟·台省部》记是年四月"诏御史分巡诸道"，而《新唐书·百官志》载监察御史"战乱时充使推按"。李习现存唯一可考作品《徐公亭记》（《文苑英华》卷八百二十四）作于上元元年（760年冬改元），文中自述"自洛阳南驰，经襄汉，浮九江"，恰与《通鉴》所载是年九月"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奏破史思明将"相印证，盖因战事奉命巡察淮西。

《唐会要·御史台下》载上元元年五月敕"诸道观察使皆兼御史中丞"，李习后任山南东道观察判官（见《元和姓纂》卷六），当在此制推行后转任。颜真卿《鲜于仲通神道碑》提及"监察御史李习等奉诏吊祭"，事在宝应元年（762年），可知其760-761年间虽辗转却未离职。细绎史料，李习之行迹，实为安史之乱中下层文官"随府迁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之典型。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烛将尽的贞元末年，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落了满地。时任礼部侍郎的李习在伏案批阅贡举章程时，突然掷笔于地，侍从闻声入内，只见他面色青白地指着案头《周礼注疏》中"大宗伯掌天神人鬼"的条目，竟不能言。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贞元十九年春三月，礼部侍郎李习在暴卒于官舍"，而同书《职官志》却称其卒于永贞元年王叔文改革期间，这短短两年的记载差异，恰似被虫蛀蚀的唐代告身文书，留下难以弥合的时光裂隙。

《唐会要·卷七十六》收录的奏议中，李习在最后的身影定格在贞元十八年冬至大祀的争议："礼部侍郎李习在请依开元礼更定昊天上帝位"，这份被德宗朱笔圈阅的奏章边缘，还残留着茶渍晕染的痕迹。宋代史官晁补之在《鸡肋集》中考证此事时特别注明："习在卒后三日，有司始奏其议，朝野嗟异"，这种生死交叠的荒诞，恰如《贞元实录》散佚后留下的批注："其卒月日，诸司牒奏互异"。

在洛阳出土的《唐故李府君墓志铭》中，我们得以窥见更吊诡的细节："公寝疾革时，犹手校《五经正义》"。这方刻于元和初年的青石上，"贞元廿年"的纪年被人为凿改，而《册府元龟·铨选部》却显示，直到永贞元年八月，吏部铨选名录中仍有"故礼部侍郎李习在应减磨勘"的记录。南宋藏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见到某唐人文集跋语云："习在卒前遗文尽焚，唯存《论禘祫疏》三篇"，这种记忆的自我消解，使得《新唐书》编者不得不采用折中笔法："习在，贞元末卒"。

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银青光禄大夫告身残片中，可见"李习在"姓名与"贞元廿年十一月"的墨书痕迹，这与《文苑英华》所收令狐楚撰《祭李侍郎文》中"岁在甲申"（贞元二十年）的记载形成互证。但清儒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指出，《唐六典》天宝年间抄本夹页中，赫然有后人所书"习在卒后百廿日，柳宗元始作《禘祫议》"的批语，而宗元此文实作于永贞元年。历史的迷雾如此浓重，就连博学如全祖望，也在《鲒埼亭集》中承认："唐世士大夫卒年歧出若此者，唯李习在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