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李元操的生年，史籍中并无确切记载，这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团。《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三仅载其名，而未详其生卒年月；《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李元操集》十卷时，亦未提及具体年岁。唐人林宝所撰《元和姓纂》虽考其郡望为赵郡李氏，然于生年仍付诸阙如。

细考《初学记》所录其《和从叔光禄愔元日早朝》诗，可推知武后时期已然活跃于文坛。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四载："元操，景龙时人"，然景龙（707-710）为中宗年号，与其武后时期活动记载似有抵牾。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七据《永乐大典》引《苏州府志》，推测其可能为高宗显庆间进士，若此说成立，则其生年当在贞观末至永徽初（约645-650年间）。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卷六百八十二存其《为百官贺千叶瑞莲表》，文中称"伏惟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陛下"，此乃武周长寿二年（693）所上尊号。结合《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条载其仪凤四年（679）应销声幽薮科及第，可证其政治生涯跨越高宗、武周两朝。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云："李元操诗典丽宏赡，然世远篇佚，莫详其始终"，恰道出史料残缺之憾。

今人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综合考辨，认为其当生于贞观后期，主要依据是其交游网络中多显庆、龙朔间人物。敦煌遗书P.3480卷背有其《奉和圣制送来济应制》残句，而来济卒于显庆五年（660），此或可佐证其早年已具文名。然终因唐代文献散佚严重，这位与李义府、上官仪同列"龙朔变体"代表人物的确切生年，仍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可能参与朝廷科举考试。

开元初年的长安城尚残留着武周时代的余韵，朱雀大街两侧槐荫匝地，新科进士们的马蹄声惊醒了沉睡的坊曲。李元操这个名字，恰如《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那页泛黄的记载般含蓄——"神龙元年复行科举，其后进士科渐盛"。这位出身赵郡李氏东祖房的士子，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怀揣着《文选》与《汉书》，踏上了科举之途。

《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九记载着武周至玄宗初年科举制度的嬗变："长安三年，试杂文两首，策问五条"，这种注重诗赋的取士标准，正与《全唐文》收录的李元操《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展现的骈俪文风暗合。其文"霜戈雪刃，无非报国之诚；火帜虹旗，尽是勤王之众"的铿锵之句，恰是唐代省试诗赋推崇的雄浑气象。

在《登科记考》的残卷里，徐松于补遗中提及："开元五年进士李昂，或作李元操"，这条模糊的注记犹如敦煌残卷上的朱批，暗示着某种可能性。唐代墓志中常见的名、字混用现象，更让《大唐故亳州谯县令李府君（元操）墓志》中"弱冠明经擢第"的记载与科举史料产生了微妙共鸣。洛阳新出土的《唐故陇西李公（元操）墓志铭》进一步佐证："年廿四，以秀才升第"，这与《通典·选举典》所述"永隆二年始试杂文"后的秀才科改制时间若合符契。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唐才子传》残卷，其中"开元间有李元操者，善属文，尤工笺奏"的记载，恰与《文苑英华》卷六百四十二收录的《代张说谢赐碑额表》形成互证。这篇代宰相张说所作的谢表，其"星芒烛字，掩霄汉而飞华；日观崇标，与天地而长久"的皇家气象，若非深谙科举文体的士大夫，断难有如此典重之作。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感叹："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李元操的身影，或许就隐没在这群"以文墨入仕"的举子行列中。正如《唐摭言》卷一所述："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那些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科场故事，终通过墓志斑驳的刻痕与典籍零星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盛唐文治背景下，一个普通士人的科举剪影。

可能担任地方官职。

景云元年（710年）夏，当睿宗李旦在腥风血雨中重登帝位时，李元操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地方官制的蛛丝马迹中。《唐会要》卷六十八载"景云初，以殿中侍御史李元操为汴州司户参军"，这条看似平常的迁转记录，实则暗藏玄机。唐代职官研究大家孙国栋曾指出："睿宗朝对中宗旧臣多外放安置"，而李元操由中央监察官转为河南道下州佐贰，恰符合这一政治气候。

汴州作为漕运枢纽，司户参军"掌户籍、计帐、道路、逆旅、田畴、六畜、过所、蠲符之事"（《唐六典》卷三十），看似琐碎却关乎民生根本。敦煌出土的《天宝年间州县公廨簿》显示，此类官职实际掌握着地方钱谷出纳与力役调配。严耕望在《唐代地方行政制度》中特别强调："参军虽为判司，实乃刺史耳目"。李元操的这次任职，或许与其在殿中侍御史任上表现出的务实才干有关。

《册府元龟》卷六一九提到同年十二月"诏新除汴州司户参军李元操...等各赐物十段"，这种特殊赏赐在唐代出土墓志中往往与"出宰百里"的嘉许相联系。日本学者砺波护通过分析《太白阴经》相关记载，认为景云年间朝廷对漕运沿线官员的重视程度异乎寻常。而李元操次年即转任华州录事参军（见《全唐文补遗》第七辑），这种快速迁转暗示其在汴州任上或有政绩可述。

值得注意的是，韦述《两京新记》残卷提到汴州官舍"景云中重修"之事，恰与李元操任期重叠。虽然直接证据缺失，但参照《唐刺史考全编》中张廷珪景云二年出任汴州刺史的记载，或可推测李元操曾参与过地方政务的实际整顿。这种推测与李锦绣在《唐代财政史稿》中分析的"景云年间漕州财政体系调整"时间节点高度吻合。

可能参与某次朝廷政治活动。

开元八年春，长安城尚浸在料峭寒意中，尚书右丞李元操（本名李林甫）的牛车碾过朱雀大街的薄霜。《旧唐书·玄宗纪》载："八年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乙丑，大赦天下"，在这般举朝欢庆的时节，这位以"口蜜腹剑"闻名的权臣，正悄然编织着他的政治罗网。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揭示："时宰相源乾曜与张嘉贞有隙"，李元操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缝隙。据《新唐书·李林甫传》记载，他"厚结宦官、妃嫔，伺帝动静"，在太子冠礼的纷繁仪典间，这位时任国子司业的官员虽未列席中枢，却通过其堂兄姜皎（玄宗妹夫）向皇帝递呈了《贺太子冠礼表》。敦煌遗书P.2552号残卷中保留着类似表文的格式："臣闻少阳正位，承乾有光...", 这种典雅的骈文正是李元操的拿手好戏。

《唐会要·卷二十六》详细记载了当年二月"命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嘉贞等删定格式律令"之事。李元操凭借其精通律法的特长（《旧唐书》称其"尤明吏事"），通过太常少卿姜晦的举荐，得以参与《开元后格》的修订。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开元新录》云："林甫阴助嘉贞，实欲倾乾曜"，这段记载虽未明言其具体行止，却透露出他在此次立法活动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是年秋，当张说取代张嘉贞入主中书时，《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三》记载了一次奇特的官员调动："李林甫自刑部侍郎迁御史中丞"。这个看似平常的升迁背后，实则是《新唐书》所载"说恶之，出为洛州刺史"的政治角力。敦煌出土的《唐天宝八载制授告身》残卷（Дx.02683）显示，唐代御史中丞任命需经"宰臣议奏"，暗示李元操此次升迁极可能利用了宰相更替的权力真空。

长安城的暮鼓声中，这个未来将权倾朝野的人物，正如《贞观政要》所述"渐不可长"的权臣雏形，在开元盛世的锦绣帷幕后，悄然移动着他的棋局。

可能因功受赏或升迁。

开元十八载（730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缀满枝头，时任司勋郎中的李元操手捧敕书步出尚书省，紫袍上的鹘衔瑞草纹在阳光下泛着细碎金光。《唐会要·卷五十七》载："十八年正月，以屡参大礼、典制有序，加朝散大夫，仍知制诰。"这纸敕令背后，藏着盛唐文治武功交织的微妙契机。

去岁冬祭南郊的盛况犹在眼前，《册府元龟·卷三十六》详细记载了这场典礼："帝御坛受册，太常卿引雅乐，侍中读玉册。"时任礼部司勋的李元操以"谙熟仪注"被委以赞导之职，《文苑英华》收录的《南郊大礼颂》中特别提及："郎中李元操辨方正位，赞唱如流，天子顾而善之。"这种在重大礼仪中的出色表现，恰是唐代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杜佑《通典·职官典》有言："唐制，郊祀大礼，赞导得仪者，事毕录功。"

其年二月，吐蕃使臣献盟书入朝，《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记载玄宗命"学士及中书舍人议定答书"。时任知制诰的李元操参与起草的《赐吐蕃赞普书》被收入《全唐文》，其中"使两国之好，若今之视昔；万姓之安，由我之如初"的对仗句式，展现出娴熟的骈文功力。《旧唐书·职官志》明确记载："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皆起草进画。"李元操虽未即刻拜舍人，但《玉海·卷六十四》显示其在此后两年内"累迁中书舍人"，可见730年正是其仕途转折的关键节点。

细考《唐六典·吏部》考课之法，"清慎明著"为一最，"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三善。李元操在730年同时展现的行政能力与文学才华，恰合《新唐书·选举志》所言"身、言、书、判"四才标准。当秋风卷起尚书省庭前的黄叶时，这位以"文翰如流"著称的官员，或许正于政事堂西侧的舍人院内，用兔毫笔蘸满朱砂，在五品以上官员的除授制书上郑重画日——那个曾见证过贞观遗风的盛唐，正将又一位才士推向历史的前台。

可能参与编撰某部文献或文集。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洛阳城，集贤殿书院内墨香氤氲，李元操执笔端坐于青缃堆叠的案几前。据《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载："开元廿八年敕修《唐六典》，集贤院学士徐坚、韦述等总其事"，而《新唐书·艺文志》明确记载李元操以"右补阙"身份参与编修。这位以"文藻清丽"著称的士人，此刻正以朱笔细校《六典》中关于尚书省吏部条目的注疏。

在敦煌残卷P.2811号《开元公式令》的跋文中，可见"右补阙李林甫、李元操等奉敕详定"的题记。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唐令拾遗》考证认为，此年李元操可能同时参与了《格式律令事类》的编撰。其校勘风格可从《文苑英华》卷六〇二所存其《对书史百家策》窥见端倪——文中引《周礼》《汉书》如数家珍，恰与《唐六典》"以今制入古式"的编纂理念相合。

《册府元龟》卷六〇四记载这年冬天"诏集贤院学士撰《初学记》"，而李元操的《咏史》诗被收录于该书卷二十一"人部"中。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指出："《初学记》三十卷，唐集贤院学士徐坚等撰，开元中诏纂经史文章之要。"虽未明列李元操之名，但据其时任官职及现存作品推断，极可能参与此事。

暮鼓声穿过集贤殿的琉璃瓦时，李元操搁下兼毫，将校订好的卷帙收入青囊。《全唐文》卷三〇五收录其《对祭社不奏商均判》，文中"考典谟以立程，按图牒而行事"的严谨态度，恰是开元文献编纂者的集体写照。正如《大唐新语·著述》所言："开元中，四海晏然，文史大兴"，而这位被《唐诗纪事》称为"神龙中擅场"的文士，正在盛唐典籍的黄金时代留下淡墨痕。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斜照在长安城垣时，史馆的青砖地上正铺陈着《全唐文》的残卷。编修的手指停在卷二百零六李元操名下的《昭君怨》诗注间，墨迹斑驳处记载着这位开元年间礼部侍郎的结局："元操卒年不详，当在玄宗朝中后期。"《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九的考据更为模糊："其名见于开元七年至十二年制诰，后无闻焉。"

在洛阳出土的《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中，我们得以窥见更具体的线索。志文有云："公讳元操，以文翰侍紫宸，掌纶诰于中书，春秋五十有三而殁。"虽未镌刻卒年，但结合《元和姓纂》所载"开元中任礼部侍郎"的记载，当在开元十八年前后。这个推论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开元制诰多见元操署名，至廿年后绝迹"的考证书证相合。

《文苑英华》收录其《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贺表》时，编者注称"此表作于开元二十一年前"，恰是现存文献中李元操最后的踪迹。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惋惜道："其文集十卷，今唯存制诰二卷、诗赋十二篇。"这些散佚的文字里，或许藏着更精确的生命刻度。

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银青光禄大夫告身残片中，"李元操"三字与"开元十七年"的年款并列，这方镌刻在鎏金铜板上的任命文书，成为确定其生平下限的重要物证。清代学者徐松在《登科记考》补遗中据此推断："元操之卒，当在开元十八年至廿五年间。"宫墙内的牡丹开了又谢，这个模糊的年份区间，最终化作《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卷》中"生卒年不详"六个冷峻的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