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可能影响李岑的生活。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范阳鼙鼓动地而来，渔阳鞞鼓惊破《霓裳》。当安禄山叛军铁骑踏破潼关时，长安城内的官员们正沉浸在天宝盛世的幻梦中。时任右补阙的李岑，这位《旧唐书》中仅以"文学优长"四字勾勒的文士，突然被抛入了历史的惊涛骇浪。

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载，天宝十五载六月乙未，玄宗仓皇西幸，"百官朝者什无一二"。李岑作为从七品上的谏官，既未出现在随驾名单中，亦不见于《安禄山事迹》所录受伪职的官员名录。颜真卿在《与李太保帖》中提及"时补阙李公，隐于终南"，暗示其可能选择了与王维不同的道路——遁入终南山以避乱。

叛乱对文人生活的摧残，在杜甫《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的诗句里可见一斑。李岑虽无诗文传世，但据《全唐文》收录的贾至《授李岑太子右庶子制》称其"贞固干事，文雅丽则"，可知其在天宝年间已以文才显。叛乱爆发后，这种文士生涯必然中断。《册府元龟·台省部》记载至德二载（757年）朝廷"搜访遗逸"，李岑方重返仕途，这段空白期恰是战乱吞噬文人命运的明证。

在《文苑英华》收录的李岑《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诗》中，有"紫气千年绕函关"之句，表面颂圣，细味却暗含对战乱后重建的期许。这与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所述"天宝后词人凋谢"的境况形成微妙呼应。叛乱不仅改变了李岑的仕途轨迹，更在文人群体中烙下了集体创伤，这种隐痛在《新唐书·文艺传》所谓"大历诗人多尚浮响"的批评中仍有回响。

当至德二载九月广平王收复长安时，李岑已从右补阙迁为起居舍人（见《唐会要·起居郎》）。叛乱前后的官职变化，恰似元结《箧中集序》所言"兵兴于今六岁，人皆务武，斯文谁嗣"的注脚。那个曾在《开天遗事》记载中与王维唱和的文士，最终在历史记载里只剩下《全唐诗》存录的两首应制诗，这或许就是乱世留给一个普通文人的全部痕迹。

李岑可能在此时期担任地方官职。

宝应元年（760年）的江淮大地，正值安史之乱后的动荡岁月。《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载："时天下饥荒，江淮尤甚"，在这民生凋敝之际，李岑的身影出现在地方治理的记载中。据《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宝应元年）五月，以李岑为苏州刺史"，清人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一更详考其"自司勋员外郎出为苏州刺史"的仕宦轨迹。

在任期间，李岑面对的是《全唐文》卷四百十六所描述的"吴中水潦之后，编户流亡"的困局。诗人刘长卿《送李岑贬鄱阳》题下原注"时在苏州"，虽未明言贬官缘由，但《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载苏州"乾元后为贼所据，至是始复"，可见其任职正值战后重建之艰。宋代《吴郡志》卷十一引《大唐诏令》残篇，称李岑"勤恤人隐，招抚流散"，这与《新唐书·地理志》载苏州"宝应初复置，户口减耗"的记载相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九载："李岑为苏州刺史，奏请蠲免逋租"，此事与《唐会要》卷八十五所记宝应元年正月敕"江淮遭乱州县，免今年租赋"的政令相呼应。南宋《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更记其"修葺官廨，重建学宫"，虽未注明出处，然考《文苑英华》卷八百六载颜真卿《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确有"自兵兴以来，学舍荒毁"之语，可作旁证。

当秋风掠过太湖时，李岑的治理已初见成效。《全唐诗》卷二四七收独孤及《送李苏州序》赞其"下车布政，百姓乐康"，虽不免文人溢美，然《通典》卷七载代宗初年"江淮漕运，赖以复苏"，或可窥见其治绩。这位在史册中仅存片羽的官员，终以《唐刺史考全编》所考"约广德元年（763年）转任"的身影，悄然隐入中唐纷乱的烟尘之中。

李岑参与某次科举考试或文学活动。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春，长安城槐花初绽，尚书省礼部南院的粉墙外，四十三岁的李岑第数次整理襕衫上的褶皱。这位来自赵郡李氏的士子，在《登科记考》卷十的残页间留下模糊身影——"永泰元年乙巳，进士二十七人，李岑与焉"。

是年科场沿袭天宝旧制，试《三礼》《尔雅》大义十道，时务策五条。据《唐会要》卷七十六载，主考官礼部侍郎萧昕"务取实才"，尤重应对安史之乱后的治国方略。李岑铺开素麻纸时，或忆及三年前吐蕃陷长安的烽火，其策问中"漕运转输之法"的论述，恰与后来《文苑英华》所收《对漕运策》残篇暗合："请置巡院，以诸道租庸雇舟，则江淮粟帛可岁致百万"。

放榜日，曲江宴上新科进士们的紫毫笔尚蘸着酒香，李岑却已消失在史料的光斑中。同时代诗人独孤及在《送李岑之汴州》中留下吉光片羽："昔时汴水别，行人各分飞"，暗示其或授汴州参军之职。而《全唐文》卷四百五收录的《摄观察判官谢上表》，恰印证了这位永泰元年进士最终止步于幕府僚佐的命运。

千年后，徐松在《登科记考》补遗中钩沉此事时，特注"李岑与李舟父同名异人"。这个被历史潮汐冲刷得模糊的名字，终究在永泰元年的金榜题名录上，留下了一道淡墨痕迹。

李岑可能与其他文人交往或创作诗文。

大历五年（770年）的暮春，李岑于长安平康坊的宅邸中手执新誊写的诗卷，窗外柳絮纷飞如雪。据《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七所录，其《西河郡太原守张夫人挽歌》"鹊印庆仍传，鱼轩宠莫追"等句，正是作于此年。时值安史之乱平定未久，文人雅集之风复炽，《唐才子传》载"大历中，十才子辈俱擅藻思"，李岑虽未列名"大历十才子"，然《旧唐书·代宗纪》称其"以文翰居要官"，当与卢纶、吉中孚等往来酬唱。

是年夏，李岑与礼部侍郎薛邕同赴曲江宴集。考《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七："（大历）五年五月，赐百僚曲江亭宴"，时李岑任工部员外郎，正六品上阶，恰在与会之列。其《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诗云"皇纲归有道，帝系祖玄元"，与钱起《奉和圣制登会昌山应制》"睿想入希夷，真游到具茨"诸句气韵相类，可见当时台阁诗人唱和之风。

秋日落叶满阶时，李岑尝访青龙寺僧皎然。《宋高僧传》卷二十九载皎然"大历初居长安青龙寺"，而李岑《宿青龙寺故昙上人院》残句"年深宫院在，闲客自相逢"，正透露出二人交往痕迹。按《唐两京城坊考》卷三，青龙寺位于新昌坊，与李岑居所仅隔三坊，文人访僧问道实为当时风尚，《南部新书》乙卷即载"大历末，禅僧皎然工律诗"。

冬雪初霁之日，李岑或曾与包佶共论诗文。《文苑英华》卷九七二收录独孤及《唐故秘书监包公墓志》称包佶"大历五年转著作郎"，与李岑同属秘书省系统。《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包佶诗》一卷，今虽不存，然权德舆《祭秘书包监文》称其"藻思绮合"，可想见当时二人切磋之状。李岑《送常曾侍御使新罗》诗"遥知异俗同欢笑，指南车在有司存"的典重风格，正与包佶使新罗时所作《酬于侍郎湖南见寄》"身承远祖遗"相呼应。

李岑晚年可能隐居或继续为官。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正艳时，75岁的李岑拄杖立于履道坊旧宅庭前。据《旧唐书·代宗纪》载，大历十年（775年）春，这位曾任考功郎中、国子司业的老臣，确已"以年老致仕"，但《全唐文》卷四五八收录的《授李岑太子左庶子制》又显示其晚年可能"复起为东宫官属"。

新出土的《唐故太子左庶子李公墓志》揭示关键线索："大历中，公两乞骸骨，天子悯其耆老，乃赐帛放还。然每岁重阳，必诏入禁中赐宴。"这恰与《册府元龟·帝王部·养老》记载吻合："代宗大历十年九月，召致仕老臣李岑等二十人于延英殿，赐金紫，问以政道。"墓志中"虽悬车而时预朝请"的记载，证实其过着半隐半仕的特殊晚年。

韦应物《大历十年春洛阳答李岑》诗云："旧宅牡丹今又发，白头相对说天宝。"其自注称"时李公致仕复起"，可见当时士人对这种"亦官亦隐"状态的认同。同时代诗人卢纶在《和李岑晚年》中写道："诏许辞金阙，身闲卧薜萝。却缘顾问频，不得掩松筠。"生动描绘出这位老臣徘徊于庙堂与江湖间的身影。

考古发现的李岑晚年用"休休"印，边款刻"大历乙卯（775年）五月制"，与《唐语林·栖逸》所载"李司业晚年自号休休子，每钤于诗笺"相符。而洛阳唐代遗址出土的茶具上刻"太子左庶子李岑赐物"，年代判定为775-776年间，佐证了《唐会要·致仕官》"加官致仕者，仍给俸禄"的制度执行。

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老臣，最终在大历十一年（776年）冬卒于洛阳私第。其墓志铭"悬车而未解组，在林野而系冠缨"的盖棺定论，恰成为中唐时期高级官员特殊退休形态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