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唐代人物李景的生年，史籍中确实缺乏明确记载，这在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中并非罕见现象。唐代史料浩如烟海，但《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主要史书中，关于李景的出生年份均付之阙如，仅能从其仕宦经历中推知大概。

《新唐书·卷七十八·列传第三》载："李景，陇西人，高祖时以功授秦州总管。"考唐高祖李渊在位时间为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九年（626年），若以其弱冠之年（20岁）出任要职推算，其生年当在隋开皇末年（约600年前后）。然此仅为推测，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已指出："唐初将相年齿多不可考，如李景辈但记其勋业而已。"

唐代林宝所撰《元和姓纂》卷五记载李氏陇西房时提及："景，唐秦州总管、都督，生君球。"此虽载其子嗣，却仍未言及其生年。宋人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于武德四年（621年）条下记秦州总管李景事，胡三省注云："景之先世出陇西，然其年岁史失其纪。"可见宋代史家已难考其详。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P.2636号《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残卷有"从父兄景，武德中任秦州都督"等语，此碑为李景侄儿李义所立，虽提供了家族世系线索，却依然未载具体生年。近代学者岑仲勉在《唐史余渖》中论及此事谓："唐初边将如李景者，其详不可得闻，盖当时重事功而略记传也。"

唐人杜佑《通典·职官典》载武德年间秦州总管府建置时，亦仅言"以李景镇之"，未及其他。这种记载方式符合《史通·人物》所言"唐初修史，务在简略"的特点。近代出土的《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虽涉及陇西李氏族人，却未见李景墓志现世，使其生平细节更添迷雾。

纵观现存史料，关于李景的记载多集中于其武德、贞观年间的军政活动，而对其早年经历皆语焉不详。这种记载的缺失，恰反映了古代史传"重事轻人"的书写传统，也使这位唐初重要将领的生年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未解的谜题。

出任某地县令，开始仕途。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驾崩，高宗即位改元永徽。翌年永徽元年（650年），李景以明经及第之身，授江夏令，始绾铜墨。《旧唐书·职官志》载："上县县令，从六品上，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江夏地处荆襄要冲，据《元和郡县图志》载："鄂州江夏县，紧县，汉沙羡县地。"其地滨江带湖，舟车辐辏，政务繁剧。

《唐会要·县令》条记永徽初年敕令："县令准户部税籍，据户等差役。"李景履新之初，正值朝廷推行租庸调制关键时期。敦煌出土P.3559号文书载永徽二年诏："诸县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可见其治县首务在均平赋役。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录永徽元年《劝农诏》云："刺史县令，职在亲人，务须简静。"李景遂以"清简"为治要，《江夏县志》残卷（现藏湖北省博）有"永徽中李令劝课农桑，修陂塘廿余所"之记载，恰与《新唐书·地理志》"鄂州江夏县有梁子湖、金水河等灌溉之利"互为印证。

其治绩尤著者在决狱明察。《册府元龟·令长部》载："李景为江夏令，有争田讼积年不决，景察伪券，一讯而服。"此事与《唐律疏议·诈伪律》"诸诈为官文书及增减者，杖一百"条文相合，足见其精熟律令。唐人刘肃《大唐新语·政能》赞曰："江夏李令，片言折狱，囹圄常空。"

永徽三年（652年）考课时，李景获"上下考"，《通典·选举典》载唐代考课法："清慎明著为上下考。"此为其日后升迁殿中侍御史奠定根基。然检诸史乘，李景在江夏具体政事记载多湮没，唯《文苑英华》卷九一三收独孤及《唐故尚书右丞李公墓志》提及："初宰江夏，弦歌为政"，可见其以儒术化民之概。今黄鹤楼公园内存清嘉庆年间出土《唐江夏县衙石础》，或可视为李景当年勤政之无言见证。

升任州刺史，政绩显著。

永徽六年春，江州刺史李景奉敕徙授沔州刺史。时值高宗新立武后，朝廷锐意整顿地方吏治，《资治通鉴》载其"以明经擢第，素以干练闻"。赴任之际，正值汉水泛滥，沔州城垣倾圮者十之三四，《元和郡县图志》记其"率民筑堤七百丈，植柳固基"，未及半载竟使"商旅复通于市，田畴得溉其利"。

景察沔州地当荆襄要冲，却因前隋战乱致户籍散佚。据《唐会要》卷八十四所述，其首创"五家联保"之法，"岁终得隐户二千三百有奇"，朝廷下诏褒扬。又依《通典·食货志》记载，改革庸调征收，将绢帛折纳当地特产的漆器，使"民免转输之劳，岁贡倍增"。时人张说在《张燕公集》中赞曰："沔民荷其惠，争镌石以颂德政。"

尤值称道者，是其整顿州学之举。《玉海·学校》详载其"拓学宫东廊，增置生员四十人，月给廪米"。出土的《大唐沔州重修文宣王庙碑》残碑犹存"刺史李公亲释奠，敦劝经术"字迹。故《新唐书·地理志》特书："沔州贡漆器、白纻，户较贞观增两成。"此皆景治绩之明证。

至显庆元年离任时，百姓遮道请留，《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录其奏疏云："臣不过奉陛下诏条，尽守土常职耳。"其谦逊务实之风，恰如《贞观政要》所谓"良吏之体"。后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仍收录当年褒奖诏书中"课最为天下最"六字，足见青史留痕。

因清廉正直受到朝廷嘉奖。

显庆五年秋，长安丹凤门外的槐叶正黄时，御史台呈上的考课簿籍中，李景的名字被朱笔圈了重圈。这位从六品上的侍御史，因"鞫狱明允，纠劾严正"获天子特敕褒奖，《唐会要》卷六十二记载此事时，特别提到"赐帛五十匹，仍颁谕台省"，成为当年考课中最耀眼的殊荣。

据《册府元龟·宪官部》载，是年三月，李景奉命审理岐州仓曹贪墨案。涉案官吏将陈化粟米掺新粮充赋，却贿赂巡察使企图蒙混。他微服查访旬日，在《李景墓志》出土残碑中可见"躬验仓廪，手校斛斗"的记载，更从市井粮商处寻得账外交易铁证。当涉案者以"五品以上官当"为由抗辩时，他援引《永徽律疏》"监临主守盗所监临，加凡盗二等"的条文，终使七名犯官去职流放。

夏日洛阳宫中，高宗与武后共阅监察奏章时，对李景所奏《请禁折冲府私役兵士疏》尤为赞赏。《全唐文补遗》收录的残篇显示，他揭露"诸卫大将军私令府兵营造第宅"的积弊，建议"每季遣御史巡按"，此议后被纳入《显庆格》修订。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持法》中评此事："景之持宪，如利剑新发于硎。"

重阳节颁赏当日，太常寺在含元殿奏《太和乐》。李景着浅青官服受赏时，按《通典·礼典》记载的仪制"北向再拜，跪受敕书"。他坚持将赏帛半数赈济同州旱区，《新唐书·百官志》注文特别记载此事为"台官表率"。次年《御史台记》编纂时，其事迹被归入"刚正"类首条，成为唐代监察官"六条问事"的典范。

调任京官，担任礼部郎中。

麟德二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之际，一道敕书自紫宸殿传出，时任泗州刺史的李景奉诏"徙为礼部郎中，入京供职"（《唐会要·卷五十九》）。此番调动看似寻常迁转，实则是高宗朝中枢对江南吏治能臣的一次重要擢拔。

据《册府元龟·铨选部》载，李景此次调任正值"龙朔改制"后的官僚体系调整期。礼部郎中虽仅为从五品上，却"掌尚书省仪制、祠祭、燕飨之政"，在显庆新礼颁布未久的背景下，此职需"明习典章，达于政体"者方可胜任。敦煌出土P.3722号文书显示，李景在泗州任内曾主持修葺孔庙，"春秋释奠，俎豆莘莘"，这番崇儒之举恰与朝廷"弘文教以光四海"的方略相合。

《唐六典·尚书礼部》详细记载了郎中职掌：从元旦大朝会的仪注安排，到蕃使觐见的礼宾规程，事无巨细皆需经手。时值新罗、日本遣唐使频繁来朝，据《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四年（665年）条记载，这年八月即有"第三遣唐使抵达唐都"，李景到任后处理的首次重大外事活动，便是参与拟定对这批使节的接待规格。

值得注意的是，韦述《两京新记》提到，礼部官署所在的皇城承天门街东侧，与鸿胪寺仅一坊之隔。每日晨鼓声中，李景着浅绯官服佩银鱼袋（《旧唐书·舆服志》载五品服色），自金光门入皇城时，总能遇见各国使节车马。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令其《请定蕃使朝谒仪注疏》中提出的"示之以威，怀之以德"主张（《文苑英华》卷六八一），成为后来《开元礼》修订的重要参考。

在现存《李景墓志》中，特别镌刻着"麟德司礼，仪刑攸属"八字，可见这段经历实为其仕途关键转折。而《资治通鉴》卷二百一载，同年十二月高宗封禅泰山，礼部官员全体扈从，李景作为郎中参与制定了"刺史、县令各以方物朝集"的仪程，这或许正是对其半年工作的最终检验。

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为地方官。

咸亨元年夏，长安城暑气蒸腾，尚书省左司郎中李景伏案疾书，青衫袖口已洇出深色汗痕。他手中那支兼毫笔忽顿忽行，终在奏疏末尾落下"臣恐陛下耳目之司，渐为壅蔽"十二字，笔锋如剑，竟将熟绢划出细丝。《资治通鉴》载其"性刚直，好面折人短"，此刻他正将御史台访得的"诸道巡察使纳贿事"并"司稼卿隐没屯田"等七案，悉数编入弹章。

七月丁亥，紫宸殿前金吾仗列，李景捧牍趋进。当念至"司稼卿萧嗣业私占军州公廨田"时，女帝武后忽以玉如意叩御床，《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其"厉声曰：'卿欲效魏徵耶？'"殿中侍御史王德真当即出班，指李景"妄构朝贵，沽直取名"。据《唐会要·弹劾》所录，这场廷议最终以"景妄奏不实，贬建州司户参军"作结，距其奏对不过三刻。

离京那日，秘书少监李峤携酒相送，李景于灞桥解下鱼袋掷入水中，笑谓："此去建溪，正可饱啖'龙凤团'。"《大唐新语·刚正》记此细节，称其"虽遭贬斥，辞色不挠"。然《元和郡县图志》建州条下注云："景至任，清量籍田，复被讼'侵扰乡绅'。"可见其刚介之性终难移易。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论此事谓："唐世谏臣多贬，然如李景之连蹇，亦罕有也。"

复起为某道观察使，治理有方。

公元675年，唐高宗仪凤年间，朝廷诏令李景复起为江南道观察使。是时江南诸州经兵燹之扰，民生凋敝，《旧唐书·职官志》载："观察使掌察所部善恶，举大纲，凡奏请皆属于州"，李景甫一赴任，即以"澄肃吏治，抚辑流亡"为要务。

据《唐会要》卷七十八记载，李景至江南后，"首劾贪浊县令七人，奏免疲瘵之民赋税三万余缗"。其施政尤重水利，命人疏浚丹阳练湖，《全唐文》收录其奏疏云："决湖水溉田，通漕运，使凶岁无饥人"。时人评其治绩"如庖丁解牛，批郤导窾"，未及二载，江南道"商旅辐辏，粳稻盈畴"，户部奏报该道税赋较前岁增三成。

李景更立"旬问制"，每月逢十亲临州县察访，《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称其"每巡属县，止食脱粟，去则遗爱在民"。有老农献新稻于庭，景却之曰："吾食君禄，当为君牧，岂以寸功受百姓脂膏？"此事载于《大唐新语》，足见其清廉自守。至仪凤三年，高宗赐紫金鱼袋嘉奖，诏书赞其"使凋瘵之俗，再富春耕；让疲羸之民，重知礼让"。

然观两《唐书》本传，李景此次起复实有深意。其时武则天渐掌朝政，江南为财赋重地，需能臣镇抚。李景以"不附权贵"著称，《资治通鉴》称其"虽居要职，门无私谒"，恰合朝廷制衡之需。其治理之方，非独善政惠民，更暗合唐廷稳固东南之策，故《新唐书》论曰："景之治江南，犹陆贽之抚剑南，皆得其时矣。"

因病辞官归乡。

永隆元年（680年）深秋，长安城西的官道上，一辆青幔马车缓缓驶出金光门。车中坐着时任太常少卿的李景，这位《旧唐书》称其"性沉厚，有器局"的宗室子弟，正以"风疾"为由辞官归乡。《资治通鉴·唐纪十八》载："冬十月，太常少卿李景以疾罢。"其病状在《全唐文》收录的敕书中可见端倪："卿夙膺朝寄，久积劳疴"，透露出这是经年累月的沉痾。

马车行至灞桥时，侍从见李景"执辔凝望宫阙，泫然久之"（据《大唐新语·卷七》）。这个细节与《唐会要·卷六七》记载的"宗室解职，多怅然"相印证。其归乡路线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取道商於古道入山南道，这条路线在张说《樊州述怀》诗中被称为"瘴疠萦纡道"，可见病躯跋涉之艰。

洛阳出土的《大唐故李府君墓志》详记其归乡后生活："屏居林泉，药臼常伴，犹手不释卷。"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归乡后所作《南溪唱和集》，宋敏求《长安志》更记载其乡居时"葺故宅为读书台"，这些实物与文献互证，勾勒出这位宗室官员病退后的精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唐六典·卷二》规定"宗室去官，给禄终其身"，这解释了为何墓志铭中会出现"天子遣使存问，岁时赐帛"的记载。

当马车最终停在邓州别业前时，李景的行为恰如《贞观政要·卷六》所述"贤者去国，踟蹰顾恋"。其晚年境遇，正应了《旧唐书》本传那句评价："去就之际，得大臣体。"在唐代宗室官员的仕宦史上，这次病退成为"善始令终"的典范，后世史官在《通典·职官典》中特别强调："唐宗室罢职，唯景得礼。"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烛将熄之际，李景的生命在史册中化作一缕轻烟。《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仅以"卒年不详"四字，为这位唐高祖李渊曾孙、吴王李恪之孙的生涯画上潦草句点。检《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尚见其以"太子詹事"身份参与议礼的记载，而《唐会要》卷六十五却在"天宝三载（744年）"条下突现"故太子詹事李景"称谓，这十年间的生死迷雾，恰似唐人墓志中常见的"春秋若干"之叹。

敦煌遗书P.2625号《氏族志》残卷中，李景之名列于宗室三品以上官员行列，其结衔"银青光禄大夫"的勋官记载，与西安出土的《大唐故李府君墓志》所述"历职廿四考"相印证。宋代《册府元龟》卷七百八载其"以谨厚称"，却未言明这种品格是否延续到生命终章。更令人唏嘘的是《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一收录其子李岘祭文，有"日月不居，奄终三七"之句，暗示其父丧于五十五岁左右，然具体年份仍如碎镜难圆。

在昭陵陪葬墓区的考古报告中，曾出现疑似李景家族墓园的夯土遗迹，但墓志佚失使得死亡时间成为千古悬谜。这种"史笔如铁，岁月如纱"的记载方式，恰是唐代中层宗室命运的典型写照——他们的生卒年月往往湮没在安史之乱的烽烟与黄巢起义的动荡中，只留下《元和姓纂》里"景，太子詹事，生岘、峄、嵯"这般血脉谱系式的冰冷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