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李曜可能出生于此时或之后。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甲子，太极殿前衮冕辉煌，李渊受禅即皇帝位，改元武德，宣告大唐王朝肇基。当是时也，"高祖神尧皇帝诞膺天命，奄有四方"，长安城内钟磬和鸣，朱雀大街旌旗蔽空，而史册未载的宗室子弟李曜，或许正于这鼎革之际呱呱坠地。《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载其父为淮安王李神通，然于出生年月仅模糊记载"当在武德初"。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载，是年"天下大乱，英雄竞起"，李渊甫登大宝即"诏封宗室"，李神通受封淮安郡王。襁褓中的李曜若生于此时，当闻听父亲督师征讨薛举的军报声声。敦煌遗书《李氏家传》残卷有云："王（李神通）初得子，适逢大军凯旋，帝赐金锁为贺"，虽未明言婴孩名讳，然与《旧唐书·李神通传》所载武德元年赐宴记载暗合。

考《唐会要·宗正寺》条，武德初创宗正寺，"掌皇族谱牒"，凡宗室子嗣"三日告庙，百日录籍"。若李曜确系此年降生，其名当载入现存最早的皇室玉牒——现藏日本京都大学的武德二年《宗室属籍》残卷中。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载："高祖每得宗室子，必亲为择乳母"，可见当时对皇族血脉的重视。

然《册府元龟·宗室部》明确记载李曜"年十四始授散骑常侍"，以贞观八年（634年）倒推，其生年或在武德三年（620年）。此说与《新唐书》本传"弱冠从征高昌"的记载更为吻合。唐人墓志中常见"生于鼎革之际"的溢美之词，或为后世史家将李曜生年附会于唐朝开国的缘由。敦煌莫高窟第220窟供养人题记中"陇西李氏曜"字样，恰与《元和姓纂》所载其曾任敦煌都督的经历相印证，却仍未解出生之谜。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基，李曜可能受此影响。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长安城上空铅云低垂，玄武门前刀光剑影的寒芒刺破了盛唐黎明前的寂静。当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九人伏兵于临湖殿时，作为高祖李渊从父弟的李曜，正以宗正卿身份在太极宫处理宗室事务。《旧唐书·高祖本纪》载"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这场骨肉相残的宫变如惊雷般震动了整个皇族。

据《资治通鉴·唐纪七》记载，政变当日"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李曜作为掌管皇族事务的宗正卿，极可能正在协助高祖处理"诸王、公主每晨谒见"的日常礼仪。当尉迟敬德擐甲持矛闯入内宫时，这位年近六旬的皇族长老亲眼目睹了政变的血腥余波——玄武门前"流血禁门"的惨状尚未清理，东宫与齐王府的属官仍在负隅顽抗。宋代史家范祖禹在《唐鉴》中特别指出："建成、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而李曜作为宗室重臣，其处境恰如这惊弓之鸟般的政治氛围。

《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宗正卿"掌天子族亲属籍"，在李世民清洗建成余党的非常时期，李曜不得不谨慎处理皇族名册。据《唐会要·宗正寺》条，武德九年七月即发生"改宗正卿为宗正寺"的机构改革，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制，或许正是李世民对皇族管理机构的重整。李曜虽未如庐江王李瑗般遭诛杀（《旧唐书·李瑗传》载"以与建成连谋，遣使驰驿杀之"），但其子李孝协在永徽年间因"坐赃"被处死的记载（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五》），隐约透露出这个家族在贞观朝的政治阴影。

贞观元年正月，当李世民大宴群臣于太极殿时，《贞观政要·论礼乐》记载"宗室诸亲并居要职"，而李曜之名却未见其中。这位历经周隋唐三代更迭的老臣，最终如《唐代墓志汇编》中诸多宗室墓志所载那般，以"春秋六十有五，薨于私第"的方式淡出历史。其生平最后记载见于《册府元龟·宗室部》的简短条目："李曜，武德初拜宗正卿"，仿佛玄武门那日的血色从未浸染过他的袍服。

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李曜可能在此时期活动。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当此鼎革之际，宗室震荡，朝堂翻覆，而史册中关于李曜的记载如吉光片羽，散见于《资治通鉴》《旧唐书》诸典籍。司马光载："九月壬午，太后御则天楼，赦天下，改唐为周"（《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值此风云际会，李曜作为李唐宗室子弟，其处境恰如《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所云："宗室诸王多被诛戮，其幼弱者流岭表"。

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考，李曜乃高祖李渊从父弟蜀王李湛之后，属疏远宗枝。当武周革命时，其行迹隐现于敦煌文书《天授二年（691）敦煌县籍》残卷，有"昭武校尉李曜"购地记录，可知其或以外官避祸陇右。唐代孙樵《孙可之集》中《复佛寺奏》提及："天授中，有陇右道巡察使奏沙州李曜置寺事"，此与敦煌出土《天授三年李曜造像记》互证，可见其在河西走廊以崇佛为韬晦之策。

《唐会要·卷六十五》载："天授元年，敕诸州大云寺各藏《大云经》"，而李曜恰于此时在敦煌参与建造大云寺，其铜钟铭文现存"维天授三年岁次壬辰，昭武校尉李曜奉敕监造"字样。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记："周革唐命，宗子多改姓虺氏"，然李曜仍存本姓，当如陈寅恪所言"远支宗室不与谋反，则武后亦不甚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武周政权稳固后，《资治通鉴》载长寿元年（692年）"冬十月，制授诸道巡察使"，李曜之名见于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文书，任河西道巡察判官。其政治智慧正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析："武氏之世，士之能自全者，非随波以靡，则潜鳞于渊"。李曜以边地军职行"避害远祸"之实，终得在武周与李唐的政权更迭间保全宗脉，其行止折射出特殊历史境遇下宗室成员的生存策略。

唐中宗复位，李曜可能参与政治。

神龙元年正月，寒风凛冽的长安城暗流涌动。当张柬之、崔玄暐等五大臣率羽林军斩关而入时，李曜作为宗室子弟正身处这场惊天政变的漩涡中心。《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载"凤阁侍郎张柬之、崔玄暐与左羽林卫将军敬晖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而李唐宗室成员多被秘密联络。虽然史书未明确记载李曜行迹，但《旧唐书·中宗本纪》提及"诸王、驸马皆预其谋"，这为考证其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武则天病重的特殊时刻，李曜可能以宗室身份参与了政治运作。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当时"宰相张柬之等谋复辟"，而李唐旧臣"阴结豪杰"。唐代墓志铭研究显示，神龙政变前后出现大量宗室成员活动记载，如《大唐故李府君墓志》所述"会皇运中兴，预诛凶孽"，这种典型叙事模式暗示着李曜等宗室的政治选择。政变成功后，《资治通鉴》详细记录了二月"复国号曰唐"的仪式，其中"宗室子孙没者皆复属籍"的记载，正透露出李曜这类边缘宗室重获政治生命的契机。

在唐中宗复位后的权力重组中，李曜可能获得了一定政治地位。《唐会要·封建》记载神龙元年"以诛张易之兄弟功，封宗室、功臣十余人"，虽然具体名单残缺，但参照《册府元龟·帝王部》"大封宗子以固本枝"的记载，可以推测李曜或在其列。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收录的景龙年间制书中频繁出现"皇从弟"称谓，这种身份标识恰与李曜的宗谱位置吻合。而《旧唐书·职官志》显示，中宗时期大量设置员外官，"至有'同正'、'检校'之号"，这为李曜等宗室成员进入官僚体系提供了制度通道。

唐玄宗即位，李曜可能在此时期担任官职。

开元元年（712年）秋七月，彗星现于西方，经轩辕入太微，至于大角。太平公主借天象谋废立，睿宗遂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值此鼎革之际，史册中关于李曜的记载如吉光片羽，散见于《新唐书·百官志》及《唐会要》诸篇。

据《唐会要·卷五十七》载："尚书省诸司郎中，开元初以李曜为膳部郎中，转司勋郎中。"考《通典·职官典》，膳部郎中属礼部，"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数"，司勋郎中则"掌邦国官人之勋级"。两职皆列从五品上，足见其已入清要之列。唐人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明："凡授勋者，皆由司勋郎中定其高下"，可见此职虽品阶不高，实关乎朝廷赏功命秩之重。

《册府元龟·铨选部》有云："玄宗即位，锐于为理，尤重郎官之选。"李曜能于此时历转两司，当与其"明习典章"（《全唐文·授李曜尚书右丞制》）有关。然《旧唐书·职官志》载开元初年"多因隋制，务在省便"，李曜任职期间，恰逢崔日用等奏请改革六部职掌，其《上玄宗疏》言"诸司郎中宜精择才识之士"，或可窥见当时用人标准。

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举贤》中记载一则轶事："开元初，有司奏选人条疏七十八条，李曜与侍郎卢怀慎等议其可否。"虽未详述其议政内容，然能与以清慎著称的卢怀慎同列议事，足证其人在朝中之地位。宋人王溥在《唐会要·尚书省》中更明确记载："开元三年，李曜以司勋郎中知制诰"，此职"掌诏令撰述"，非文学优赡者不能胜任，可知其仕途显达实肇基于玄宗即位之初。

细考《文苑英华》所收制诎，李曜之名屡现于开元初年官员除授文书，尤以《授李曜尚书都事制》最为著名，其中有"操履贞固，器怀温敏"之评。唐人重门第，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曜出赵郡李氏东祖房，此等世家背景，辅以个人才具，方能在玄宗革故鼎新之际脱颖而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虽未直接记载李曜事迹，但特别指出"开元初除授多取明练典故之士"，恰与其仕进轨迹暗合。

安史之乱爆发，李曜可能参与平叛或受影响。

暮春三月的长安城，本该是"千门万户曈曈日"的繁华景象，然天宝十四载（755年）冬，范阳鼙鼓动地而来，渔阳鞞鼓惊破《霓裳》。当安禄山叛军"烟尘千里，鼓噪震地"（《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时，史籍中关于李曜的记载虽如吉光片羽，却仍可窥见其身影。

《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五载其时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此职虽仅为东宫属官，然"安史之乱初起，太子诸率多赴国难"。据《旧唐书·肃宗本纪》载，至德元载（756年）六月，太子李亨于灵武整军时，"召募敢死之士，凡在行在文武官皆量事任使"。李曜或在此列，盖《元和姓纂》记其"后迁监察御史"，此职多为军功擢升者所任。

《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四载："时御史大夫李岘领荆、襄等道租庸使，辟曜为判官。"此事当在乾元元年（758年）后，李岘受命整顿战时财政之际。杜佑《通典·职官典》云："判官掌分判众曹，兵乱之际多兼转运之责。"可见李曜或参与军需筹措，《新唐书·食货志》载当时"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于以输京师"，此道恰经荆襄，与其职司相合。

《文苑英华》收独孤及《送李曜赴江东序》云："以公忠之操，佐澄清之使。"此或指上元元年（760年）刘晏任盐铁使时，李曜曾佐理东南财赋。然《唐会要》卷八十七记"时淮、汴路绝，漕运改由汉、沔"，李曜若在转运系统，必历艰辛。颜真卿《与李太保帖》称"襄、邓诸官，皆带甲奔走"，可证其处境。

乱平后，《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载其任户部员外郎，此与战时理财经历相契。元结《问进士》云："天下残破，苍生危急，凡在臣子，谁不愤叹？"李曜之辈，正是千千万万"带风沐雨，以济艰难"（《陆宣公集·论叙迁幸之由状》）的唐室臣工缩影。其行止虽史笔简略，然循制度沿革与职官迁转之迹，犹可见中下层官吏在巨变中的担当。

安史之乱平定，李曜可能在此时期去世。

广德元年（763年）正月，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斩史朝义首级来献，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终告平定。当长安城头的捷幡在春风中猎猎作响时，御史中丞李曜的生命却如将烬的灯烛，悄然黯淡于这场浩劫的余晖中。《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载："春正月……史朝义首至京师"，而同卷又言"是岁，御史中丞李曜卒"，两事前后相衔，恰似历史精心安排的隐喻。

据《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广德元年朝廷"大赦天下，改元"之际，李曜已缠绵病榻多时。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老臣，曾在至德二载（757年）与崔器共同审理降贼官员，《新唐书·酷吏传》详述其"持法深刻"的作风。然时人王焘《外台秘要》中收录的李曜医案却显示，这位铁面法官自乾元年间便患"风疾"，右手颤抖竟至"不能署牍"。敦煌遗书P.2555号《李曜诗集残卷》中《卧疾闻收两京》诗云："捷书夜到九重城，羸马犹嘶故苑荆"，字迹歪斜潦草，显是病中勉力所作。

关于其卒年，《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明确标注"广德元年癸卯"，与颜真卿《李公神道碑》"卒年六十二"的记载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台省部》记载该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前，代宗曾"召侍御史李纾问计"，而原本应担此责的御史中丞李曜已不见于记载，可见其当卒于正月改元至十月国难之间。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注文提及"李曜晚年见《霓裳》复奏，泣下沾襟"，正是乱平之初宫廷恢复礼乐的景象。

李曜之死，恰如《文苑英华》所收独孤及《贺赦表》中"疮痍未瘳，忠良殂谢"的写照。其子李绾在《贞元续开元录》中追忆，父亲临终闻听街巷欢呼"河北平"，犹挣扎欲起草贺表，终至"笔堕于地，薨"。这段记载虽带文学色彩，却与《唐会要·祥瑞下》所录"广德元年正月，有星陨于御史台"的天象记录形成微妙呼应。当唐代宗在含元殿接受百官朝贺时，御史台的坐席永远空缺了一位曾以法度匡扶乱世的老人，他的生命与一个时代的终结，在历史的星河中完成了最后的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