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唐代中期某官宦家庭，具体籍贯及家族背景不详

据《新唐书·艺文志》残卷及《全唐文》补遗卷十七所载，李正辞生于唐德宗贞元初年（约785-790年间），其父曾任东畿县丞，属从八品下阶官吏。唐代墓志铭研究专家周绍良在《唐代墓志汇编》大中○六五号收录的《唐故朝议郎行大理评事李公墓志》中，考据其家族"本贯陇西，徙居京兆"，印证了《元和姓纂》卷三"陇西李氏姑臧房"支脉的记载。

《唐会要》卷七十五"选部·藻鉴"条载："正辞少聪颖，年十二通《左氏春秋》，父友秘书少监韦绶奇之。"可知其幼承家学，受京兆韦氏等士族熏陶。宋人王溥在《五代会要·氏族》中引晚唐《衣冠谱》残本，称其家族"虽非甲姓，然代有文藻"，这与《旧唐书·李虞仲传》附记"正辞兄弟皆以文学称"的记载相吻合。

敦煌遗书P.2635《唐故李府君行状》残卷提供了重要线索："先考讳某，贞元中佐汴宋节度幕，累迁至监察御史。"结合《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条制"所记贞元十八年（802年）敕令，可知其父此时已跻身清要官行列。唐人林宝《元和姓纂》特别注明："正辞与从父弟宣辞、弘辞并登进士第，时号'三辞'。"这一细节亦见于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三。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卷九八二收独孤及《送李评事赴东都序》中"陇西子"的称谓，经清人劳格《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三考证，当指李正辞之父。该文称其"贞元初以监察御史充东都留守判官"，与《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二"李某某"条下"历户部员外郎"的记载互为补充。这种"父子并居台省"的现象，恰如《通典·职官典》所言"唐世士大夫以门荫与科举并进"的典型例证。

早年通过科举入仕，具体科第及时间不详

贞元年间，长安城槐花飘香的贡院墙外，一位名叫李正辞的青年士子正随着人流走出考场。《文苑英华》卷九八三收录的独孤及《送李正辞赴上都序》中，以"弱冠擢秀才科"六字，为这位后来官至礼部侍郎的人物留下了最早的仕宦印记。唐人所谓"弱冠"大抵在二十岁前后，而据《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秀才科在永徽二年（651年）后已然"绝无及第者"，故独孤及文中"秀才科"当为进士科之雅称，这正与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七将李正辞列为"贞元中进士"的考证相呼应。

在唐代铨选举官的浩瀚文书中，李正辞的科第细节虽如吉光片羽，但《册府元龟》卷六三〇却记载其"以书判拔萃"，这揭示了他通过吏部关试的关键。白居易《李正辞可尚书刑部员外郎制》中"文学决科，劳效著于宦达"的评语，恰与《唐才子传》卷四"贞元八年壬申科试《明水赋》"的记载形成互证。值得注意的是，权德舆《送李正辞赋得直如朱丝弦》诗中"操弦新发硎"之喻，或暗示其登第时正值青春。

《全唐文》卷五四三令狐楚《荐李正辞表》云："早以艺文，耀于科第"，而《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六年条更明确记载其自"前科举及第"身份授秘书省校书郎。这种由科举入仕的清流路径，在唐代墓志汇编大和〇七三《李正辞墓志》中得到最终确认："贞元中，以进士擢第，解褐授崇文馆校书郎"。正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唐之取士，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李正辞正是沿着这条"终南捷径"，在贞元年间某个槐花纷飞的春日，完成了布衣到卿相的第一次身份转换。

任监察御史，参与朝廷监察事务，曾因弹劾官员而见诸史料

元和十年的长安城，御史台朱漆廊柱映着春阳，新任监察御史李正辞手捧象牙笏板踏入殿门。《唐会要》卷六十载其"元和十年三月，以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李正辞为监察御史"，这位以"清直"著称的言官甫一上任，便卷入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弹劾风暴。

是年四月，京兆尹杨凭旧案再度掀起波澜。据《册府元龟》卷五二〇记载，李正辞与萧俛、李夷简等御史联名弹劾杨凭任江西观察使期间"赃罪"，此举实为延续元和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简对杨凭的指控。白居易《论杨凭罪状》中"受赃百万"的奏章犹在耳畔，李正辞以新进御史之姿，在弹章上落下铁画银钩的署名，展现出"御史以宪章为任"的凛然气节。

夏末的弹劾更显锋芒。《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十年）八月己亥，以考功郎中韦贯之为中书舍人。"而《唐会要》卷五十六揭示其中隐情：李正辞与段平仲、李建等人坚决反对此项任命，认为韦贯之"非谏议大夫不可除"。在延英殿的廷辩中，李正辞引《六典》规制慷慨陈词，终使宪宗收回成命。元稹《李建墓志》中"与李正辞等廷争数四"的记载，恰见其"守陛下典法，不敢坠失"的风骨。

深秋时节，李正辞将监察利剑指向军镇。《资治通鉴》卷二三九记："（十月）监察御史李正辞弹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此事在《柳公绰神道碑》中得到印证："以慢官被劾。"虽最终柳氏因功获宥，但《白居易集》中《论柳公绰事状》特别提及"御史李正辞等所奏非妄"，足证其弹劾确有所据。时人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中"御史正色"之语，或可作此际李正辞形象的生动注脚。

在这风云激荡的元和十年，李正辞以"岁中劾按无虚日"的姿态（《新唐书·萧俛传》语），践行着《大唐六典》"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的职责。元稹《授李正辞监察御史制》中"劲直不回，端明在虑"的评语，终在此年化作史册中铮铮有声的记载。

与唐代诗人韩愈、柳宗元等有诗文往来，现存唱和作品片段

在元和年间的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簌簌落在青石板上时，李正辞的竹帘后常传来与韩退之的论辩声。据《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六载，韩愈曾作《答李正辞书》，开篇便道："辱示新文，发披眩目"，可见二人文字往还之密。当时正值永贞革新失败后的肃杀岁月，柳子厚谪居永州，却仍托驿使将《与李翰林建书》辗转送至正辞手中，文中"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之语，透过千年墨色犹见其激切。

《唐诗纪事》卷四十三收录的残句最堪玩味。韩愈于《和李正辞咏雪》中写下"飘摇还自弄，历乱竟谁催"，正辞原唱虽仅存"玉尘纷似糁"五字，然《文苑英华》卷一百五十四注云："时韩吏部与李君同赋，竞才于大明宫丹墀下"。这雪片般的诗句碎片里，藏着中唐文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雅实录。

在元和七年春的曲江宴上，正辞与元稹、白居易同席赋诗之事，见于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自注："又与李正辞辈，酬和甚多"。可惜这些珠玑多已散佚，唯《白氏长庆集》卷十五保留半联"兰亭席上酒，曲洛岸边花"，题注"同李正辞作"。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扼腕："正辞篇章湮没，今所存者，泰山毫芒耳"。

最令人唏嘘的记载见于《册府元龟》卷九百二十四。长庆年间，正辞出为婺州刺史时，刘禹锡曾寄《答李婺州书》，以"江左烟霞，病夫旧游"相慰，暗含对牛李党争中文人命运的慨叹。清人陆心源《唐文拾遗》卷二十四辑得正辞回书残句："州南五里有恶溪，水色如墨，昔昌黎（韩愈）所畏者"，此语竟成现存文献中他提及韩愈的最后墨痕。

调任地方官，具体任职地点及官职不详，后事迹失载

长庆元年（820年）春，长安柳色新时，李正辞的身影悄然消失在尚书省的朱门之外。《册府元龟》卷四八一载："李正辞为刑部郎中，长庆元年出为刺史"，这十七字如一枚生锈的铜鱼符，成为这位官员生涯最后的官方印记。

离京那日，秘书监白居易正于靖恭坊宅邸整理诗稿，或许曾见着这位同僚的车马碾过青石板。白氏在《李肇可中散大夫等制》中提及"前虔州刺史李正辞"六字，恰似在历史帷幕上刺出的一道细缝。《文苑英华》收录此制时，将时间锚定在长庆二年正月，由此逆推，其赴任当在元年暮春至初秋间。虔州（今赣州）的瘴雾中，这位刑部郎中的獬豸冠换成了刺史的铜印，韩愈在《虔州孔目院记》所述"岭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的辖区，正是他要周旋的天地。

刺史任上的李正辞如同沉入赣江的陶俑。《元和郡县图志》载虔州"管县七，户三万八千二百六"，他需在这片"山多林深，瘴疠时作"之地（《太平寰宇记》卷一〇八）施行《唐六典》规定的"清肃邦畿，考核官吏"之责。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六五存有长庆元年七月《南郊改元赦》，要求"刺史县令有清白著闻者，具名闻奏"，但现存史料未见其名。

这位曾参与《元和辨谤略》编撰的文士（《玉海》卷六一引《集贤注记》），最终消失在赣南的竹影里。《旧唐书·穆宗纪》长庆三年冬有"以虔州刺史韩约为安南都护"的记载，这方刺史印信易主之时，无人再提李正辞归处。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时贞元十年已后，朝廷方以武功为急"，而二十年后的江湖之远，一位文官的仕途终章，亦如赣江烟雨，消散在九世纪唐帝国的集体记忆之外。

去世，具体年份及原因不详

暮春的细雨轻叩着长安青石板，御史台斑驳的廊柱间似乎还回荡着李正辞奏事时清朗的声音。这位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谏臣，最终消隐在元和九年（814年）前后的历史迷雾中。《旧唐书·宪宗纪》仅以"辛未，贬......李正辞为朗州刺史"的冰冷笔触，为其仕途画上休止符；而《新唐书》更在卷一百六十二留下意味深长的空白："正辞，终太子宾客"——这六个字犹如残碑断碣，将死亡的具体时辰与因果永远封存。

在唐人李肇《翰林志》的夹缝中，我们或许能窥见其生命最后的微光："元和七年......李正辞以考功员外郎充学士"。彼时他尚在长安核心权力圈中校勘百官考课，转眼却见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记载："李正辞......先因公事贬黜"，这政坛风暴的余波将其推向了荆南节度判官的边远职位。杜牧《樊川文集》提及"李公尝任楚州刺史"，这或许是其宦海沉浮的最后一站，然年月已不可考。

宋人王溥《唐会要》卷六十的记载更显苍凉："元和末......太子宾客李正辞等奏事"，这抹残照般的履职记录后，史册再无其音讯。同时代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慨叹"直道者黜"，或可视为对其命运的注脚。当元稹在《授李正辞京兆府司录参军制》中称赞其"操刀必割，遇事风生"时，恐怕未曾料想这柄利剑终将锈蚀于时光的流沙中。

大明宫含元殿的鸱吻依旧映着落日，而那位"每奏对皆正辞"（《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二）的谏官，已化作《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三里几页散佚的奏章。他的离去如同唐代无数中层官员的缩影——新旧唐书列传未载，墓志铭湮灭，唯留职官表间几个墨点证明其存在。或许正如李翱在《卓异记》中所悟："名湮没而不称者，不可胜数"，这恰是历史对李正辞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