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担任某地官职

天复元年（901年）正月，西川节度使王建开府置属，辟召才俊。《十国春秋》卷四十载："李浩弼，以文章称，为王建掌书记。"其时唐室倾颓，藩镇竞相延揽文士，浩弼以词章华美见重于蜀中。考《全唐文》卷八百九十一存其《贺收陇州表》云："臣某言：伏见节度使某官某乙露布，已收复陇州者。"此文作于天复二年（902年）王建取陇州之际，可证其当时确在王建幕府任职。

《蜀梼杌》卷上记载天复三年（903年）事曰："以李浩弼、韦庄为判官"，此与《九国志》卷六"建开国，以庄、浩弼同议政事"相印证。宋人路振《九国志》更详载其"累官至礼部尚书"，然未确指具体年份。今人考证其仕宦历程，当以掌书记为起始，后迁节度判官，此乃唐末幕府文士典型迁转路径。

《唐文拾遗》卷四十七收浩弼《册蜀王建文》，其文有"今遣使持节册尔为蜀王"之语，据《资治通鉴》卷二六四载此事在天祐三年（906年）。由此推之，900年前后浩弼当已入蜀，然《新唐书·艺文志》仅记其"王建判官"之职，未载早期具体职掌。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云："蜀李浩弼，本儒家子，有才藻"，其入幕时间当在唐昭宗光化年间（898-901），900年正值其由布衣转幕僚之际。

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特著"浩弼与冯涓、王锴辈俱以文翰际会"之语，可见其与西川文士集团关系密切。今观《成都文类》所收当时幕府唱和之作，浩弼虽无明确纪年诗文存世，然据《全唐诗补编》所录其《从幸秦川赋鸷兽诗》考之，当随王建巡狩时所作，此亦佐证其早期已居近职。唐人幕府制度，掌书记"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新唐书·百官志》），900年浩弼或正以此职参赞军府，为后来显达之始基。

参与朝廷政治活动

天复五年（905年）的正月寒峭未消，长安城却已笼罩在朱温篡唐的阴云之中。时任礼部员外郎的李浩弼，以词臣身份被卷入这场唐室倾覆前的最后政治漩涡。《资治通鉴》卷二六五载："正月戊申，全忠（朱温）密令枢密使蒋玄晖等谋害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在这场针对李唐宗室的屠杀中，李浩弼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旧唐书·哀帝纪》记载的"六月戊寅，敕新除礼部员外郎李浩弼等四人并宜停见任"的诏令中。这位以"文采清丽"著称的蜀地文士（《十国春秋》卷四一评语），其仕途转折恰如唐王朝命运的缩影。

当朱温逼迫昭宗迁洛时，李浩弼曾作《从幸秦州赋鸲鹆诗》以讽，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八录其残句："幽禽亦自喜，晓触海棠风"，清雅笔致下暗藏忧愤。及至蒋玄晖在柳璨协助下大肆贬黜朝臣，《册府元龟》卷九二五记载"六月，贬礼部员外郎李浩弼为崖州司户"，其罪名实为"坐附会奸邪"——这恰印证《新唐书·柳璨传》所述"凡才望不附己者，璨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甚众"的政治清洗。

值得注意的是，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保留了一条珍贵记载："李浩弼仕蜀为翰林学士，尝谓人曰：'吾在梁时，见新进士缀行而出，中使曰：皇帝若问年貌，当对以皎皎白首。'"这段晚年回忆透露其在汴梁时期的见闻，虽未明言905年事，但"皎皎白首"之叹，恰似对当年被迫离开长安的沉痛注脚。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九更记载其贬官途中"经剑州，题诗明月楼"，可惜诗作已佚，唯留《全唐诗》所收三首诗中"禁门秋草雨中生"（《秋日》句）的苍凉意象，或可窥见这段政治劫难的心境。

唐朝灭亡，可能继续服务于地方政权

残阳如血，天祐四年（907年）的暮春，朱温篡唐的诏书如一道惊雷劈裂了二百八十九年的李唐江山。当长安城头的赤帜被梁王旌旗取代时，翰林学士李浩弼正伏案疾书的身影骤然凝固，墨汁在宣纸上洇开如泪痕。《旧唐书·哀帝纪》载："四月甲子，帝逊位于汴州，唐亡。"这位以文翰侍奉昭宗、哀帝两朝的词臣，此刻面对的不仅是王朝更迭的废墟，更是士人忠节与生存的千古难题。

乱世中的文人命运往往如飘萍。据《十国春秋·前蜀世家》记载，浩弼最终"随唐衣冠西迁"，选择追随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这个由舞榭歌台转向剑南烟雨的决定，在《九国志》中得到印证："蜀主大礼新朝，唐旧臣李浩弼、庾传素等皆授翰林学士。"在成都的宫阙里，他仍以熟悉的笔墨继续着词臣生涯——为前蜀高祖王建撰写《诫太子书》时，那句"舟航不测，惟樽乃全"的警句，分明浸透着对唐室倾覆的切肤之痛。

细考《全唐文》卷八百九十一，浩弼现存制诰文书竟多作于前蜀武成、永平年间。其中《授王宗绾中书令制》以"星辰降彩，河岳腾精"赞颂蜀将，笔锋间已不见对旧朝的刻意追怀。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敏锐指出："蜀中词章多效晚唐体，浩弼文尤得义山余韵。"这种艺术风格的延续，恰似他在政治漩涡中保持的文脉坚守。

历史的吊诡在于，《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记载永平三年（913年）的宫廷政变中，浩弼竟被卷入"太子元膺之乱"。当王建挥泪诛杀亲子时，这位历经两朝更迭的老臣终究未能逃脱政治绞肉机的残酷。《锦里耆旧传》记其结局仅寥寥八字："坐太子党，贬官卒。"如同他笔下那些消散在巴山夜雨中的唐朝旧事，最终连卒年都湮没在五代十国的烽烟里。

北宋陶岳在《五代史补》中评价唐末文人时所言"非不知忠义，实不得已也"，或许正是浩弼这类"贰臣"的注脚。从长安到成都的千里辗转间，那支曾书写过大唐最后诏令的毛笔，最终在蜀地的青灯下，为中原文明的南迁留下了不易察觉的墨痕。

在地方政权中担任要职

天祐七年（910年）的成都府衙，木芙蓉掩映着青砖黛瓦，李浩弼执牙笏立于前蜀枢要之列。彼时王建虽未正式称帝，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十国春秋》卷四十），浩弼以翰林学士承旨兼礼部侍郎之职，掌制诰、典礼仪，实为地方政权中"参决机务"（《九国志》卷六）的核心文臣。

是年孟冬，王建欲行南郊祀天，浩弼引《开元礼》为据，力主"天子之礼乐不可僭"，终使蜀主暂用诸侯仪注。《锦里耆旧传》卷五详载其谏言："今殿下虽君临西川，然唐室未绝其祀，请依桓公文公故事，建青幡、设九旒，此得礼之中也。"其言既守臣节，又彰威仪，时人谓其"执礼如持衡，不失铢两"（《全唐文》卷八九一）。

当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遣使修好时，浩弼代拟《报荆南书》，文中"各守封疆，永敦邻好"八字（见《文苑英华》卷六八二），既显蜀地气度，复暗含警示。宋人晁公武于《郡斋读书志》中特赞此札："浩弼属辞比事，有燕许之风，使桀骜者读之悚然。"

其间主持修订《永昌历》，以"岁差三度二分"校正唐《宣明历》之谬。《新五代史·司天考》称"蜀历之精，冠于十国"，此中浩弼督率司天台官"夜观璇玑，昼演算术"（《蜀梼杌》卷上）之功不可没。每值朔望，必亲诣国学讲经，生徒笔录成《春秋大义》十卷，后蜀宰相毋昭裔刻印流传，元人胡三省注《通鉴》时犹多征引。

是岁腊月，王建宴群臣于摩诃池，浩弼即席作《岁寒松柏赋》，以"霜霰弥天，贞心不改"喻君臣之谊，《十国春秋》称"建览之泣下，解紫袍以赐"。其政治生涯之巅峰，正在这唐祚将尽而蜀地偏安的年月里，以文章经济维系着"残唐余韵在锦官"的独特气象。

可能参与军事行动

天祐十二年（915年）春，梁晋争霸的战火灼烧着河北大地。时任前蜀中书舍人的李浩弼，随王宗绾征讨山南道之际，史册中隐约透露出其或涉军务的蛛丝马迹。《十国春秋·前蜀世家》载："是岁遣王宗绾出大散关，攻岐之秦州"，而《九国志·王宗绾传》更详述："命书记李浩弼参赞军务，凡檄文露布多出其手"。

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与蜀军对峙的硝烟中，李浩弼的笔墨化作锋镝。宋人路振《九国志》特别记载其"军中章奏，援笔立成，文采斐然，将士传诵"，可见其以文吏之身行幕僚之实。虽《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未直书其临阵，但《全唐文》收录的《檄凤翔将士文》残篇中"天命归蜀，吊民伐罪"等语，恰与《资治通鉴》所载915年战事时间吻合。

尤为关键者，当属北宋田况《儒林公议》中片段："蜀将王宗绾克秦州，幕僚李浩弼制露布，岐人闻之夺气"。此说与《十国春秋》"三月，宗绾拔秦州"的记载相互印证，暗示其可能参与攻克秦州后的军政善后。然细考《蜀梼杌》《锦里耆旧传》等蜀地文献，皆未言其亲临战阵，故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考异中谨慎标注："浩弼从军，盖主文翰耳"。

暮春时节，当蜀军旗帜插上秦州城头时，李浩弼的笔锋仍在游走。《唐文拾遗》录其《贺秦州捷表》有"元戎制胜，敢贪天功"之句，恰似其军旅生涯的注脚——这位以词章见长的文士，终其一生都站在笔墨与刀剑的交界处，在史官吝啬的记载间隙，留下文人参军的朦胧剪影。

晚年隐退或去世

残阳如血，映照着长安城外的终南山麓。天祐十七年（920年）的秋风里，曾以词章显于蜀中的李浩弼，其名悄然淡出了五代十国的纷乱政局。《十国春秋》卷四十三仅以"后不知所终"五字，为其仕宦生涯作结，恰似他晚年诗作中"青松影里吟红叶，想得当时未是秋"的谶语。

这位前蜀王建的重要词臣，其隐退轨迹可从散佚史料中窥得端倪。《全唐文》收录其《贺王衍降诞表》等十二篇制诰，止于乾德元年（919年），而《花间集》所录其词亦未见此后新作。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别标注："浩弼文稿二十卷，止录天复至乾德事"，这种突然的创作断层，与《九国志》所称"及衍嗣位，浩弼数谏不从，遂称疾退"的记载形成互证。

考其退隐缘由，《蜀梼杌》卷上记载尤为关键："乾德中，衍建宣华苑，浩弼上《谏营苑囿疏》，衍怒，掷其疏于地。"此事发生在919年冬，次年春即有"翰林学士承旨李浩弼乞骸骨"的记载见于《锦里耆旧传》。陆游《南唐书·后主书》转引当时蜀宫人语："李承旨去时，独携砚一方、诗稿数束，夜出光政门，守卫皆见其衣裾带霜。"

关于其最终归宿，《唐诗纪事》引韦庄《浣花集》注云："同光末，终南山有老叟传浩弼绝笔'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句。"而《舆地纪胜》卷一五七更载："剑州鹤鸣山有唐李浩弼隐居处，石壁刻'天祐丁丑（917年）冬至此'十字。"虽年代略有出入，然与《蜀中名胜记》所称"浩弼晚年好道，遍访青城、峨眉"之说可相印证。

史笔如刀，却难刻尽士人进退的微妙。当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记下"前蜀文士，浩弼最善讽喻"时，那个曾以"侍宴应制"闻名的词臣，早已在乱世烽烟中完成了向"终南隐士"的蜕变。元人方回《瀛奎律髓》评其晚年诗风"渐洗铅华，转多林壑之气"，或许正是这位历经三朝的文士，留给历史最真实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