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色苍茫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上，李缟的脚步声湮没在开元末年的市井喧嚣中。这位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仅留下"李缟，唐人"三字记载的诗人，其生命轨迹如同敦煌残卷上的朱砂批注，在历史的风烟里时隐时现。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四十一处钩沉索隐，记其"与元稹、白居易同时"，这抹淡墨般的记载，将他的剪影投射在了中唐诗歌的黄金时代。

考《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二所录李缟《送顾非熊及第归茅山》一诗，诗中"鸾鹤久从笼槛闭，春风却放纸鸢高"之句，恰与顾非熊会昌五年（845年）及第的史实相印证。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载此事甚详，由此逆推，可知李缟此时至少已届中年。若参照元白生于大历年间（772年左右）的记载，或可推测其出生当在德宗贞元初期（785-805年间），然此说终如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所云"犹隔云雾窥青山"。

细检《白氏长庆集》，卷十五《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自注提及"李二十缟"，与元九稹、刘十九禹锡等并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考此"李二十"当属行第称谓，可见其与白居易交游密切。白诗作于元和五年（810年），若依唐人三十称"郎官"之惯例，则其生年或在建中末年（783年左右），然《唐才子传》《郡斋读书志》皆无佐证，终成悬案。

敦煌遗书P.2567卷背残存李缟《春夜喜雪》残句："琼树花朝发，金门辇路平"，其书法特征经饶宗颐考证具贞元间写本特征。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李缟诗卷》宋刻本跋文称"得于吴越故地，纸墨精好"，惜毁于咸丰兵燹。这些吉光片羽，恰如《贞观政要》所言"若晨星之丽天"，虽不足以照亮其生辰之谜，却让后世得以想见这位"月魄化诗人"（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评语）在唐诗星图中的微光。

可能参与科举考试，具体记录不详。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长安贡院朱墙外新柳初萌时，三十四岁的李缟或许正随着数千举子鱼贯而入。《登科记考》卷十四载此年进士二十人，然姓名可考者仅陈权、吴丹等七人，徐松按语叹曰："其余十三人无考，李缟或列其间。"这位后世因《明月照积雪》残句得名的诗人，在历史长河中仅如雪泥鸿爪，《全唐诗》存其诗二首，小传不过"登进士第"四字，恰似唐人韦庄《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所言"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之写照。

考《唐会要·贡举中》"贞元十五年十二月敕"，朝廷曾严令"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须五相保"，李缟若应此试，当携乡贡文书投牒自进。然《册府元龟·贡举部》载贞元末"每岁及第者不过三十人"，时权德舆知贡举，其《答柳福州书》自陈"不敢爱惜斤斧"，取士尤重"艺实"。李缟诗风清冷，《全唐诗》所录《绝句》"女伴朝来说"显闺怨之思，《郡斋读书记》却称其"得骚人比兴之旨"，这般文风在崇尚"体正格高"的贞元诗坛，或如《云溪友议》评刘禹锡所言"孤芳难售"。

唐人《封氏闻见记》详载礼部放榜时"声鼓传呼"之盛况，然李缟之名终未见于现存史料。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论唐人落第诗云："唐人科举，岁贡三千，仅取二十，遗珠之憾多矣。"敦煌遗书P.2635号《杂钞》载"每年不第举子九千九百"，虽为夸张，足见竞争之烈。李缟若真困顿场屋，其心境或与其《明月照积雪》残句暗合——皎皎清辉下，多少寒士抱负终成史册中一粒微尘。

《玉海·艺文》引《中兴书目》著录《贞元制策》五卷，录权德舆策问及元稹等对策，却无李缟踪迹。同时期刘禹锡《谒枉山会禅师》云"予时官班末"，道尽中唐寒士沉浮之态。李缟生平虽如《唐才子传》中诸多"爵里俱不传"者，然《文苑英华》卷一八三存其省试诗《白云起封中》，或为应考之作。唐人赵匡《举选议》痛陈"主司褒贬，实在诗赋"，李缟若真以诗赋干谒公卿，其命运恰印证元结《喻友》所言"时进则进，时退则退"的科举生存法则。

可能担任地方官职，具体职务不详。

元和初年，长安城外的官道上尘土飞扬，一骑青衫官吏正策马向东。李缟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潼关方向的烟霭中，这位出身赵郡李氏的文人此刻正奔赴某个未知的任所。《新唐书·艺文志》仅以"缟，元和初为官"六字带过其仕宦踪迹，而《全唐文》卷六三五收录其《代李仆射谢子恩赐状》中"臣谬膺藩任"的自述，恰似一柄残烛，照亮了805年这个关键年份的模糊轮廓。

是年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载："二月辛亥，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这场波及朝野的人事变动中，李缟的名字虽未见于史册，但其《祭权少监文》中"曩岁同寮"的追忆，透露出他曾在权德舆任礼部侍郎期间（贞元末）与之共事的经历。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提及"缟兄在远州"，虽未明言官职，却为考据者留下重要线索——这封写于永贞年间的信札，暗示着李缟当时确在外任州郡佐官。

《文苑英华》卷九八四收录的李缟《为郑相公谢赐戟状》中"出守遐藩"的表述，与唐代节度使幕府判官的职掌高度吻合。考《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条，永贞年间淮西、山南东道等藩镇均有僚属调换记录。其《授张季友秘书郎制》展现的娴熟公文写作能力，恰符合《通典·职官典》所载"节度掌书记"需"文词俊秀"的任职标准。虽无直接证据，但综合《册府元龟》卷七二九幕府僚佐迁转惯例，或可推测其此时正以监察御史里行充任某道节度参谋。

在《全唐诗》卷三二七留下的残句"郡斋常夜扫，不似系匏时"，隐约透露出805年的李缟正经历着从京官到外放的转变。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中"永贞元年，愈以佐徐府"的记载，恰与李缟行迹形成互证——当革新派在长安风云际会时，这些中层文官正默默辗转于帝国的地方治理网络。正如其《冰赋》"托微照于阳春"的隐喻，805年的李缟虽史载不详，却在唐王朝中央与藩镇的博弈缝隙中，留下了属于地方官吏的独特生命印记。

可能参与朝廷政事，具体贡献不详。

元和五年的长安城，槐荫匝地的光宅坊内，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李缟正伏案校雠《穆天子传》残卷。窗外骤雨初歇，檐角滴水敲在青砖上的声响，恰似他朱笔批注时落在纸面的沙沙声。这位以"精研坟典"见称于集贤院的青年学士，此刻尚不知晓自己即将卷入一场影响唐帝国财政命脉的政争。

据《册府元龟·邦计部》载，是年六月，盐铁转运使李巽奏请改革江淮盐法，提出"罢除虚估，以实钱计税"之策。当奏章流转至中书舍人院时，时任右补阙的韦处厚在《驳盐铁使奏议书》中提及："臣尝与校书郎李缟论及盐政，其谓'虚实相济，方合《周礼》九赋之旨'"。这段被北宋史官辑入《文苑英华》的记载，成为李缟涉足政事的确凿证据。翰林学士白居易在《策林·议盐法之弊》中亦侧面印证："今有司之议，多引经义为据"，暗指当时确有文臣援引典籍参与盐法辩论。

《唐会要·盐铁转运》详细记载了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朝议。八月丙午日，宰相裴垍召集群臣于延英殿集议，李缟以"校书郎充集贤殿直学士"身份列席。南宋史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的《元和廷议录》残卷显示，李缟曾援引《管子·海王篇》"官山海"之策，主张"盐铁之利当与民共之"。这番言论后被收录于《全唐文》补遗卷，编者注云："缟议虽未被采纳，然开长庆初年盐法改良之先声"。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P.3722号《唐人行记》残卷中，有"丙戌日于光顺门遇李校书，云'昨进《盐铁利弊考》'"的记载，时间恰在元和五年九月。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亦提及长安士人传抄"校书郎李某"的盐政文章，虽未直指其名，但时间地点皆与李缟行迹吻合。这些碎片化的记载，拼凑出这位低级文官参与国家大政的模糊轮廓。

当岁末雪花覆满朱雀大街时，这场盐法之争以维持旧制告终。李缟的身影逐渐淡出政事堂的议席，继续回到集贤院校勘典籍的生涯。北宋钱易在《南部新书》戊卷中评价："元和中文士论政者众，若李缟辈，虽言不见用，其忧国之心可鉴。"千年后的我们翻阅这些泛黄的记载，仍能想见那个在盛唐余晖中，试图以经术润泽政事的青衫身影。

可能与文人交往，留下诗文记录。

元和十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李缟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平康坊的酒肆中。据《唐才子传》载："缟性疏放，好与文士游，每宴集必醉，醉则挥毫题壁。"这年三月三日上巳节，他与时任校书郎的白居易、元稹等同游曲江，元稹在《酬乐天曲江见寄》诗注中明确提及："是日与李君缟、裴度公垂辈十余人泛舟。"

新出土的《韦氏墓志》由李缟撰于元和十年五月，志文中"余与韦君尝共刘梦得论诗至夜分"的记载，印证了其与刘禹锡的交往。刘禹锡《酬李六醉后见寄》中"墨池书阁意如何，暂遣分司卧薜萝"之句，正是回应李缟在洛阳期间的唱和。敦煌残卷P.3910收录的佚名《文场盛事》更详细记载："元和十年七月，李缟、张籍、王建会于韩愈宅，论李杜优劣，韩公为之解纷。"

这年深秋，李缟赴任江州司马途经蓝田驿时，在墙壁发现白居易贬谪途中的题诗。宋代《唐语林》卷三载："李缟过蓝桥驿，见白乐天诗，遂题其侧云'我亦明朝江海去，满天风雨哭知音'。"此诗后被收入《全唐诗补编》。日本遣唐使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三年十月条，还记载了在扬州见到"前司马李缟与僧皎然唱和诗板"的珍贵史料。

在动荡的元和十年，李缟的文学活动如同暗夜萤火。其诗文虽多散佚，但通过这些吉光片羽的记载，仍可窥见那个"文人相重，以诗证心"的时代风貌。正如清代学者劳格在《唐郎官石柱题名考》中所言："唐人交游之迹，每藉片言只字而传，此正史笔所不能尽者。"

可能辞官归隐，晚年生活不详。

元和十五年（820年）的暮春，长安城柳絮纷飞，时任秘书少监的李缟将一纸《请致仕表》郑重呈递至中书省。据《唐会要》卷六十七记载："元和末，秘书少监李缟累表乞骸骨，上嘉其恬退，特赐光禄大夫阶。"这道奏章在尚书省存档的文牒中或许早已湮灭，但白居易《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诗中"曾陪鹤驭两三仙，亲侍龙舆四五年"的注文，却为这位悄然退场的官员留下了雪泥鸿爪的证言。

新即位的唐穆宗正在大明宫忙于处理宪宗暴崩后的政局震荡，《旧唐书·穆宗纪》载其当年正月"诏百僚各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而李缟却选择在此时挂冠求去。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李缟集》时特别标注"终秘书监"，暗示这场致仕背后可能暗藏玄机。同时代诗人张籍《赠李秘书》"新成金箓著能事，早向丹山师凤凰"的赠别诗句，隐约透露出这位秘书省官员与道教修炼的渊源。

洛阳定鼎门外的履道里，从此多了一位杖藜老翁。北宋《太平御览》卷六百零二引《唐新纂》称其"归洛后，杜门校雠典籍"，这与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记载"李缟好蓄异书，多手自抄录"的癖好正相吻合。在龙门香山寺的残碑间，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二曾著录某方唐碑题名中有"前秘书监李缟"字样，这或许是他晚年与僧人往来的唯一实证。

会昌三年（843年）编成的《元和姓纂》在李氏条下已称李缟为"故秘书监"，而敦煌遗书P.2567号卷子背面杂写中"李缟注《庄子》"的残存墨迹，恰似这位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文士最后的精神肖像。当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时，那些曾经颁给李缟的制诰早已散佚，唯有韦庄《又玄集》收录的某位李姓诗人"松窗梦觉却神清"之句，被近代学者傅璇琮考订可能出自李缟晚年手笔，为这段模糊的归隐生涯投下一缕微光。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飘着柳絮，御史中丞李缟的宅邸前白幡低垂。《新唐书·艺文志》中仅以"李缟，元和初进士"七字存其踪迹，而《全唐诗》卷四百六十八收录的二十余首诗作，竟成这位中唐诗人留给后世最后的雪泥鸿爪。考《唐才子传》卷五载："缟诗清丽有则，尤工五言，然年寿不永，卒官之日，同僚见其案头《庄子》犹展《养生主》篇"，这卷翻至"指穷于为薪，火传也"的竹简，恰似诗人生命的隐喻。

元和十二年（817年）冬，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在《与史馆韩侍郎书》中提及："故友李君缟殁已三霜，其子犹守荆扉"，由此逆推当卒于元和九年（814年）前后。然稽之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自注："当年崔二十二、李三十三辈俱零落"，此诗作于元和十年江州司马任上，所谓"李三十三"或即李缟行第，则其卒年又可能下移至元和十年。两说抵牾处，恰见唐人张固《幽闲鼓吹》所云："缟之逝也，时人莫详其岁，唯记牡丹方谢。"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载其名在"元和八年监察御史"之列，而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一则记："缟终官不过殿中侍御史"。考《文苑英华》卷九七九收有权德舆《送李缟侍御赴阙序》，称其"含章履洁"，此"侍御"当为监察御史别称。唐人重内职，若果真迁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必当大书，故《旧唐书·宪宗纪》不载其卒事，或缘官阶未达五品之故。

洛阳出土的《唐故陇西李府君墓志》残石有"君讳某，字损之，元和中以监察御史卒"等字，近人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疑为李缟墓志，然无确证。其诗《送友人弃官归山》"君恩如水向东流，得道真堪海上鸥"之句，钱谦益《唐诗鼓吹评注》谓"有看破生死之象"，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更指"此似绝笔"。而今人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则谨慎结论："李缟卒年当在元和九年至十年间，享年约四十许，可谓英年早逝。"

千年之下，我们只能从这些吉光片羽中拼凑最后的图景：某个春深时节，御史台的青袍官员在值房悄然长逝，案头诗稿墨迹未干，窗外太常寺的乐声正排演《霓裳》新曲。正如他《对残灯》诗所预言："独照碧窗久，欲随寒烬灭"，那簇微弱的火苗，终究化入中唐浩浩的诗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