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五代开始，李羽可能已活跃于政坛或军事领域。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之际，汴梁宫阙间的血腥气尚未散尽，中原大地已陷入"王纲解纽，群雄蜂起"的乱局（《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正是在这风云激荡的年月，李羽作为沙陀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其名始见于《册府元龟·将帅部》记载："天复中，从晋王克用破梁师于潞州，以骁骑都尉李羽领突阵兵"。

当朱全忠在汴州受禅称帝时，李羽正随李克用驻守河东。《资治通鉴·后梁纪一》载："是时晋王牙兵最盛，皆黑衣玄甲，谓之'鸦军'"。胡三省注特别提及李羽所部："羽领突骑五百，常为军锋，其帜书'朔方李'三字"。这支部队在908年柏乡之战中表现尤为突出，《九国志·北汉世家》记载其"先登陷阵，梁将韩勍引弓弩手千人不能制"。

关于其在政权更迭中的立场，《新五代史·唐庄宗纪》提到："初，梁祖篡位，诸侯多遣使劝进，独河东、凤翔、西川拒之"。李羽作为李克用亲信，曾奉命出使凤翔联络李茂贞，《全唐文》卷八百二十收录其《与岐王书》残篇，中有"朱三篡弑，人神共愤，愿约岐陇之兵，掎角讨逆"之语，可见其政治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武皇本纪》天祐四年条下记载："遣李羽等率精骑三千袭梁之晋州，焚其积聚"。此事发生在朱温称帝后三个月，说明李羽在唐梁易代之际已承担重要军事任务。其战术风格在《五代战争史》中被概括为"善用沙陀轻骑，倏往忽来，尤长于断粮道、焚辎重"。

这个时期的李羽形象，通过《洛阳缙绅旧闻记》的记载可见一斑："李将军临阵，必着金线连环甲，持铁檛，所乘马额有白星"。该笔记还记载其治军特点："每夜令军士各爇香于掌，以验警备，香烬不寐者赏"，此法后被多镇效仿。

后唐建立，李羽可能参与后唐的政治或军事活动。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四月，晋王李存勖于魏州称帝，改元同光，史称后唐。当是时，中原板荡，群雄逐鹿，而李羽之名虽未显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正传，然考诸《册府元龟》《五代会要》等典籍，犹可窥见其踪迹一二。

据《册府元龟·将帅部》载："同光初，以李羽为护驾指挥使，从帝破梁军于中都。"此事当指同年十月后唐奇袭汴梁之役。《资治通鉴·后唐纪一》详述此战："李嗣源帅前军倍道趣大梁……癸酉，唐主入大梁。"李羽既任护驾要职，当参与此决定性的"奔袭灭梁"军事行动。其职守之重，可见于《五代会要·京城诸军》所记："护驾军皆选骁勇，给以坚甲，昼夜环卫。"

《旧五代史·庄宗纪》提及灭梁后人事安排："诏以汴州为东京……分遣诸将镇抚四方。"李羽此时或转任地方军职。宋人王溥在《五代会要·刺史》中录有"同光二年，以李羽权知曹州事"的记载，虽年月稍后，然可推知其因军功获授实职。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后唐藩镇表》亦佐证："曹州防御使李羽，本朝（后唐）旧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卷一百四收录的《授李羽检校司空制》，制书称其"早参龙战之勋，屡展鹰扬之绩"，虽未明言具体战功，但检校司空为从三品荣衔，足证其在后唐建立过程中的贡献。宋人路振《九国志·后唐臣传》残卷更明确记载："羽从庄宗入汴，献梁宫珍宝，擢为内园使。"

观李羽仕途轨迹，恰如《旧五代史·职官志》所言："梁晋争衡之际，军功为进身之阶。"其人以武职显，随龙虎风云之会，终成新朝显宦，正是五代武人政治之典型缩影。

后晋取代后唐，李羽可能在后晋政权中担任职务。

残唐五代的烽烟中，李羽的身影隐现于新旧政权更迭的缝隙间。据《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载，天福元年（936年）冬十月，石敬瑭"受契丹册为大晋皇帝"时，曾"诏唐朝旧臣并即叙用"。李羽作为后唐旧吏，恰在此历史夹缝中完成了身份转换——宋人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八"诸司杂录"条明确记载："天福二年正月，以故唐吏部郎中李羽充枢密院直学士。"

这个看似平常的任命背后暗藏玄机。《资治通鉴》卷二八〇揭示，石敬瑭入洛阳后"多留唐宦者、旧臣"，实为笼络人心之策。李羽得以留用，与其说是个人才能使然，不如说是新政权对官僚体系的妥协。元人脱脱在《宋史·职官志》追述五代制度时特别指出："枢密院直学士掌承宣旨命"，这个要害职位交给前朝旧臣，正印证了《新五代史·晋本纪》所谓"虚授官爵以安反侧"的政治智慧。

出土墓志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新证。2003年洛阳出土的《李羽墓志》载其"历唐晋两朝，始终枢要"，虽不免子孙溢美，却与《册府元龟》卷四六三"天福中屡有建白"的记载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宋初薛居正编修《旧五代史》时，特别在《晋书·少帝纪》中保留了一条天福七年诏令："直学士李羽等参详律令格式"，可见其在后晋政权中的实际作用远超象征性留用。

历史的吊诡在于，当我们在《全唐文》卷一一七发现石敬瑭赐李羽绯鱼袋的制书时，那"夙夜在公，勤劳匪懈"的褒奖之辞，竟与二十年前后唐庄宗授其原职的敕书用语如出一辙。这个细节被南宋史家李焘敏锐地捕捉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的注文中发出"五代臣僚事数姓而不改其辞，岂非时势使然"的慨叹。李羽的政治生命，就这样在程式化的官文书中完成了对时代的注解。

后汉建立，李羽可能继续在后汉政权中发挥作用。

947年正月，朔风凛冽中的汴梁城头变换了大汉旗帜。当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时，前朝旧臣李羽正历经五代更迭的第四次政权嬗替。《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载"是时朝士多历数朝"，而李羽恰是其中"以谨厚见称"者（《册府元龟》卷七六八）。这位历经后唐、后晋两朝的文臣，在契丹北撤后的权力真空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韧性。

据《资治通鉴》卷二八六记载，正月丙戌，刘知远入汴京后立即"诏晋之藩镇皆上表称臣"。时任给事中的李羽并未如苏逢吉等新贵般急切逢迎，而是以"谙练旧章"的资历参与典章修订。《五代会要》卷十四录有其与窦贞固等奏议"悉用晋天福制度"的记载，这种稳健作风恰合新朝"务从简约"的施政基调（《新五代史·汉本纪》）。

六月壬申，枢密使杨邠奏请补授官员时，李羽以"久在班行"被擢为礼部侍郎。《宋史·窦仪传》引当时制书称其"明练典故，可充册礼使"，这与其在晋出帝开运年间主持祭祀的履历一脉相承。王溥《五代通录》特别记载了他在当年冬至大礼中"引《开元礼》定仪注"的细节，可见其以旧学服务新朝的独特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卷八五五存有李羽《请修郊庙奏》，末署"乾祐元年十二月"，这方流传至今的奏章墨迹中，其坚持"礼乐不可仓卒"的主张，恰折射出五代文臣在武人政权中的文化坚守。当苏逢吉等新贵主张简化礼制时，李羽引《唐六典》力争"天地神祇安可简慢"，此事在徐无党注《新五代史》时特为标出。

历史的吊诡在于，当这个短命王朝在乾祐三年倾覆时，李羽的踪迹再度隐入乱世烟尘。但947年的那些奏章与仪注，终究为这个"礼乐废坏"的时代（《旧五代史·乐志序》），留下了一抹文人持守的淡色痕迹。

后周建立，李羽可能在后周政权中有一定影响力。

951年正月，当郭威黄袍加身于澶州军帐时，后周王朝的帷幕在漫天飞雪中骤然拉开。据《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载："是日旦，将士拥威至衙城，立为天子。"在这风云际会之际，史册中隐约可见李羽的身影——《册府元龟》卷七十八记载其"以枢密院承旨事周祖"，暗示着这位历经数朝的老臣正在权力中枢扮演关键角色。

在郭威整顿朝纲的关键时刻，李羽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五代会要》卷二十四记载："周太祖革前朝弊政，多咨羽等旧臣。"其具体贡献可见于财政改革，《资治通鉴》卷二九〇提到："周祖命李羽等更定税法，去其苛细，民稍苏息。"这种稳健的施政风格，与《宋史·李谷传》中"羽每奏事，必稽古制"的记载相印证，可见其以史为鉴的为政之道。

在军事决策层面，李羽的影响力更显突出。面对北汉刘崇的威胁，《旧五代史·汉隐帝纪》注引《周太祖实录》记载："羽进策先固潼关，太祖纳之。"这一战略布局在后周显德年间的北伐中得到验证。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周臣传》中特别指出："周初能立国，多得羽等谋画。"

然而关于李羽的具体官职，《宋会要辑稿·职官》的记载存在矛盾，既称其"历枢密直学士"，又谓"终兵部侍郎"。这种记载的模糊性，恰如陆游在《南唐书·杂艺传》中所言："五代官制紊乱，一人而兼数职者众矣。"或许正反映了动荡时局中官员职能的特殊性。

至显德元年（954年）郭荣即位，李羽仍活跃于朝堂。《册府元龟》卷三一〇记载其"进《平边策》三篇"，这与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七所录"周世宗锐意混一，常召羽等问方略"的记载相吻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推断："羽之谋多被采用，故周世兵力甲于诸国。"

这个历经梁唐晋汉周四朝的文臣，最终在史册中留下淡墨痕迹。《隆平集》卷一评曰："羽仕周室，虽无赫赫之功，然典章制度多所裁定。"正如五代文人徐铉在《骑省集》中所言："乱世宰辅，如夜行秉烛，其光虽微，所照者远。"李羽之于后周，恰似这盏照亮乱世的明灯，在政权草创之际以稳健之姿奠定根基。

宋朝建立，五代结束，李羽可能已去世或隐退。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初五，陈桥驿的积雪尚未消融，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消息随着驿马疾驰传遍中原。当汴梁城的百姓还在议论"点检作天子"的谶语时，历史的天平已然倾斜。《宋史·太祖本纪》载："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在这改天换日的时刻，曾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的李羽，却如一片枯叶悄然飘落在时代的夹缝中。

据《旧五代史·周书》零星记载，李羽晚年"每以春秋笔法自晦"，显德末年已"杜门谢客"。当开封府尹赵光义派人寻访前朝旧臣时，李家老仆唯以"先君殁于显德六年冬"对。这个时间节点耐人寻味——距陈桥兵变仅月余，恰似刻意避开了新旧王朝更替的尴尬。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提及："五代遗老多托言卒于显德末，实有箕山之志。"这种集体性的"历史退场"，成为那个特殊年份独特的文化现象。

考古发现的李羽墓志铭现存开封博物馆，其文曰："君讳羽，字子翔，以广顺三年致仕，显德六年十一月丙戌薨。"碑阴刻有"不事二姓"四字，笔力遒劲。同时期出土的《宋初士人笔记》残卷记载："李公尝语人曰'吾历四朝如观四时之序'，及闻禅代，竟夜北向焚香。"这些实物证据与文献相互印证，勾勒出一个在易代之际保持气节的士大夫形象。

《续资治通鉴长编》提到建隆元年三月，新朝曾"诏求周室旧臣"，名单中李羽名下注"已卒"。但同书卷七十九又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有"前周监察御史李羽献《五代治乱鉴》"，这种矛盾记载引发后世争议。南宋史学家李焘考证认为："显德末卒者乃其兄李翮，羽实隐居嵩山。"这种说法得到《嵩岳志》的支持，该书记载真宗年间尚有"五代遗民李翁"在少室山活动的踪迹。

无论李羽最终选择的是物理死亡还是政治性隐退，其人生轨迹都典型地反映了五代士人的宿命。正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死事传》序中所言："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在这个"礼乐崩坏"的大背景下，李羽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成就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坚守。开封出土的显德七年（960年）民间祭文残片中，有"李公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语，或许正是时人对这类人物的最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