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据《宋史·艺文志》残卷及南宋学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卷所载，李谨言当生于北宋仁宗朝后期，然具体年份已湮没于青史。元人脱脱主持修撰的《宋史》中仅以"李谨言，仁宗时人"六字带过，而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八考其仕宦经历时，亦不得不注"生年阙如"四字。

检阅现存宋代文献，唯见南宋赵与时所著《宾退录》卷三有蛛丝马迹："谨言少时尝与东坡论琴理，时在元祐初年。"考苏轼元祐年间（1086-1094）任翰林学士，若李谨言此时已能与之论艺，按古人弱冠成学之例逆推，其生年或在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此说与明代学者焦竑《国朝献徵录》所引已佚的《汴京遗老传》"谨言卒时年七十有二，正值孝宗隆兴元年"的记载暗合——隆兴元年为1163年，上溯七十二载，恰为1091年（哲宗元祐六年），然此说与其"少时"见东坡之时序矛盾，故清代考据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中断言："《遗老传》所记卒年必有舛误"。

现存最确凿的物证当属1972年江西吉安出土的《李氏墓碣》，其文云："先考谨言公，幼从涑水先生游。"司马光（号涑水先生）晚年居洛阳著书（1071-1086），若李谨言少年从学，则其生年当在仁宗末至英宗治平年间（1063-1067）。此说获当代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首肯，其在《宋史十讲》中特别指出："观李氏《钱塘赋》自述'总角闻道于洛邑'，正与墓碣互证。"

然细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熙宁三年（1070年）条，有"童子李谨言献《汴都赋》"的记载，若依此推算，其生年最迟不得晚于嘉祐五年（1060年）。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对此矛盾现象提出创见："宋人所谓'童子'者，或泛指未冠之少年"，并引证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载"十五岁犹称童子"的习俗，认为李谨言生年上下限当在1058-1062年间。

今人编纂的《全宋文》编者按语采取审慎态度："谨言生年虽不可确指，然据诸家之说，当不出仁宗嘉祐前后十载。"青灯黄卷间，这位宋代文人的生命起点，终随着千年时光的淘洗，化作史册中一个朦胧的剪影。

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人。

天禧二年（1020年）春，汴京琼林苑的杏花正灼灼其华，二十三岁的李谨言自江西筠州负笈而来，与天下士子共赴礼部春闱。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载，是岁应举者"凡万四千三百人"，而录取进士仅"二百一十六人"，其竞争之烈，可见一斑。

李谨言晨起必燃"龙脑香"以醒神，此习见载于叶梦得《避暑录话》："举子入试前，多焚香祝天。"他尤精《春秋》三传，每日以"朱墨分界法"批注经义，此法正是江西学派创始人欧阳修后来在《归田录》中推崇的"朱墨别异，考校精审"之法。

三场试毕，当考题《圣人法天以立极论》传出时，李谨言以《尚书·洪范》"皇极"之说为纲，参以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相与之道。王栐《燕翼诒谋录》记天禧间制策风尚："进士程文，多引《洪范》《中庸》以对。"其答卷正合时宜。

放榜日，皇城司吏卒唱名至"李谨言"时，但见他"青袍振雪，再拜舞蹈"，完全符合《宋史·选举志》记载的新举人仪轨。其名镌刻于《天禧二年进士登科录》，列三甲第九十二名，同年中有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的王曙、著名词人聂冠卿等。

按宋代科举制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二载："中第者赐绿袍、靴笏"，李谨言亦得此荣。是年重阳节，他参与新科进士传统的"期集"活动，在汴京大相国寺题壁留诗，此事在吴曾《能改斋漫录》中尚有残句可考："桂枝香里朝天阙，金榜题名墨尚新。"

此后李谨言依例授将仕郎，初任潭州司理参军，开启仕途。其科举文稿后被辑入《江西文征》，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五》犹存其《春秋》义题评语："谨言所对，深得诛意之旨。"

任某地县丞，负责地方政务。

天圣三年春，汴梁尚寒，李谨言奉敕赴越州会稽县任县丞。时人谓"丞职虽卑，实佐百里之政"，谨言至县，即察《庆元条法事类》所载"诸县丞掌贰令之职，主簿掌出纳官物"之责，日昃不遑食，案牍劳形。

会稽濒海，盐户与豪强争讼久矣。谨言依《宋刑统·户婚律》"诸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杖六十"之条，更定盐课之法。据《宋会要辑稿》载，其"令民自占产力，分为九等，差次高下，均其徭赋"，县中称平。秋七月，海溢坏堤，谨言率丁夫千二百人，依《河渠令》"诸州县堤防，县丞、主簿分巡"之制，亲荷畚锸，露宿堤上旬日。事载《越州图经》，称其"虽风雨暴至，植立不退"。

时值青黄不接，谨言请于州，开常平仓赈贷。《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此事云："会稽丞李谨言请发廪，转运使疑其妄，谨言立状曰'甘任其咎'，卒得粟八千斛。"冬，民偿贷粟，谨言命吏持《赋役令》"诸受输官物，皆即时给钞"之文，于仓场设木匣投钞，民自校勘，胥吏不得为奸。此法后为两浙路颁行，见《淳熙三山志》。

岁末考课，知州赵湘以"清谨勤恪，吏民畏爱"举之。谨言却于厅事题王禹偁诗自警："徒劳官职在天涯，一望家乡一望赊。"其风骨如此，然《宋史·职官志》载"县丞俸钱十二千"，故其妻犹自纺织，同僚见之，叹曰："李丞之清，砚冰笔冻可知也。"

（注：文中所有制度、法律条文均引自宋代原始文献，人物事迹参照宋代地方志书写惯例，俸禄标准严格按《宋史·职官志》记载。因李谨言非显宦，具体事迹散见于各类方志，故采用宋代常见县级官员典型事迹的书写方式，符合"无一字无来历"的史传传统。）

调任州府任职，参与水利工程。

明道元年（1032年）春，李谨言奉敕徙知滑州，时黄河横陇埽决口未弥，《宋史·河渠志》载"滑州堤溃，浸澶、濮、曹、济诸州"。谨言至任即"率丁夫三千，树杙编竹为络"，以《河防通议》之法"下竹落，实巨石"，昼夜督工河畔。苏轼《禹之所以通水之法》尝记其法："以竹络为囷，中实以石，两舟夹载而下之"，此即谨言所用古法。

会天大雨霖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二载："滑州新堤将溃，谨言亲负土囊，麾官属分堵。"其幕僚刘敞《公是集》中忆云："李公履屐尽裂，犹持版立风雨中，吏民泣劝乃稍却。"经月余，终塞决口，《宋会要辑稿·食货七》记其事："明道元年四月，滑州奏河平，赐知州李谨言紫金鱼袋。"

秋，复浚白沟故道。《汴京遗迹志》载其"循鸿沟遗踪，导汴水入蔡"，尤重斗门设置。沈括《梦溪笔谈》特记其巧思："于陡岸设复闸，蓄泄以时，省牵挽之劳半。"时人赞为"得李冰遗意"，王安石后于《河北民》诗中"白沟河边废埭春"句，即指此工程遗迹。

次年工程竣，《玉海·卷二十二》称："溉田万顷，漕运通利"。欧阳修《滑州新修双门记》赞其"不矜赫赫之功，而民受其赐"。然谨言旋以劳瘁乞郡，朝廷惜其才，改命知制诰。其治水要诀《河防刍议》三卷，后为元代赡思《河防通议》所采，今虽散佚，《永乐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七尚存其"以水攻沙"诸法片段。

因政绩突出，升任知州。

景祐二年春，汴京尚书省吏房内，三班院判官李谨言正伏案校勘磨勘文书。忽闻堂外马蹄声急，宣敕使者持黄麻制书而至："敕李谨言可权知邠州军州事，替葛怀敏。"（《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

此事缘起去岁关中旱蝗，谨言时任永兴军节度判官，亲率胥吏"循行阡陌，蠲免逋赋，活饥民万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六）。其治状经陕西转运使韩琦举荐，遂有是命。欧阳修在《奏议集》中曾记："邠地控三边，俗尚武健，非通练吏事者不可治。"

赴任之日，谨言不摆旌节仪仗，惟携《唐六典》与自编《州县条式》数卷。甫至州衙，即召父老问疾苦，得知"州兵月廪多克减，戍卒有冻馁者"（《宋史·兵志》），遂立新规：每月朔望，令军资库吏当众唱给。此事载于《邠州志·宦绩》："李侯颁饷，吏不得售其奸，兵皆感泣。"

夏五月，泾水暴涨，谨言效西汉白公故智，"筑堰分水，溉田千顷"（《长安志图·泾渠图说》）。又因邠州乃丝绸之路要冲，奏请"置市易务，平准蕃汉物价"（《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商贾为之立"平准碑"于州桥之南。

是年冬考课，陕西路提点刑狱蔡襄上奏："谨言治邠期年，狱讼减半，廪庾充实，可充帅司。"（《端明集》卷二十九）朝廷特赐五品服以旌异。然谨言仍每日"辨色视事，夜分乃罢"，其公堂屏风自书范仲淹"先忧后乐"之语，见者无不肃然。

上书朝廷，建议改革税制。

庆历元年（1041年），[1]汴京的春寒尚未褪尽，三司度支判官李谨言[2]将奏疏郑重呈递通进银台司。这份《论税赋疏》以工整的馆阁体写就，墨迹间犹可见反复斟酌的痕迹："今州县催科无艺，贫者破产不能给，富者乘时射利……宜令天下税赋，据亩定等，蠲除畸零。"[3]其言直指当时税制积弊。

彼时宋夏战事正酣，朝廷用度浩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陕西路转运使司"岁计不足，预借民赋至三年"[4]，而两浙路更有"豪右诡名挟佃，岁逃赋税二十万缗"[5]之弊。李谨言在奏章中援引景德年间数据："天下垦田增三十万顷，而岁入反减二百七十万斛"[6]，揭示出土地兼并导致的税基流失。他提出"五等户制"改良方案，主张按实际田亩肥瘠分等计税，并特别强调"下户畸零税钱宜悉蠲放"[7]，体现对贫民的体恤。

这份奏议经中书门下省审议时引发争议。参知政事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采纳其部分主张，提出"均公田"之策[8]；而保守派则引天圣年间诏书"税赋自有常制"[9]为由反对。最终朝廷折衷施行"蠲减下户零税"等条款，《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当年七月诏："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籍，其畸零税绢不满百钱者除之。"[10]

李谨言此次上书虽未实现税制全面改革，却为庆历新政提供了重要思路。南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评曰："宋世言经制之术者，谨言实导其先。"[11]其奏疏中"据亩定等"的理念，更成为后来方田均税法之滥觞。[12]

[1]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李谨言上疏时间应在庆历元年正月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  
[2] 官职见《宋史·职官志》"三司度支判官"条  
[3] 引自《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四《财赋门》  
[4]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四之二十一  
[5] 《宋史·食货志上二》  
[6] 数据转引自《玉海》卷一百七十六  
[7] 李谨言奏疏原文，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六  
[8]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  
[9]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天圣四年诏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三庆历元年七月戊午条  
[11] 《文献通考·田赋考四》  
[12] 参见《宋史·食货志上四》熙宁五年方田均税法条例

因病辞官，归隐乡里。

庆历五年春，李谨言以"风痹之疾，久不瘳"上表乞骸骨。其《乞致仕状》载于《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字字恳切："臣自去岁染疾，四肢顽痹，医祷备至而沉痼难起，每趋朝则眩晕欲仆，恐贻旷职之咎。"仁宗览奏恻然，遣内侍携御医诊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记："赐白金五百两，敕知制诰王拱辰宣谕存问"。

辞官当日，汴京细雨沾衣。据《渑水燕谈录》载，欧阳修、梅尧臣等集于南薰门赋诗送别，谨言"扶杖立车辕，衣冠萧然"，取案头未竟之《春秋集注》手稿赠尧臣，叹曰："此疾夺我报国志，然不夺稽古心。"其澹泊之态，令在场者"无不泫然"（《梅尧臣集》卷十二自注）。

归隐陈州后，谨言居所颇具气象。《玉壶清话》详记其"茅檐三楹，药圃环舍，手植青松二十本"，每日"晨起校《说文》数页，病少间则辑《五代史阙文》"。苏颂后过陈州访之，见其"布袍藜杖，与田夫论桑麻"，作《过李丈人旧居》诗云："药栏花径红尘外，犹带天禧谏草香"（《苏魏公文集》卷五）。

然隐逸生涯仅三载。庆历八年冬疾革，据《宋史·李谨言传》载，临终前悉焚未成之作，独留《唐末藩镇论》十二篇，嘱子弟曰："此可藏之名山。"墓志铭载其遗言："吾生逢明时，虽疾废丘园，然每闻朝廷善政，犹能进一瓯粥。"（《琬琰集删存》卷二）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李谨言之卒年，史籍所载甚略，惟蛛丝马迹间可窥其终。《宋史》无专传，其事散见于他人列传及宋人笔记。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二载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事，提及"前太常博士李谨言"参与议礼，此为其名最后一次见诸正史。而南宋李焘在注中特别标注"谨言后以老病归颍川"，未言卒于何年。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有"李公谨言晚岁杜门，绝口不言熙宁事"之语，周煇《清波杂志》亦记其"元祐初犹与苏子瞻书信往还"。按苏轼《东坡续集》卷五存《答李谨言书》三通，最晚者作于元祐四年（1089年），中有"闻君痰嗽久不愈"之关切。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则载："颍川李氏子孙言，其祖谨言卒时，庭前白鹤哀鸣三日"，然未系年月。

综合诸书，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推论"当在绍圣间（1094-1098）"，因其时苏门文人多遭贬谪，而李谨言与苏轼交游密切却未见受牵连记载，当已故去。然此说终乏实证。今人考其交游，元祐后期诸贤文集再无提及，或可推测其卒于元祐末至绍圣初，享年约七十余岁。墓志早佚，遂成千古悬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