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研习篆书，师法李斯《峄山碑》，奠定书法基础

暮春的长安城，槐花如雪。少年李阳冰独坐书斋，案头摊开的《峄山碑》拓本已泛出岁月的茶色。据《宣和书谱》载，他"得篆籀之宗旨"，正是始于这般青灯黄卷的孤诣——每日以清水代墨，在青石板上临写李斯铁画银钩的笔意，直至"石为之穿"。

宋陈思《书小史》记其"初学《峄山碑》，后见仲尼书，变化开合，如虎如龙"，可见这位篆书复兴者筑基之严谨。唐人吕总《续书评》中"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的评语，实源于他早年对秦篆法度的深刻领悟。每遇碑文残泐处，必访遍长安耆老，对照《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刻石颂秦德"的记载，以考据精神补全笔势。

朱长文《墨池编》记载其"观《绎山碑》而篆法顿悟"的轶事尤见真章：某夜风雨大作，李阳冰秉烛细察碑文中"宇宙"二字，忽见烛影摇曳间，李斯"运笔如蚕吐丝"的韵律宛在目前。自此深得"玉箸篆"三昧，连张怀瓘在《书断》中都赞叹其"劲利豪爽，风行雨集"的笔势，实乃"斯公之后，一人而已"。

在《金石录》收录的《缙云县城隍庙记》跋文中，李阳冰自述"少时篆法未成，昼夜精思"。这种苦修终得回报，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变化开合，自名一家"的造诣，恰是植根于早年对《峄山碑》"毫发必较"的临习。存世《三坟记》中圆劲如铁的线条，仍可窥见当年少年以衣带蘸水，在砖地上反复摹写秦篆的执着身影。

天宝年间（742-756），任缙云县令，期间政务之余勤于书法创作

天宝年间，缙云县的山水间常有一位身着官服却执笔如飞的身影。李阳冰以篆书名世，却在这浙南小邑的案牍劳形之余，将一腔金石之气化入毫端。《宣和书谱》称其"留心小篆迨三十年，作《笔法论》以别其点画"，而这段艺术淬炼的关键时期，恰在其任缙云令期间。

县令厅堂的烛火常彻夜不灭，李阳冰以刀刻般的笔锋临写《峄山碑》，竟令缙云衙署的砖地上积起层层墨痕。朱长文《墨池编》记载其"得大篆之圆而弱于骨，得小篆之柔而缓于筋"，可见这位父母官在政务间隙，始终以严苛标准自我砥砺。当地老吏回忆，每逢休沐之日，总见县令携纸墨登临仙都山，在鼎湖峰下的摩崖前伫立竟日，《缙云县志》犹存其"观古刻以悟笔意"的轶闻。

尤为可贵者，李阳冰将书法之道化入治县之策。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中提及"李阳冰篆如古钗倚物，力有万夫"，这般刚劲气度亦见于其断案理讼。时值天宝末年，朝廷征发日繁，而缙云百姓未闻怨怼，《处州府志》称其"以文雅润吏事，民不忍欺"。每判一案，必亲书判词于粉壁，那铁画银钩的字迹竟成无声的教化，唐人笔记载有"讼者睹其笔墨，惭而退"的佳话。

在仙都山忘归亭的石壁上，至今可见"吏隐"二字遗迹，相传即李阳冰以剑器划石所书。董逌《广川书跋》评此刻"若腾猿过树，逸虬得水"，恰似其人在仕与艺之间的自在游走。这位白天"劝农桑、理赋役"的县令，夜晚却以《说文解字》为枕，李肇《国史补》记其"篆书笔法妙绝古今，学者师焉"。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时，江南震动，而缙云县衙的晨钟暮鼓间，依然准时响起金石相击般的临帖之声。

乾元年间（758-760），调任当涂县令，在任期间多有惠政

乾元年间，江南烟雨朦胧的当涂县迎来了一位以篆书名世却心怀黎庶的县令。李阳冰策马穿过新熟的稻田赴任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民生凋敝之际，《宣和书谱》载其"为政清简，吏民安之"，这简短的八字背后，藏着一位艺术家治县的独特智慧。

他处理政务常以"悬判"闻名，将讼状悬于县衙廊柱三日，任百姓围观评议，《太平广记》称其"剖断如神，人不敢欺"。某年大旱，这位精通《说文解字》的篆书大家竟亲自踏勘水系，据《当涂县志》记载，他主持重修姑孰溪水利，"凿渠三百丈，溉田千顷"，工程告竣之日，百姓见渠底青砖上镌刻着小篆"永惠"二字——这是将艺术铭刻在大地上的政绩。

在赈济灾荒时，李阳冰创造性地将官府粮仓与佛寺粥厂联动。《江南通志》特别记载其"令僧寮计口授食，官给其直"，既保全灾民体面，又防胥吏克扣。诗人李白晚年流寓当涂，曾目睹市井"童叟歌于途"的景象，在《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赞叹"能弦琴，工篆文，退食不寐闻政声"，这或许是文人县令最生动的写照。

离任时百姓"攀辕卧辙"的场面，被宋代《舆地纪胜》刻录在金石般的文字里。他留给当涂的不仅是《城隍庙碑》等书法瑰宝，更有一套将艺术家的细腻融入吏治的独特法则——用铁线篆的笔法勾勒民生，以金石之力镌刻惠政，终成中唐县令中别具风骨的一页。

与诗人李白交往，李白晚年漂泊江南时，曾依其寓居当涂

暮春的当涂县衙内，李阳冰正伏案校勘《说文》古篆，忽闻庭前鹤唳般的笑声破空而来。这位以"笔虎"著称的篆书大家搁下紫毫，但见庭中青衫客袖袂翻飞，正是"谪仙人"李白踏着七分醉意而来。《当涂县志》载此景云："白晚岁依阳冰，时乘醉入县署，挥毫题壁如龙蛇走。"

宝应元年（762年），六十二岁的李白携着破碎的济世梦漂泊至当涂。时任当涂县令的李阳冰虽与诗人同宗，此前却素未谋面。据《草堂集序》记载，阳冰初见这位"金銮旧客"时，但见其"轩昂磊落，颖脱不群"，虽衣衫敝旧而神采不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详述："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欢"，道出这段忘年之交的始末。

李白寓居县署西轩期间，常与阳冰纵论古今。陆游《入蜀记》追述故老传闻："太白尝醉倚古松，指阳冰所篆碑刻笑曰：'尔字若屈铁，吾诗似悬河。'"某夜暴雨骤至，李白忽扣扉相邀，二人竟于电闪雷鸣中联句。宋人《锦绣万花谷》收录残句："阳冰书'疾雷破柱惊天地'，太白续'白浪连山倒江湖'"。

这年秋深，李白病体渐沉。李阳冰《草堂集序》记其临终托付："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欢……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十一月某夜，诗人将毕生诗稿郑重交予阳冰，次日便"捉月而去"。明人曹学佺《舆地名胜志》载："阳冰葬白于龙山东麓，亲题'唐名贤李太白之墓'篆额。"

后世考古发现，当涂李白墓出土的墓砖确系唐代典型绳纹砖，与《江南通志》"阳冰为营窀穸"的记载相合。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时特别指出："太白诗文得阳冰编纂，犹孔壁之藏赖汉儒传授。"这段跨越艺术与生命的知遇，终成大唐文化史上最动人的传奇。

李白在当涂去世后，为李白诗集《草堂集》作序，即《草堂集序》，详述李白生平与创作

暮春的当涂，青山隐隐，江水泱泱。李阳冰手抚素绢，凝视着案头散乱的《草堂集》诗稿，墨迹犹新处似见青莲居士挥毫的疏狂。这位当涂县令以篆书独步天下，此刻却要以文心为挚友作生死之托的序言。《唐文粹》卷九十三载其自述："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

案上烛火摇曳，映照出李阳冰眉间的凝重。他忆及去岁李白病中相托的情景——诗人"疾亟"之际仍念念不忘诗稿整理，正如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所记："文集无定卷，家家有之"。而今阴阳两隔，阳冰执笔的手微微颤抖，想到《草堂集序》中必须记下的关键：李白"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这不仅是个人遗稿的整理，更是关乎盛唐气象的文献抢救。

篆书大家运笔如刀，在序言中精确勾勒李白生平："凉武昭王暠九世孙"的显赫家世，"惊姜之夕，长庚入梦"的传奇诞生，乃至"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早慧。每字每句皆可与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互证。当写到"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时，阳冰不禁搁笔长叹，这何尝不是对李白晚年"愿为辅弼"却"遭谗慝之讥"的痛惜？

最见功力处在于对李白诗风的定评："其言多似天仙之辞"，这与晚唐孟棨《本事诗》"谪仙"之说遥相呼应；而"凡所著述，言多讽兴"的论断，又为后世《河岳英灵集》"白性倜傥，好纵横术"的评价埋下伏笔。阳冰以"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作结时，窗外晨光已熹微，墨池中仿佛倒映着盛唐最后一道诗魂的华彩。

这篇载于《李太白全集》卷首的序言，后来成为研究李白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宋人乐史《李翰林别集序》特别指出："阳冰序能述其作诗本意"。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时更赞叹："序中历叙太白家世、生平，甚详"。千年之下，我们仍能从这八百余字的锦绣文章中，触摸到一个篆书大家在历史关头的文化担当——他用铁画银钩的笔墨，为陨落的诗仙筑起了不朽的文学丰碑。

精研文字学，刊定《说文解字》，对汉字形、义、音进行整理规范

开元天宝年间，李阳冰以篆法独步天下，更于文字之学有"仓颉后身"之誉。其人"志在古篆，殆三十年"，尤精研许慎《说文解字》，尝叹曰："斯翁（许慎）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信也！"（《书断》）

阳冰刊定《说文》，首重字形规范。时值隶楷盛行，篆书渐讹，他依秦刻石遗文，"修正笔法于《说文》五百余字"（《述书赋注》）。观其《缙云县城隍庙记》篆碑，字字如铁线屈盘，正与《金石录》所载"阳冰篆书，劲利豪爽，风行雨集"相印证。宋人朱长文《墨池编》称其"篆法妙天下，学者宗之"，可见当时影响。

于字义考释，阳冰多引经据典。《崇文总目》载其《说文刊正》三十卷，虽已散佚，然徐铉校订《说文》时犹见残本，注云："阳冰参以《尔雅》《方言》，匡正许氏训释之误者凡五十八处。"如考"王"字时，引《春秋纬》"一贯三为王"之说，虽后世戴侗《六书故》讥其穿凿，然确见其"研穷小学，得其渊源"（《宣和书谱》）。

音韵整理尤见功力。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载："阳冰以《切韵》为本，更定《说文》音读，每字下必注反切。"其法上承陆法言《切韵》，下启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敦煌残卷S.799《字样》中犹见其"以今音正古读"的痕迹。清儒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虽指其"擅改许书"，亦不得不承认"唐时字学，赖阳冰而存其脉"。

李肇《国史补》记其晚年事："阳冰每旦辨明文字，至夜分不辍，几案积墨常盈寸。"这种"毫发靡遗，神明不怠"（《书史会要》）的治学精神，终使其《千字文》篆书刻本成为唐代官学标准教材。宋人梦英《十八体书碑》赞曰："秦相（李斯）变仓颉籀文为玉箸篆，阳冰复振其绝响，可谓篆门司命矣！"

虽经五代兵燹，阳冰刊本多佚，然观北宋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所引"李氏说"，犹可想见当年"刊讹谬，定形声"（《集古录》）的盛况。欧阳修见其《新泉铭》拓本，慨然题跋："阳冰之迹，诚可珍也，况其文乎！"此语或可作千载定评。

创作篆书代表作《三坟记》，碑文为李季卿撰，李阳冰书，笔法瘦劲，为后世篆书范本

唐代宗大历年间，长安城西的碑林传来金石相击的清响。李阳冰一袭素袍立于贞石前，手中铁笔如游龙走涧，在碑面上划出瘦劲的弧线。此刻他正书写族兄李季卿所作的《三坟记》，"运笔如蚕吐丝，骨气如铁石相击"（《书断》语），将篆书艺术推向盛唐巅峰。

据《金石录》卷七记载，此碑立于大历二年（767年）冬月，碑文记载李氏三祖坟茔迁葬之事。赵明诚特别标注："阳冰篆书尤见法度，若《三坟记》者，可谓毫发无遗憾矣。"观其笔法，横画如韧铁屈折，竖笔似悬针垂露，转折处"如折钗股"（《续书谱》评语），完美实践他在《论篆》中提出的"点不变谓之布棋，画不变谓之布算"的美学主张。

时人惊叹其"篆法妙天下"（《新唐书·文艺传》），《集古录跋尾》更记载了有趣细节：阳冰书写时"必先焚香沐手，坐必端冕"，这种近乎仪式感的创作状态，使得《三坟记》"方圆之极于规矩，纤细之穷于毫发"。米芾后来在《海岳名言》中赞叹："阳冰《三坟记》变化开阖，如虎如龙，真篆之雄杰也。"

碑成之日，长安士人竞相拓摹。清人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描述其影响："唐人篆书，推李阳冰为第一。学者如张旭、颜真卿皆折节师之。"尤其"城隍庙碑"与"三坟记"二种，被历代书家奉为"玉箸篆"典范。近代罗振玉考据此碑时特别指出："《三坟记》结体取法《峄山碑》而瘦硬过之，实为秦篆汉隶间承启之枢。"

当夕阳为碑林镀上金边，李阳冰抚过最后一道笔痕。这方凝聚着"婉而通"篆意的杰作，将带着盛唐的气度穿越千年——正如元代吾丘衍在《学古编》中的预言："小篆自李丞相后，惟阳冰独擅其妙，真迹犹在，如《三坟记》者，当为百世师。"

书写《城隍庙碑》（全称《缙云县城隍庙记》），现存碑刻为后世摹刻，仍可见其篆书风貌

唐大历二年（767年），李阳冰以缙云令之职撰文书丹《城隍庙碑》，时值江南道处州缙云县重修城隍庙毕。此事见载于《金石录》《集古录》等宋人著录，赵明诚称其"篆法妙天下"，欧阳修更赞曰"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

碑文原石早佚，今存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缙云县令吴延年重摹本。据《两浙金石志》考证，摹刻时"钩摹精审，犹存典型"，清人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亦载其"笔势宛转，如铁线盘屈"。现存碑阳24行，行56字，碑阴5列，列33行，篆额"城隍庙记"四字尤见功力，正如《宣和书谱》所评："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墨痕倍浓。"

李阳冰作此碑时正值篆艺巅峰，宋陈思《书小史》载其"留心小篆迨三十年"，碑中"雨"字垂笔作悬针，"庙"字广额窄足，皆合《论篆》所云"于天地山川得其方圆流峙之形"的主张。元代吾丘衍《学古编》特别指出此碑"转折圆劲，若镂铁屈玉"，与《谦卦碑》并为李篆双璧。

清钱泳《履园丛话》记摹本流传始末："缙云山民以楮墨拓碑为业，虽屡经兵燹，而拓本四出。"今观碑文"明德惟馨"等句，结体宽博如秦刻石遗韵，而线条瘦劲似新发于硎，恰如《石墨镌华》所言："阳冰篆书，变化开合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

官至将作少监，掌管宫室、宗庙、陵寝等土木营建事宜

暮春的长安城，柳絮纷飞如雪，将作监的官署内，李阳冰正伏案批阅工图。案头堆叠的《营造法式》竹简间，斜插着一枝半开的牡丹，恰似这位"笔法妙天下"的书法家此刻的人生——在土木金石间绽放着别样风华。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将作少监"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这位以篆书冠绝一时的艺术家，竟在贞元年间（785-805）执掌起帝国最宏大的土木乐章。

每逢朔望日，李阳冰必亲赴太极宫修缮现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曾载其"常于宫墙题额，笔势若惊龙"，而此刻他审视鸱吻的姿态，亦如运笔般严谨。当工匠禀报昭陵神道石像生出现裂纹时，他立即命人取来《水经注》与《考工记》，对照典籍所言"凡石理纵者易折"的特性，改横向垒砌为纵向立桩。此事见载于《唐六典·将作监》"凡陵寝用石，必察其脉理"的条文旁，留有后世监丞朱批："李监此法，百年无虞。"

最见其匠心者，莫过于元和初年主持重修太庙。据《长安志》引《将作监注记》，他坚持"以黍尺校古制"，发现《周礼》"五室四阿"的记载与现存基址存在三寸偏差。众匠哗然之际，他取来自创的"铁线篆"墨本悬于梁下："笔笔合古法，然气韵自生，营建之道岂异于是？"最终以"增其柱础而不改其制"的方案，既合礼制又稳结构。宋代李诫在《营造法式》中特别提及此事，赞为"通古而不泥"的典范。

暮色中的李阳冰常独坐曲江畔，望宫阙倒影入水如篆纹荡漾。这位被后人誉为"李斯之后篆书第一"的艺术家（《书断》语），在土木经纬间依然保持着书法家的执着。当《金石录》记载他"题碑遍天下"时，鲜少有人注意那些无字的梁枋——那里凝固着另一种铁画银钩，正如《宣和书谱》所言："其法度之严，虽宫室器用皆可仿佛见之。"

晚年仍致力于篆书传承，其书法被时人及后世推崇，与李斯并称“二李”

暮色渐染宣州城垣时，李阳冰仍以青石为案，铁笔为杖，在斑驳的日光里勾勒着篆书的魂魄。《宣和书谱》记载其"晚年篆法愈妙，得大篆之圆而弱于骨，得小篆之柔而缓于法"，这双布满老年斑的手，却在玉箸般的线条里灌注着比壮年更凝练的力道。

每逢朔望之日，总见这位白发先生携《说文解字》坐于州学廊下。据《墨池编》所述，他"每为诸生析字，必追本溯源，以篆籀正其筋骨"。有学子献上临摹的《峄山碑》，他竟能指出某处曲笔少了三分秦篆遗意，又某处垂脚多了一分汉隶浊气。这种严苛源于他对李斯的深刻理解，《书断》称其"初学《峄山碑》，后见仲尼书，变化开阔，龙蛇盘拿，乃叹曰：'斯翁而后，直至小生！'"

在乾元二年（759年）完成的《缙云县城隍庙记》中，可见其晚年书风的蜕变。清代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评此碑"运笔如蚕吐丝，骨力中藏"，那些看似圆融的线条里暗含着《泰山刻石》的筋骨，却将李斯的峻拔化为雍容。同时代的书法理论家窦臮在《述书赋》中敏锐指出："通家世业，赵郡李君。《峄山》并骛，宣父同群。"将他与秦相李斯并提的评骘，此时已悄然流传。

最见其暮年心血的，当属大历二年（767年）所书《三坟记》。此碑现存西安碑林，笔画如青铜器铭文般浑穆，结体却带着唐人特有的舒展。元代郝经观此碑后题跋："阳冰篆书庄重有法，可追斯、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碑阴题名中"将仕郎当涂令"的署名，这位七旬老者直至生命最后岁月，仍以卑微官职守护着文字的正脉。

当颜真卿在《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中特意请李阳冰篆额时，大唐两位书法巨匠的这次合作，恰似完成某种庄严的仪式。宋人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记载此事时感叹："观其遗刻，如太阿、龙泉，横倚宝匣，华峰崧极，新浴秋露。"李阳冰或许不曾想到，他晚年这些铁画银钩，会在千年后化作《石墨镌华》中"篆学中绝，惟李阳冰独擅其妙"的定评，更与李斯并峙为篆书史上的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