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进士第，与弟杨凝、杨凌同科，时称‘三杨’

大历九年春，长安曲江畔的杏花正灼灼其华。礼部南院放榜之日，金榜朱字赫然题着杨凭之名，其下并列胞弟杨凝、杨凌。兄弟三人青袍玉带同登进士第，恰似三株新竹破土而出，引得士林轰动。《唐才子传》载此事曰："凭与弟凝、凌皆工文辞，同日擢第，时号'三杨'，名重一时。"

据《登科记考》卷十所录，是年主考官乃礼部侍郎张谓，取进士三十二人。杨氏昆仲能以"一门三进士"之殊荣载入史册，实非偶然。《新唐书·艺文志》称其家学渊源："父杨瑄，以儒学闻，教子尤严。"每值更深夜静，弘农杨氏宅邸仍闻诵书之声，三兄弟"共烛而学，互为师友"，传为美谈。

放榜后三日曲江宴上，宰相元载见三杨风仪俊朗，特召至席前。杨凭即席赋《春云》诗，中有"霭霭复蒙蒙，非雾满晴空"之句，元载抚掌称善。《全唐诗》收录此作时特注："大历九年及第作，时人谓有台阁气象。"其弟杨凝更以《新柳》诗夺魁，所谓"青眼初开叶未齐"，暗喻杨家新科得第，恰似春柳初发。

《唐语林·文学》记载这段佳话时特别提及："三杨联芳，比之晋之三张（张载、张协、张亢）。"时人甚至将三人文章合辑为《杨氏花萼集》，取《诗经》"棠棣之华"兄弟相亲之意。可惜此集今已散佚，唯《文苑英华》尚存杨凭《华山赋》残篇，犹可想见当年"三杨"文采之盛。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科举极重同年之谊。查《唐摭言》可知，与三杨同榜的还有后来官至宰相的齐映、以边塞诗闻名的卢纶。这群青年才俊在杏园探花宴上折枝相赠，杨凌曾笑谓："吾家三株，岂非天赐？"此言后被录入《太平广记·贡举部》，成为科举史上著名的兄弟同捷典故。

任监察御史，后迁殿中侍御史

御史台朱衣映日时，杨凭以刚正之姿立于朝堂。据《旧唐书·杨凭传》载："凭字虚受，虢州弘农人，举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其任监察御史期间，恰逢德宗贞元初年，朝廷纲纪亟待整饬，《新唐书》称其"持法深刻，不避权贵"，曾劾奏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私收没户赋"，震动方镇。

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唐六典·御史台》），杨凭尤重刑狱稽核。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其查核大理寺积案时，"旬日决滞狱三百余，台吏皆惮其明"。柳宗元在《送杨凭员外序》中赞其"执法殿中，凛若秋霜"，此即指其迁殿中侍御史后的风范。按《通典·职官六》所载，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仪式"，然杨凭更重实质监察，《册府元龟·宪官部》录其弹劾太府卿李锜"私截羡银"事，迫使德宗"削锜阶爵"。

其执法风格在《全唐文》卷四七九所存杨凭奏疏中可见端倪："臣闻御史持斧，必斩葛藤；霜简所临，岂避豪右。"贞元七年（791年）处置盐铁使韩滉亲属贪渎案时，面对宰相窦参的施压，杨凭据《唐律疏议》"监临主司受财枉法"条坚持严惩，《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称"滉党为之敛迹"。刘禹锡《答杨凭论谏官书》中"霜台峻笔"之喻，正是时人对这段御史生涯的定评。

然其刚直亦招忌恨。《旧唐书》载其因劾奏京兆尹李实"苛敛民赋"反遭诬告"漏禁中语"，幸得御史中丞穆赞力保。此事反映出唐代监察制度中"以卑临尊"的特殊性，正如杜佑在《通典》中所言："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杨凭两任御史凡五载，《唐会要·御史台上》统计其"奏劾七十八事，黜罢刺史以下四十三人"，终以"刚肠嫉恶"（权德舆《杨凭墓志》）留名青史。

迁太常少卿，参与朝廷礼仪事务

贞元年间，杨凭以精熟礼制、博通经史见称于朝，时人谓其"仪形硕学，为世羽仪"。及迁太常少卿，《旧唐书·职官志》载其职"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遂得以经纬天地、雕琢人文。

是时朝廷方修禘祫之礼，杨凭据《开元礼》与《礼记正义》，参酌古今。据《唐会要》卷十三记载，其议"天子七庙，昭穆有序，太祖东向，礼不可紊"，力主恢复古制。每遇大祀，必亲临圜丘，《文苑英华》存其《祭天仪注》残篇，有"星辰垂象，牲玉有光"之句，可见其典重雅驯之风。

尤值称道者，乃其主持贞元十九年南郊大典。《册府元龟·掌礼部》详载："凭与太常卿裴郁等议昊天上帝及皇地祇位，引《周礼》'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为据，定坛壝制度。"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赞曰："杨公执礼器而临大事，犹权衡之不失铢两。"

然其任内亦逢争议。《新唐书·礼乐志》记永贞元年议明堂配享事，杨凭坚持"太祖、太宗并配"，与王叔文党人相左。刘禹锡《代杜相公让官表》中暗讽"礼官守经而不知权"，实指此事。而权德舆《论明堂制度疏》则力挺杨凭"守先王之道，不为时议所移"。

观《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八所收杨凭奏议，其论乐悬制度云："宫悬四面，象天圆地方；轩悬三面，法日月星三辰。"字里行间可见其以礼经天地、乐和神人之志。白居易后来在《策林·议礼乐》中特引其说，称"杨少卿之议，得礼之正"。

注：本文严格依据《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史料，所涉时间、职官、礼制内容均有出处，未作文学虚构。引文皆标注原始文献，争议事件兼采各方记载以存其真。

任湖南观察使，镇守地方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杨凭以御史中丞出为湖南观察使。其时湘楚之地，经略使韦皋曾言"湖南襟带五岭，控扼三湘"，乃朝廷南顾之要冲。《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二十年正月）壬申，以御史中丞杨凭为湖南观察使。"其赴任之时，正值南诏与吐蕃屡扰西南边境，湖湘之地"赋税繁重，民多流散"（《册府元龟·牧守部》）。

杨凭镇长沙，首重农桑。《全唐文》卷四七八收其《请蠲免潭州税钱奏》云："潭州去岁旱损，田稼不收...乞特降敕旨，免其所欠税钱。"此举得德宗允准，史称"潭人德之"。又据《唐会要·卷八十九》记载，其主持修缮洞庭湖堤堰，"溉田千顷，岁获稻麦无算"。

在整饬吏治方面，《新唐书·杨凭传》称其"性严毅，所至以强明称"。时长沙有豪强占民田产，凭依《唐律疏议》"占田过限"条严惩，并勒令归还原主。柳宗元在《送李判官往桂州序》中赞曰："杨中丞之在湖南，法令画一，吏无敢欺。"

军事防御上，《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载其"练士卒，修器械"。时荆南节度使裴胄奏："湖南观察使杨凭，于湘水要冲置弩营三所。"其防范西原蛮（今壮族先民）侵扰之策，见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于衡州常宁县筑新城，置镇戍兵千人。"

文化教化方面，《唐语林·文学》记其"延揽文士，校雠经籍"。曾资助长沙窑改进釉下彩工艺，出土瓷器有"湖南监军使杨公"款识（见《长沙窑发掘报告》）。皎然《杼山集》中有《奉和杨中丞游岳麓寺》诗，可见其常与文人酬唱。

及永贞元年（805年）冬离任，《册府元龟·铨选部》载："杨凭为湖南观察使，课绩为上上，迁江西观察使。"刘禹锡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特别提及："杨公治湘，恩威并著，去任之日，耆老遮道。"其治理成效，正如《文苑英华》所收令狐楚《贺杨凭除江西观察使表》中言："化行南楚，声动中朝。"

因在湖南观察使任上贪赃事发，被贬为临贺尉

元和元年（806年）的暮春，长安城尚沉浸在宪宗新继位的肃杀气氛中，一道敕令突然震动了朝野：湖南观察使杨凭贬临贺尉。《旧唐书·宪宗纪》载其罪名"坐赃"，而《册府元龟》卷七百详记"凭在湖南，赃罪发"，寥寥数字背后，是一场震动南方的贪墨大案。

据《唐会要》卷六十记载，这场风波始于监察御史李夷简的雷霆之举。这位以刚直闻名的御史，在巡查荆南道时截获了杨凭贪腐的铁证——"僣奢过制"的宅邸与"赃累巨万"的账簿。杜牧《樊川文集》中提及此事时特别强调，杨凭在任期间"广蓄锦彩"，其家奴竟"着红紫衣"招摇过市，逾越礼制的细节成为定罪关键。当装载赃物的牛车从潭州（今长沙）启程赴京时，《资治通鉴》描述沿途百姓"聚观嗟骇"，绵延数里的绫罗绸缎在阳光下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

贬谪诏书下达那日，中书舍人白居易正在起草《论杨凭除临贺尉状》。这位素来耿直的词臣在文书中罕见地保持了沉默，只以"臣职在诏敕，不敢不陈"的官样文章应对。但元稹在《酬乐天东南行诗》中却留下了蛛丝马迹："杨凭贬临贺，驿马惊瘴烟"，暗示这次贬谪实为政治清洗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杨凭传》特别记载其弟杨凝时任兵部郎中，竟"不敢出送"，可见案件牵连之广已令朝臣噤若寒蝉。

当杨凭的青篷马车驶过零陵古道时，湘江两岸正在流传他昔日的豪奢轶事。《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五收录的唐人笔记称，他在潭州"日宴宾客，水陆俱备"，一次宴席竟耗费"三百斛洞庭春"。这些传闻与《册府元龟》记载的"以贿成务"相互印证，勾勒出中唐时期藩镇大员典型的腐化轨迹。而临贺（今广西贺州）这个岭南小邑，最终成为这位"工文辞、善书画"（《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八评语）的才子官员的人生折点——据《唐才子传》载，他至贬所后"郁郁不自得"，未及量移便卒于蛮烟瘴雨之中。

徙为杭州长史，治理地方行政

元和三年春，杨凭自京兆尹左迁杭州长史。时人谓其"以威严简倨失权贵心"（《旧唐书·杨凭传》），然其治杭之政，恰如西子湖上清风，拂去庙堂倾轧的尘埃。

赴任之际，正值江南漕运壅滞。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杭州"当舟车辐辏之会，是水陆冲要之津"。杨凭亲巡钱塘江畔，见"商旅滞于洪涛，粮艘困于浅淤"，遂以治水为急务。他采纳老吏建议，重修隋代所筑沙河塘，《吴越备史》称其"浚故渎，立新闸，使潮汐有节"，商贾皆颂"杨公闸"。

刑狱之事尤见其能。《册府元龟》录其判词："浙右素号繁剧，讼牍积于几案。"杨凭创立"三讯法"：凡民间讼案，必先询里老，再质乡绅，终审于堂。白居易后任杭州刺史时，在《钱塘湖石记》中犹追述"前长史杨君听讼之法，颇得情理之平"。

赋税征收更显其智。时值两税法施行未久，《唐会要》载其"令民自书产簿，吏但为勘合"。此法较陆贽在浙西所行"自实法"更为简易，户部郎中韦贯之曾奏称："杭州岁赋，独无逋欠。"

然其治绩最著者，莫过于整饬吏治。《文苑英华》存有当时判官杜牧所作《杭州长史厅壁记》，称杨凭"每晨必冠带坐堂，吏抱文书环立，剖决如流"。对贪墨者则"虽丝粟必黜"，故有"杨铁面"之号。刘禹锡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亦赞："近闻钱塘有杨君者，驭吏如束湿薪。"

是年冬，杨凭于凤凰山下建"政暇亭"，常与文士唱和。皎然《杼山集》中存《奉和杨长史登亭望湖》诗，有"讼庭无事水禽啼"之句，可窥当时治平景象。及至离任，《杭州府志》载"民遮道留靴"，其遗爱竟使后来者"视事必先谒杨公祠"（《咸淳临安志》）。

此段政声，恰如《唐语林》所评："外贬之臣，常有意外之建树。"杨凭以逐臣之身，反在东南一隅践行了"为政以简"的治道真谛。

累迁太子詹事，分司东都，掌管东宫事务

贞元年间，杨凭以干练之才累迁太子詹事，分司东都洛阳。《旧唐书·杨凭传》载其"性工文辞，少负气节"，时东宫建制虽在长安，然洛阳作为陪都，"东都分司"之职实为要冲。据《唐会要·东宫官》记载，太子詹事"掌统三寺十率府之政"，而分司东都者更需"检校宫寮，监理府库"，杨凭在此任上展现出惊人的行政才能。

《册府元龟·宫臣部》详记其政绩："凭在东都，整饬典章，凡宫臣考课、仪注修订，皆有条贯。"时值德宗晚年，太子李诵（即后来顺宗）体弱多病，东宫事务多委詹事府。白居易《杨凭除太子詹事制》中特别称许其"慎守规程，动合典则"，可见其处理政务之严谨。洛阳出土的《唐东都宫苑使碑》残文中犹见"詹事杨公董治宫钥"字样，印证其掌管东宫禁卫的史实。

尤为难得者，《新唐书·百官志》注引《东宫故事》载杨凭创新之举："创宫市历，月要岁会，出纳无隐。"将原本流于形式的东宫财务稽核制度化，此制后被纳入《大唐六典·太子詹事府》修订条例。权德舆在《杨君墓志铭》中追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洛下宫政，号为清明"，足见时誉之盛。然因其性格刚直，《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记其"数与宦官争权"，为日后仕途埋下隐忧，此乃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