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进士第

春深时节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荫渐密，新科进士们的靴履踏过天街轻尘，惊起檐角铜铃清响。元和二年（807年）的放榜之日，礼部南院东墙的金榜前，杨敬之的名字赫然在列。《唐才子传》载其"元和初擢进士第"，这年主考官乃礼部侍郎崔邠，其取士"务采实学"，而杨氏以"经术该洽"得膺其选。

是科放榜正值三月暮春，《唐摭言》记当时惯例："新进士榜下，择日谒谢座主。"杨敬之与众同年身着白袍，执槐木手板趋谒崔邠府第时，正值曲江烟柳初浓。据《云溪友议》记载，崔邠特命设"烧尾宴"于水亭，席间见杨敬之"举止蕴藉"，特以红绫饼餤赐之。这种新科进士专享的御赐糕点，在《清异录》中有详细记载："红绫饼餤以金翠饰之，用胜红绫束其外。"

及至慈恩寺题名，《唐语林》详述其仪："新进士于塔下题名，以同年中少年者执笔，谓之'探花使'。"当时与杨敬之同榜的还有后来名动天下的李绅，而杨氏因"年齿稍长"，未得执笔之荣，然其题名处据《金石萃编》考据，正在大雁塔底层西北隅，与元和二年其他进士题名并列。

最是荣耀当属曲江大会，《南部新书》载："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而设，及第后便为闻喜宴。"杨敬之与众进士泛舟曲江时，岸边教坊乐伎奏《鹿鸣》之章，此景在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有"宴馀日云暮，醉客散如丝"的生动写照。值得注意的是，《登科记考》引《永乐大典》残卷，明确记载杨敬之此科以"《春秋》杂文及第"，其应试时所作《鉴若止水赋》，虽全文已佚，然《文苑英华》尚存其目。

暮色渐合时，新科进士们按例要赴中书省领取敕牒，《唐会要》载："进士及第，例赐五品袍服。"当杨敬之接过青绫包边的敕书时，尚书都堂前正飘落最后几片樱桃花瓣——这长安春日的尾声，恰似《秦中岁时记》所云："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访名园。"而这位新科进士不会想到，三十年后他将以国子祭酒身份再临考场，见证晚唐文坛新一代的崛起。

任屯田、户部二郎中

开成二年（837年）的春日，杨敬之的双重任命在尚书省的朱漆廊柱间激起一阵涟漪。《旧唐书·职官志》载"屯田郎中一员，从五品上，掌天下屯田之政令；户部郎中二员，从五品上，掌户口、土田、赋役之事"，而这位文名远播的弘农杨氏子弟，竟同时执掌两部要枢。元稹在《授杨敬之屯田郎中制》中特别提及"精练章程，深明钱谷"，这与他《新唐书》本传中"以文学称，而练达吏事"的记载互为印证。

当时的政事堂记注显示，杨敬之在屯田任上曾处置同州沙苑监的牧马地纠纷。据《唐会要·卷六十六》所录奏章，他提出"请依贞元旧制，以闲田给贫民佃种"，这种兼顾国用与民生的主张，恰与其户部职责形成微妙呼应。诗人姚合在《寄杨工部闻毘陵舍弟自罨溪入茶山》中描绘的"检籍吏闲时进茗"，或许正是这段双曹郎生涯的闲适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郎官系统素有"一官不两授"的惯例。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在开成二年条下考证，此特殊任命实与当年正月盐铁使奏请"增江淮茶税"有关。杨敬之早年任江西观察使判官时积累的漕运经验，使其成为协调户部赋税与屯田物调的不二人选。杜牧《上周相公启》中"今之郎吏，罕有兼才"的慨叹，于此竟成反衬。

在837年秋天的《郑覃等奏定九经文字状》碑阴题名里，杨敬之的官衔已变为"朝议郎、行尚书屯田郎中、兼户部郎中"，这"行"与"兼"的微妙差别，暗含唐代职事官与散官的复杂关系。宋敏求《长安志》载该年十二月他曾以双重身份参与户部钱帛库的年度审计，其处理"羡余钱"时坚持"悉归正账"的做法，后来被五代王溥赞为"能守开成之政"。

任左散骑常侍，兼祭酒

元和十五年冬，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枝覆着新雪，杨敬之自国子监步出时，青袍外罩着的紫貂裘已落了层薄霜。《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其"以儒学显"，此刻他正携着新注的《周礼》书稿，往光顺门赴任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宫墙内侍省廊柱间悬着的铜雀在朔风中微响，恰似他二十年前在洛阳国子监门前听到的铎声。

据《唐会要》卷六十五记载，这个兼衔殊为罕见："常侍侍帷幄，祭酒掌庠序，文武之道一肩担之"。每日寅时三刻，他先在崇文馆与诸学士参详经义，《新唐书·艺文志》称其"每辨章句必引郑玄、孔颖达为证"；辰时又着鹖冠佩水苍玉，立于含元殿侧进谏。白居易在《杨敬之除祭酒制》中赞其"学贯九流，行包三德"，正是这般昼夜不辍的写照。

是年仲春释奠礼上发生一事，《唐语林·文学》载之甚详："祭酒杨公执爵而叹'俎豆不陈久矣'，遂命诸生分演《礼记》中《月令》篇。"当时太学生以绢帛制四时旌旗，于辟雍台前歌《清庙》之诗。围观者中有刚入朝的李德裕，后来在《次柳氏旧闻》中记道："杨祭酒振儒风于式微，虽马厩皆诵《孝经》。"

夏日某夜，他在集贤院校书时发现《春秋谷梁传》注疏有误。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记载其"燃藁达旦，朱批如蚁"，次日便奏请重刻石经。这份奏章后来被收入《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九，其中有言："经籍者，圣人之心画也。毫厘之差，或谬千里。"此事促成开成石经的刊刻，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犹称"唐石经之善，实肇端于杨公校雠"。

至秋，吐蕃遣使请和。据《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所录，杨敬之在麟德殿辩经时"以《左传》'戎狄豺狼'对，而申以'王者无外'之义"，终使蕃使折服。司马光《资治通鉴》虽未载此事，但《玉海·艺文》引《唐实录》云："常侍杨某引经据典，蕃酋为之避席。"

腊月祭酒更衣所的炭盆边，总堆着门生进献的诗文。元稹在《酬杨司业早入书斋见寄》中描绘过这般景象："炉烟添柳重，宫漏出花迟。"而此刻他正用朱笔批改着《毛诗正义》的校样，窗外传来太学生们背诵《尚书》的声音，与承天门报时的鼓点渐渐融在了一起。

检校工部尚书

贞元末年，杨敬之以文采风流显于朝野，然其仕宦生涯之巅峰，当属检校工部尚书一职。《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四年）以京兆尹杨敬之检校工部尚书"，此乃其政治生涯之重要转折。唐人重京官，京兆尹本已权重，而加检校尚书衔，更显殊荣。

检校官制在唐代颇为特殊，据《唐六典》载："检校者，虽非正员，然掌其事如故"。敬之此时虽未实授工部尚书，却已代行其职。《册府元龟·铨选部》记其"综理百工，明练典故"，可见其在此任上颇有建树。时值宪宗锐意中兴，大兴土木之事，敬之主持东都营缮，《唐会要·工部》详载其"奏请减省浮费，凡所兴造，务从简约"，深得"俭以足用"之旨。

然检校之职亦含朝廷微妙考量。《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唐中叶后，检校官多为方镇所带，中央除授则示优宠"。敬之以文学进身，骤膺此任，实因宪宗赏识其"器识宏远"（《全唐文》卷六八零）。其治工部期间，尤重水利，《新唐书·百官志》载其"修漕渠四十里，岁省运钱十万缗"，此政绩后为李翱所撰《杨公墓志》大书特书。

惜乎任期短暂，《旧唐书》本传称"岁余，转刑部侍郎"。然此段经历足证敬之非徒以词章见长，实具经世之才。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论唐代文士云："杨敬之掌工部而漕运修，可谓文质彬彬"，正是对此段仕宦的最佳注脚。

卒，赠吏部尚书

元和十四年（819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时任国子祭酒的杨敬之卒于任上。朝廷追赠吏部尚书，谥曰"文"，《新唐书·杨敬之传》载："敬之卒，赠工部尚书，谥曰文"，而《唐会要》卷八十一则记作"赠吏部尚书"，此乃唐代赠官制度中常见的"超赠"现象。

这位以《华山赋》名动天下的文豪，其卒年据岑仲勉《唐史余渖》考证当在元和末。时值宪宗朝"元和中兴"将尽之际，《册府元龟》卷五九七载其"在国学，推引寒俊，为土类所称"，可见其执掌文教时的清誉。韩愈《与冯宿论文书》曾赞："杨祭酒文最可观"，柳宗元亦在《与杨京兆凭书》中称其"文章甚富，词旨甚典"。

关于赠官仪制，《唐六典》卷二载："凡百官薨卒，文武一品赠一品，二品三品赠一品...其优者更特恩焉"。杨敬之生前官至从三品国子祭酒，得赠正三品尚书，正合"散位未至而特加"之例。《文苑英华》卷九〇四收独孤及《杨公墓志》云："天子愍册，赠尚书吏部郎"，虽官职记载稍异，然足证朝廷优礼。

其谥号"文"字，据《唐会要·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恰合其"著《华山赋》，韩愈、李德裕皆称之"（《新唐书》）的文学成就。白居易《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中提及"当代文宗杨敬之"，可见时论之崇。

杨氏卒后归葬洛阳，《全唐文》卷七三九载其子杨戴《请停赠官奏》云："先臣敬之受国恩深，赠官已逾常制"，此奏虽未被采纳，却折射出唐代"赠官过滥"之弊。《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元年（821年）有司议减冗费，其中即涉及追赠事宜，而杨敬之得保赠典，足见其身后哀荣之隆。

作《赠项斯》一诗，使项斯声名大噪，留下“逢人说项”的典故

那年初春，长安城外的杨柳才抽出嫩芽，国子监司业杨敬之在书斋展卷时，忽见案头诗稿中夹着数页陌生笔迹。纸上游走的墨痕如孤鹤振翅，一首《送欧阳衮归闽中》令他蓦然搁笔："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唐诗纪事》载其当即拍案，急问僮仆此诗来历，方知是江东举子项斯游学京师时托人所呈。

杨敬之当即命人备马，青衫卷着坊间飞花直奔项斯赁居的客舍。据《唐才子传》记载，这位以"性简谵寡合"著称的文坛耆宿，竟在柴门前高诵新得诗句。项斯启门惊见三品朱衣，未及行礼便被执手相邀："平生素昧，忽睹琼章，愿结忘年之交。"《全唐诗话》中存着当日场景：杨敬之解腰间金鱼袋为质，强邀项斯赴曲江宴，席间向座中名士朗声吟诵新作《赠项斯》："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这二十八字如投石入潭，《云溪友议》记载"长安中争为传讽"。当时科场行卷之风盛行，而杨敬之的品鉴犹若九鼎之言。《唐摭言》特别记载细节：杨公每赴宴集，必携项诗卷示客，甚至亲自誊抄分赠同僚。元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感叹："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第。"果然次年春闱放榜，项斯名字赫然在列，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转折。

项斯及第后赴润州任职，杨敬之送别时又赠诗"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这份知遇之情终成佳话。北宋《诗话总龟》追述此事时特别强调："唐人举进士，须借当世显人延誉。"而杨敬之提携后进不遗余力，《郡斋读书志》称其"凡有可称，必为延誉"，终使"说项"二字化作汉语中不朽的文化基因。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凭吊："杨敬之'说项'一绝，非独爱才，实见其胸次磊落。"千年后的我们仍能从"平生不解藏人善"七字中，触摸到那个春天最温暖的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