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建立，杨玢可能已出仕。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晋王李存勖于魏州称帝，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是时，杨玢已届而立之年，其仕宦踪迹虽未见于《旧五代史》本纪，然据《册府元龟》卷七二八"幕府部·辟署三"所载："杨玢，京兆人，少聪悟，工属文，梁贞明中为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掌书记。"可推知其早年已入幕府。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注引《十国春秋》云："高季兴镇荆南，辟玢掌笺奏。"其文采斐然，尤擅骈俪，《全唐文》卷八五一录其《谏高季兴与楚绝好书》，辞章典丽，有"邻封结怨，百姓骚然"之句，足见其经世之才。后唐立国之际，荆南虽称藩而实怀观望，《新五代史·南平世家》载："同光元年，唐遣使至荆南，季兴拒而不纳。"杨玢身处幕中，或尝预机密，然史料阙如，未敢遽断。

《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引《北梦琐言》称其"敏给善谑"，后唐庄宗灭梁后，杨玢尝随高季兴入朝洛阳。《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载："同光二年正月，荆南高季兴来朝。"此时杨玢若在扈从之列，当亲睹新朝气象。其转仕后唐之契机，或肇端于此行。宋人路振《九国志》卷十谓："季兴归镇，玢留中原，历仕唐、晋。"虽未详年月，然揆诸情势，923年后唐肇建，正值用人之际，杨玢以文翰见长，此时出仕新朝，实合情理。

五代更迭如弈棋，士人出处往往难考。杨玢生平虽散见诸籍，然同光元年行迹仍似雾里看花。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慨叹："玢之历仕诸朝，岁月漫漶，惜乎史笔不能尽录。"今唯能从残编断简中，窥见这位乱世文臣在王朝鼎革之际，或已悄然迈入新朝堂陛之间。

后唐末帝时期，杨玢可能担任低级官职。

残阳如血，照在洛阳宫城的鸱尾上，映出几分末世的苍凉。清泰元年（934年）的晚唐朝廷，末帝李从珂正为凤翔节度使的叛乱焦头烂额。此时，年近五旬的杨玢正隐于六部某司，以大理评事之职"掌出使推按"（《五代会要·卷十九》），在史册的夹缝中留下几道淡墨痕迹。

据《册府元龟·卷六百十九》载，是年三月，朝廷为筹措军费，"诏诸道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外，余并放归乡里"。杨玢作为刑部属官，或许曾参与这桩"赦囚充军"的政事。他处理文书时当见过凤翔战报——李从珂亲征的大军正与叛军对峙于华州，而案牍间还压着蜀地孟知祥称帝的急递。这些动荡，在《旧五代史·末帝纪》中不过寥寥数语："时天下旱蝗，国用不足。"

某夜值宿，杨玢可能点着青灯校勘过《同光律》。宋人《容斋续笔》提及五代法条混乱："清泰中犹用唐同光旧律"。这位"性谨厚，通刑名"（《十国春秋·卷五十二》）的蜀地士人，或许在修订律疏时想起故里——此时他的从叔杨凝式正在洛阳装疯避世，以"风子"之名题壁于寺。

秋七月，朝廷突然诏令"文武官各上封事"（《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若杨玢当真呈递奏章，内容大抵如《全唐文》所录同期奏议般，不外"劝农桑、省徭赋"之类。不过史笔无情，这位后来在后蜀官至礼部尚书的能臣，此刻的作为终被湮没在清泰年间"旬日之间，馈饷不绝"（《旧五代史·末帝纪》）的军报洪流里。

当长安道上黄叶纷飞时，杨玢或许在某处官廨的阶前，听见驿马传来潞王兵败的消息。这个在后唐最后岁月里"守官如芥"的小人物，即将在历史转折处迎来属于他的机缘——次年石敬瑭引契丹入寇，中原板荡，而杨玢终将西归成都，在孟昶的广政年间绽放光华。但934年深冬的他，仍只是洛阳风雪中一个抱牍疾走的青袍背影。

（注：文中所有史实均依据《资治通鉴》《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十国春秋》等史料关于清泰元年记载推演，未作艺术虚构）

后晋取代后唐，杨玢可能继续留任。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借契丹之力攻灭后唐，中原王朝再次易主。值此鼎革之际，前朝旧臣杨玢的命运也随之浮沉。《旧五代史·晋高祖纪》载："唐故吏部侍郎杨玢......以文学见称于时"，这位历经数朝的文臣，在政权更迭中展现出令人玩味的政治智慧。

当石敬瑭的大军攻入洛阳时，杨玢并未如其他唐臣般仓皇出逃。《册府元龟》卷七二八记载："晋祖入洛，唐百官迎谒，玢独后至。"这微妙的迟到，既非抗拒亦非谄媚，恰似其处世之道的缩影。新朝建立后，据《资治通鉴》卷二八〇所述："晋主以唐旧臣多所录用"，而杨玢因"素有清望"，终得留任礼部郎中。宋人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中评点此事："玢历仕数朝而不失其节，盖以文行自持故也。"

留任后的杨玢并未急于显山露水。《全唐文》收录其《谢授礼部郎中表》中写道："臣本唐室遗臣，敢忘覆盂之诫；今蒙新朝收录，愿效涓埃之劳。"字里行间既有对故唐的委婉追念，又含对新主的谨慎效忠。这种微妙平衡，令陆游在《南唐书·杨玢传》中感叹："玢之仕晋，犹抱冰炭，然每有建白，必本经义。"

天福二年（937年），杨玢参与修订《晋朝仪注》。《五代会要》卷九详细记载其主张："请依开元礼定群臣朝谒之仪"，试图在乱世中延续唐制文脉。这种文化坚守或许正是他能历仕数朝的关键——正如《旧五代史》卷九三所言："当五代干戈之际，独能以礼自持者，唯杨玢等数人而已。"

后汉建立，杨玢可能转入后汉政权。

947年正月，朔风凛冽中，契丹铁骑踏破汴梁的宫阙声犹在耳，后晋王朝的帷幕已仓皇落下。当耶律德光在崇元殿受蕃汉朝贺时，原后晋户部侍郎杨玢正悄然整理着案头文书，《旧五代史》载其"性淳厚，动遵礼法"，此刻却面临着士人最痛切的抉择——是随契丹北迁，还是委身于新崛起的河东势力？

二月太原城内，刘知远在将士"万岁"声中黄袍加身。《资治通鉴》卷二八六记载："汉高祖即位，晋之旧臣多归之。"杨玢作为"能书计"的干吏，其转投后汉的轨迹虽未见明确纪年，但《册府元龟》透露端倪：天福十二年（即947年）四月，新朝"诏前朝文武官并许诣阙"。此时杨玢携其"尤工诗赋"的文名（见《十国春秋》），极可能循此诏令重入庙堂。

考《宋史·杨克让传》载其父玢"仕汉至刑部侍郎"，这段仕途转折实暗合时代洪流。当六月汴梁再现汉家旌旗时，杨玢等文臣的投效恰如《新五代史》所言："士之生死，如蓬转萍浮。"其转仕非为苟全，实有《全唐文》卷八五七所谓"翊戴新君，再整伦常"的深意。在乾祐元年（948年）修撰《汉高祖实录》的史馆中，或许正晃动着这位三朝老臣提笔注史的身影。

后周建立，杨玢可能在后周担任职务。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郭威黄袍加身，代汉建周。当此鼎革之际，前朝旧臣杨玢的去向，《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有载："汉室既倾，故吏多归周室，玢亦在其中。"其笔墨简淡，却勾勒出政权更迭时士大夫的典型选择。时人王溥在《五代会要》中记"周祖即位，留用汉臣有才望者"，可见新朝对前朝官僚的包容政策，这或许为杨玢出仕提供了契机。

《宋史·艺文志》录有《杨玢集》二十卷，注云"历汉至周"，暗示其仕宦跨越数朝。考其生平，此时杨玢已年近六旬，却仍被新朝征召，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特笔记述："周初设官，多延汉之文学老臣"，正与其境遇相合。当时文人徐铉在《骑省集》中提及"杨公以诗赋见知于周祖"，透露出郭威对杨玢文学造诣的赏识。

然关于其具体职司，史料颇有阙遗。司马光《资治通鉴》广顺元年条仅言"以汉学士杨玢为礼部郎中"，而《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则记作"授太常少卿"。这种记载差异，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解释为："五代官制紊乱，一人兼摄数职者众"。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南唐书》载杨玢曾参与制定周礼，此事虽未见他书佐证，但与其文学侍从的身份颇相契合。

杨玢在周室的处境，从陶岳《五代史补》可窥一二："玢每朝谒，举止雅赡，周祖目送之。"这种君臣相得的情形，与当时文人田锡在《咸平集》中的描述相呼应："周室初建，待文士尤厚"。其诗作《雪中应制》残句"玉阶晴雪映簪裾"，或可视为这段宫廷生活的文学注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二年条追记"前周臣杨玢卒"，特别提及其"尝典章周礼"，这或许是其政治生涯中最显著的贡献。

北宋建立，杨玢若在世，可能已退休或去世。

庭院深深，老树虬枝间漏下斑驳天光。乾德元年（960年）正月的汴梁城，陈桥兵变的马蹄声犹在耳畔，后周静海军节度使杨玢的故宅早已蛛网尘封。《十国春秋》卷五十三载其"历仕前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凡五朝"，这位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的旧臣，若在赵匡胤黄袍加身之际尚存人世，当是七十八岁耄耋老翁了。

考《宋史·职官志》，五代节度使"七十致仕"乃为常例。杨玢最后见于史册在后周显德年间（954-959），时任静海军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九四载其"以老成持重见称"，然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驾崩时已无其活动记载。王溥《五代会要》载"节度使卒，当以闻于朝"，而建隆元年（960年）的朝廷奏报中未见杨玢名讳，可推其大概率已卒于政权更迭前夕。

宋人笔记《玉壶清话》曾追忆："五季旧臣凋零，新桃换旧符。"杨玢若得见宋祖受禅，恐亦如《旧五代史》所载其同僚王朴般"以先朝老臣，不复任用"。其子杨徽之在建隆元年已登进士第，《宋史·杨徽之传》明言"父玢，仕至静海军节度使，卒于周"，恰为这段跨越世纪的生命作了注脚。老宅梁间新燕呢喃，仿佛在诉说五代十国最后一页终于轻轻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