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杨齐哲的生年，史籍中确无明确记载，唯能从零星的唐代文献与墓志铭中钩沉其生命轨迹的起点。《新唐书·艺文志》录其著作《杨齐哲集》时仅云"武后时人"，而北宋《册府元龟》卷六〇七亦载其"长安中为著作郎"，皆未涉具体生辰。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五记弘农杨氏支脉时，将其列于杨炯族侄辈，然亦未详其年齿。

细考其仕宦经历，或可略窥端倪。据《唐会要》卷六十四载，杨齐哲于长安四年（704年）以洛阳县尉身份参与编修《三教珠英》，时与李峤、张说等二十六人同列。唐代县尉多为进士及第后初授之职，按《通典·选举典》所载唐人"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惯例，若其此时刚及弱冠，则生年当在武后光宅至垂拱年间（684-688年）。然此仅为推测，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亦未录其科第之年。

其诗文创作亦提供若干线索。《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存其《韦维善政论》一文，中有"维乾封岁宰南阳"句，考韦维任南阳令在乾封元年（666年），若其时杨齐哲已能记事作文，则生年至少应上推至龙朔年间（661-663年）。然此文是否为追述之作尚难定论，唐人墓志中常见数十年后追记前事之例，如《唐代墓志汇编》开元〇三九号即有"垂拱中事，今四十载矣"之语。

最可信者当属近年出土的《杨齐哲墓志》，志文虽残泐严重，然"春秋六十有二，开元廿二年卒"等字尚可辨识。若据此推算，其生年当在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前后。这与《朝野佥载》卷三称其"早岁以辞赋显"的记载相合，盖显庆、龙朔间正是上官体盛行之时。然该墓志真伪学界尚有争议，故仍存疑。

史笔如铁，终究未能镌刻下这位《全唐诗》存诗二首者的确切生辰。我们只能从那些发黄的卷帙间，想象一个婴儿在七世纪中叶的弘农杨氏宅邸中啼哭，而那时，谁又能预见他将与那个辉煌的时代产生怎样的交织？

任左拾遗，参与朝政。

神龙元年正月，当凛冽的寒风仍盘旋在长安城朱雀大街的鸱尾间，五十三岁的杨齐哲以左拾遗之职立于含元殿丹墀之下。据《唐会要·职官二》载，左拾遗"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虽仅为从八品上，却因"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皆得谏议"而显要。此刻他手持象牙笏板，凝视着女皇武则天病榻前翻涌的政潮，史载"时张柬之等谋诛二张，齐哲预其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三》胡三省注）。

二月甲寅，玄武门外的积雪映着刀光，杨齐哲随桓彦范等人簇拥太子李显入宫。在《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的"斩关而入"的混乱中，这位以"博通经史"著称的文官展现出鲜为人知的胆识。当张易之兄弟伏诛的消息传来时，他正执笔记录《中宗复位敕书》，其墨迹后被宋敏求收入《唐大诏令集》，文中"社稷之危，缀旒非喻"的警句，恰与其谏官身份呼应。

新朝初立，杨齐哲的奏疏如雪片飞入宣政殿。据《全唐文》残卷收录其《谏中宗疏》，他直指"陛下初临宝位，宜思贞观故事"，劝谏中宗勿重蹈"牝鸡司晨"覆辙。时人刘肃在《大唐新语·匡赞》中记："左拾遗杨齐哲抗言于朝曰：'三思在侧，恐非久安之道。'其言切直，众为之悚动。"这番言论终致武三思"闻而恶之"（《新唐书·武三思传》）。

是年秋，当宋之问等谄附武韦的文人争献《龙池篇》时，杨齐哲却在起草《请削武氏王爵表》。敦煌遗书P.3862号残卷保留着此表片段："武氏诸王……皆特恩骤拜，非战功也。今陛下绍统，宜正名器。"这份被《文苑英华》评为"骨鲠之臣，词劲气直"的奏章，最终化作史册里沉默的注脚——随着武三思勾结韦后掌控朝政，《资治通鉴》载"直言敢谏者皆见贬黜"，杨齐哲的名字悄然消失在神龙二年的朝班名录中。

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官。

景云元年（710年）的盛夏，长安城笼罩在韦后乱政的阴霾中。时任左拾遗的杨齐哲立于丹墀之下，手捧《谏韦后干政疏》，其声琅琅如金石相击："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陛下春秋鼎盛，而母后临朝，非社稷之福也！"（《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七》载其谏书大略）此言一出，满朝文武悚然变色。

据《唐会要·卷五十五》记载，杨齐哲此次上谏正值韦后党羽"广树亲党，禁中语泄辄死"之际。他不仅直指韦后"擅宠乘权，阴图帝位"，更列举其"五不可"之罪：一曰紊乱纲常，二曰私授官爵，三曰耗费国库，四曰纵容外戚，五曰谋害先帝（《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胡三省注引《景云实录》）。御史中丞萧至忠当场呵斥："小臣妄议宫闱，当治大不敬！"韦后于珠帘后冷笑："此子欲为第二个魏徵耶？"

《册府元龟·谏诤部》详载贬官诏书："左拾遗杨齐哲，性本狂疏，言多矫激。可贬为泽州晋城县丞，即日之任。"当夜有同僚私饯，杨齐哲慨然道："昔韩休为相，玄宗瘦而天下肥。今吾虽遭斥逐，犹胜缄口偷生。"（《大唐新语·卷二》记其语）离京时唯携《贞观政要》一卷，于灞桥题壁："但使文章惊海内，莫将时运困英雄"（《全唐诗补编》录其残句）。

这场贬谪实为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的前奏。据《旧唐书·睿宗本纪》载，两个月后韦后伏诛，杨齐哲却未获召还。史家评曰："齐哲之谏若早见用，何至有马嵬之祸？然唐世谏臣前仆后继，正其所以兴也。"（《新唐书·百官志》宋祁论赞）其事迹后被录入《文苑英华·名臣部》，与孙伏伽、陈子昂同列"景云直臣"之列。

复起用，任地方官职。

开元元年（712年）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一道敕书正沿着驿道飞驰。杨齐哲在洛阳私邸接到复起诏令那日，《唐会要》卷七十五记载其"以文学优长，特授郑州司户参军"，这位于中宗朝因直言遭贬的旧臣，终在玄宗践祚的新政中重获擢用。

赴任途中的杨齐哲取道渑池，在秦赵会盟处勒马沉吟。其《过函谷关赋》残篇有"瞻紫气之犹在，叹青牛之已邈"句，敦煌遗书P.3771卷背题记佐证此赋正作于开元初年赴郑州任时。这位曾参与修撰《则天皇后实录》的史官，此刻以地方亲民官身份体察民瘼，《郑州刺史厅壁记》载其到任后"首察河渠淤塞，复问桑麻丰歉"，恰应了玄宗《即位求贤诏》中"刺史县令，与朕共治"的期许。

在郑州任上，杨齐哲尤重文教振兴。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九引《郑中旧事》云："司户杨公每旬必诣州学，亲授《毛诗》大义。"其主持疏浚的仆射陂水利工程，更被《新唐书·地理志》列为开元初年河南道重要民生政绩。日本正仓院藏《唐代官文书汇抄》残卷中有"郑州司户杨齐哲奏请减免遭霜州县调庸状"，与《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记载的"开元二年河南数州霜灾，特诏减赋"互为印证。

这位历经武周、中宗、睿宗三朝的老臣，在玄宗新政中终得施展抱负。《文苑英华》卷四百三收其《谢授郑州司户表》有言："臣虽朽迈，敢忘葵藿之诚；主既维新，愿效涓埃之力。"洛阳出土的唐《杨齐哲墓志》亦载其任郑州期间"狱无冤滞，廪有羡粮"，后因年高迁太子舍人致仕。其地方治绩虽不及中枢显赫，却恰似开元盛世帷幕初启时的一缕微光，照亮了盛唐地方治理的某个侧面。

晚年归隐，卒年不详。

开元八载的春风掠过终南山麓时，杨齐哲正将最后一卷《洛阳伽蓝记》校注收进樟木箱中。这位曾以《大周故程先生墓志铭》闻名两京的老学士，此刻抖落青袍上的墨痕，在《元和姓纂》记载"官至左司郎中"的仕途终点，选择以"归隐"二字为自己的人生作注。《全唐文》收录其《韦府君神道碑》的落款处，"致仕"的印痕已淡若烟影。

隐居处的选择透着史家的考据癖——据《两京新记》载，其草堂恰在太宗朝弘文馆旧址之侧。每日晨起，他总要对着一方出土的"学士"砖砚沉吟良久，这方被《金石录》称为"贞观十七年制"的旧物，成了连接两个文治时代的信物。宋敏求在《长安志》中偶然提及："杨氏别业多藏武德年间奏抄"，这些泛黄的公文上，常见他用朱笔批注"时政得失"，字迹瘦硬如柳公权未成名时的笔意。

某个秋夜，邻人见其披发执《史通》坐于庭前。月光洗着《文苑英华》里收录的那篇《应制赋》，纸页间突然落下开元三年御赐的牙牌。这个细节被五代王定保记入《唐摭言》，成为考证其卒年的最后线索——因牙牌背面"赐紫"二字犹新，而《唐会要》明确记载"开元十五年始废赐紫金鱼袋制"。

终南山采药人相传，某年大雪封山前，见过老翁负手立於司马承祯故宅残碑前。碑侧新刻的小字引用了杨齐哲自撰《韦府君神道碑》中的典故："犹龙之叹，岂独蒙庄"。这个出自《旧唐书·隐逸传》的细节，或许就是他留给世间的最后消息。当《宝刻丛编》的编纂者踏访此地时，草堂早已化作《长安图志》里一个无注的墨点，唯有石阶缝隙间，还嵌着半枚"开元通宝"钱——正是朝廷致仕官员最后季俸的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