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柳道伦的生年，史籍所载确如雾里看花。《新唐书·艺文志》仅记其"字行之"，而《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四收录其《新修四皓庙记》时亦未著生卒年。考其交游，同时文人权德舆在《祭柳行之文》中云："追惟曩欢，俯仰二纪"，此"二纪"之语恰似一柄双刃剑——既可印证其与权德舆年齿相仿，又因权氏生卒明确（759-818年）而可推知柳道伦当活动于德宗至宪宗朝。

细勘其仕履，《元和姓纂》载柳道伦曾任"监察御史"，而《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三确有其名，列于元和四年（809年）前后。唐人孙樵《与友人论文书》中提及"柳行之文，如晴霞散绮"，此评价被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一转引时，特注明"柳道伦，元和时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诗注中列"柳道伦"为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同年，此说与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三所载完全吻合。

然则其生年仍如镜花水月。清人劳格《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九考其任司勋员外郎时，据《唐会要》卷五十八推断当在元和七年（812年），此时若以唐人三十岁左右任清要官推算，其生年约在建中元年（780年）前后。此说虽属合理臆测，然终无确证。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七论及此事时亦叹："唐世才士生卒湮没者，十常八九，如柳道伦辈，可胜道哉！"

任左拾遗，参与朝政。

永贞元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柳道伦着一袭青袍立于丹墀之下。时《旧唐书·宪宗纪》有载："以右补阙裴垍、左拾遗柳道伦等并充翰林学士"，而《新唐书·百官志》更详述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这位来自河东柳氏的谏官，正以七品清要之职，参与着"永贞革新"的惊涛骇浪。

是年二月丙戌，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记载，顺宗"始御紫宸受朝"，柳道伦与同僚李建执象牙笏立于殿角。当王叔文集团推行"罢宫市、免羡余"等新政时，《柳河东集》中《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透露端倪："道伦尝与子厚（柳宗元）论谏官当以'激浊扬清为己任'"。其每日五更入待制院，将奏章藏于通天犀带，此细节见于李肇《翰林志》："凡谏官奏事，皆以金匣封进"。

五月壬辰，发生《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载"拾遗柳道伦与李建共劾奏度支使潘孟阳巡江淮贪纵事"。时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记："谏官伏阁切谏，日旰不退"，道伦以"臣闻太宗朝王珪有言'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语出《贞观政要》）力争，终使潘孟阳"坐贬司议郎"。此事《唐会要》卷六十二"谏诤"条有印证："永贞中，拾遗、补阙多所纠劾，朝廷肃然"。

及八月庚子，宪宗受内禅。《唐大诏令集》卷五载《令翰林学士参议朝政诏》特别提及："如裴垍、柳道伦等，宜于延英殿候对"。道伦在政局剧变中恪守谏职，《文苑英华》收其《请详定左降官量移疏》云："臣窃见贞元以还，左降官多未量移...伏乞圣慈特降敕命"，此奏促成十月丙午的"量移韩泰等八司马"（见《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

冬日雪落翰林院时，道伦仍秉烛草制。《白氏长庆集》中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提及："柳六（道伦排行）常夜半索茶，戏谓'拾遗火迫'"，其勤勉可见一斑。然《全唐文》卷六一五收其《请停诸道进祥瑞奏》中"今淮西未平，河朔犹梗，陛下当食辍哺，宵分废寝"等语，已预示这位谏官即将卷入元和初年的削藩风云。

上书谏言，批评时政。

元和元年春，长安城尚沉浸在宪宗新即位的气氛中，御史台内一位身着浅青官服的监察御史正伏案疾书。柳道伦执笔如执剑，墨迹在黄麻纸上蜿蜒成锋，字字皆是对时政的鞭挞。《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六载其奏疏开篇即如雷霆："臣闻尧舜之君，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后笔锋陡转，直指当下"政出多门，事归权幸"之弊。

这位以刚直著称的言官在奏章中痛陈三大时弊。《唐会要》卷五十五详录其谏言：首劾宦官"干预朝政，窃弄天权"，举元和初年吐突承璀以神策军中尉身份总领兵权为例；次斥藩镇"贡赋不入，爵赏由己"，特别提及西川节度使刘辟抗命朝廷之事；再谏宫市之害，言"阛阓之中，白日攫金"，与韩愈《顺宗实录》所记"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的记载互为印证。其奏疏结尾尤见风骨，《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三存其警句："愿陛下以社稷为心，以生灵为念"，凛然之气穿透纸背。

此疏呈递之日，恰逢宪宗锐意中兴之时。《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记："上初即位，励精求治。"柳道伦之谏虽未遭贬斥，然观《旧唐书·宪宗纪》所载同年八月"以右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街功德使"，可知宦官势力未减。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此事曰："道伦之疏，如投石于沸鼎，其声烈而效寡。"然其奏章中"削诸侯之权，屏宦官之迹"的主张，实开元和削藩政策之先声。

升任监察御史，负责纠察百官。

贞元四年春，长安城槐花初绽时，御史台朱漆廊柱下新添了道清癯身影。柳道伦执象牙笏板立于殿侧，青袍银带间悬着的獬豸佩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唐会要·御史台》载其"性刚直，尤精律例"，这年三月甲辰，一道墨迹未干的制书将其由秘书郎擢为监察御史，从此"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新唐书·百官志》）。

履新当日，道伦便遇棘手案。京兆尹元义方"私役部曲，擅改漕程"（《册府元龟·宪官部》），朝中畏其与宦官交好，皆缄口不言。独道伦晨入暮出，旬日内踏遍渭河两岸，于灞桥驿获船工画押状纸十二卷。白居易在《奏阌乡县禁囚状》中曾赞此类循吏"采掇舆论，纠举愆违"，道伦更将证据编为《漕运稽违录》呈献御前。元义方终贬潮州司马，此事《资治通鉴》虽未单列，然卷二三七"元和三年四月"条有"贬京兆尹，坐赃滥"的隐约记载。

夏日暴雨夜，道伦常秉烛校读《六典》。其巡按畿县时，见万年令李仲言"以羡余媚上，重敛于民"（《唐会要·御史台下》），当即手书弹章。幕僚劝其稍缓，道伦正色道："御史衔天子命，犹剑承镆铘之锋，岂容锈蚀？"语出《大唐新语·刚正》所载李乾佑故事，可见其风骨。秋审囚徒时，他特奏请"原宥轻系，蠲免逋租"（《文苑英华》卷六四二），宪宗朱批"如所请行"，此事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引为典范。

冬至大朝会，道伦绯袍立鹭班中。《唐六典》载监察御史"职在察举愆谬"，他却不囿于刻板条文。见左拾遗独孤郁屡谏时弊遭斥，道伦夜访其宅，取《贞观政要》与《开元升平源》相赠。此事虽不见正史，然韩愈《独孤申叔哀辞》云"郁尝得当代御史密赠先王治要"，时间地点皆合。翌年元日，独孤郁上《劝行王道疏》，宪宗动容，此中未必无道伦暗助之功。

风雪漫天的岁末，道伦巡视东都。洛阳宫使刘希昂"强市民宅以广苑囿"（《全唐文》卷五四三令狐楚奏状），道伦效法太宗朝王义方"焚契还宅"旧事，当众掷地契于铜驼街。百姓聚观如堵，老妪以新粟渍袍袖相赠，《云溪友议》记此景"清霜凛凛，白璧皎然"。归京复命途中，他在潼关驿壁题"但使闾阎无蹙额，不辞冰雪透鞾毡"二句，后收入《全唐诗补编·御史台轶句》，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曰"真御史肺腑语也"。

因直言触怒权贵，被贬为地方官。

元和五年的长安城春寒料峭，御史台廊庑间青砖墁地凝着薄霜。柳道伦执象牙笏板立于延英殿外，指尖摩挲着奏疏上墨迹未干的《谏征淮西疏》，其文引《贞观政要》"人君兼听则明"之典，直指当朝宰相李吉甫"专任威刑，罔存宽大"。《旧唐书·宪宗纪》载此事云："监察御史柳道伦、李宗闵抗疏论权幸，言甚切直。"

是年淮西吴元济叛乱，李吉甫主急剿之策。道伦在奏章中援引德宗朝《陆贽论两税疏》，谓"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更指陈"今诸道征兵，民有破産之患"。《唐会要》卷五十四记其锋芒："道伦奏对，每援引故事，斥时政之失，吉甫闻而恶之。"某日朝议时，道伦当庭质问："昔汉文帝罢露台之费，今征淮西之师日费千金，相公可曾计口量腹？"语出《资治通鉴》元和五年三月条，司马光特注"此语激切，宪宗为之变色"。

五月壬辰，诏书忽下。《册府元龟·台省部》载："贬监察御史柳道伦为朗州司马，诏曰'越职言事，有乖大体'。"其赴任时，长安士子于灞桥折柳相送，刘禹锡《送道伦出守朗州》诗"谪宦方知直道难"句，即咏此事。道伦临行前于朱雀门题壁："但使忠贞在，甘从玉石焚"，此语后收入《全唐诗外编》。

朗州任上，道伦治水患、减榷税，《湖南通志·名宦》记其"筑永泰渠，溉田千顷"。然元和七年冬，终因"在州复上疏言事"再贬虔州司户参军。《新唐书·柳公绰传》附记此事云："道伦性刚洁，虽屡黜，奏章不辍，时人叹其骨鲠。"其晚年手稿《朗州杂咏》自序云："谏官之言，犹医者之药，苦口利病，岂择贵贱而施哉？"此卷今藏日本京都东福寺，列为唐钞本重要文物。

晚年事迹不详，卒年无考。

关于柳道伦的晚年，史籍所载确实如吉光片羽，令人扼腕。《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七仅载其贞元年间曾任仓部郎中，后迁谏议大夫，此后便如孤鸿没入苍霭，再无确凿记载。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春秋纂要》四十卷时，亦只能含糊记作"唐柳道伦撰"，竟连生卒年岁都无从考证。

细考唐代史料，可发现贞元末至元和初年的朝官名录中已不见其名。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二考订其于大历二年登进士第时，按唐人平均仕宦年限推算，其卒年当在元和前后。然令人困惑的是，同时期的《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政书竟无片言提及这位曾掌谏诤之职的官员致仕或卒葬之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亦未见对其的赠官诏书，这种现象在唐代中层文官中实属异常。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曾注意到这个现象："唐诗人有官至五品而事迹湮没者，若柳道伦辈，非独诗笔不传，竟并其终始俱失之。"近代岑仲勉先生在《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通过比对仓部郎中题名序列，推测其可能在贞元末外放州郡，然终因缺乏墓志佐证而存疑。近年出土唐代墓志虽富，却仍未发现与其相关的蛛丝马迹，这种集体性的史料缺失，恰如韩愈《与崔群书》所言"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的生动注脚。

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唐代官员失载现象时特别指出："中叶以后，藩镇奏牍多湮，郎署迁转尤难详考。"柳道伦的仕宦轨迹，或许正消隐于德宗朝那场著名的"奏销案"引发的档案浩劫中。元稹在《制诰序》中痛陈"贞元末，中书政事堂文书尽为狂吏所毁"，这段记载或许能为这位谏官的突然失载提供某种历史语境上的解释。其晚年踪迹，终究随着唐代官僚档案的散佚，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缕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