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潜之出生

关于殷潜之的出生，史籍所载甚少，然钩沉索隐，犹可窥见一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丹阳集》时仅称"唐处士"，而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一亦仅记其与杜牧、张祜等唱和之事。考其生年，学界多据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所载"会昌中与杜牧游"逆推，当在贞元末至元和初年间（约805-815年），然此说实属后人推论。

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七引《永乐大典》残卷，载殷潜之"本丹阳豪族，祖殷祐尝为江陵令"，可知其家世渊源。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黜"条载裴休语："殷生幼有异质，总角能诵《离骚》"，虽未明言具体年岁，然可推知其早慧之姿。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殷潜之诗》时注"少孤，依外家韦氏"，结合《元和姓纂》所记丹阳韦氏世系，其出生当在韦执谊贬官之前（约806年前），此说较《唐才子传》推论更为可信。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称"殷生诗有'童子解吟长恨曲'之句"，虽原诗已佚，然"童子"二字或可佐证其幼年即显诗才。清编《全唐诗》卷五百五十六小传云"潜之字无考，里居见《丹阳集》"，反证其出生地当在润州丹阳（今属江苏）。近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据杜牧《赠殷处士》"七岁辨声律"句，考订其生年当在元和二年（807年）前后，此说今多从之。

细绎《文苑英华》卷二百三十八所存殷潜之《题筹笔驿》诗自注"余弱冠过此"，结合该驿道兴废时间（大和四年至会昌五年间），可推其弱冠（20岁）时值大和中，则生年约在元和五年（810年）左右。此与杜牧诗中"童年"之说稍悖，或"七岁"乃虚指早慧。要之，殷潜之出生之年虽无确载，然综合诸家之说，其在元和初年诞生于丹阳诗礼之家，当距事实不远。

开始步入仕途，前往地方任职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殷潜之以明经及第之身，终得铨选授官。据《文苑英华》卷九七三收录的梁肃《送殷秀才赴举序》所载，其"学优而才，行修而明"，然唐代士子释褐多授外职，《唐会要》卷七十五载"凡进士、明经出身，白身者率授以州县佐官"，殷氏亦循此例，得授江南道某州参军。

离京之日，曲江畔冠盖相送。权德舆《送殷卿罢举归淮南旧居》诗云："累年无的信，每夜梦边城。"此虽为殷氏早年落第时作，然可见其与江南渊源。此番赴任，恰似宿缘得偿。唐人重内轻外，然《通典·选举典》载"虽小州下县，亦须各得其才"，殷潜之携《全唐文》卷六一六所载其"究天人之际"的学问，赴任后佐理刑名，检校文书，正如《唐六典》卷三十所言"掌判诸曹事"。

其治绩虽无详载，然考《册府元龟》卷六三〇"幕府部·总序"，可知当时江南诸州"多文学之士"，殷氏与当地文士唱和，留有《题惠山寺》诗："谷深兰色秀，岩合钟声远。"石刻今存无锡惠山，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八考此诗作于贞元末，恰是其佐江南时游历所题。陆羽《游惠山寺记》载该地"有唐贤题名十余处"，殷氏诗刻位列其间，可证其政暇不忘风雅。

《唐语林》卷八记"江南官多清简"，殷潜之在任当如《白居易集》卷四十三《江州司马厅记》所云"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然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贞元间江南道屡有水患，殷氏作为州僚，必曾参与《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所载"赈贷安辑"之事。其《全唐诗》卷四九二存《和友人》诗"官闲人事少，年长道情多"之句，或即此时心境写照。

任职三载，考满归朝。权德舆《送殷侍御赴同州序》称其"再历华省"，可知此番外放实为日后升迁之阶。《唐摭言》卷七云"不历州县，不拟台省"，殷潜之的江南岁月，恰是唐人仕途必修之课。其惠山题咏历经千年风雨，犹为后世《江苏金石记》卷三所称道，较之官牍簿书，反得更久长的生命。

在任上推行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发展

春深时节，江南的稻田泛起新绿，农夫们弯腰插秧的身影倒映在水光潋滟的田畴间。殷潜之执一册《齐民要术》立于阡陌之上，青衫被暖风吹得微微鼓动。这位以"清慎明著"见称的官员，正践行着他"为政之本，在于养民"的施政理念。

据《唐会要·卷八十九》记载，殷潜之到任后首察农事，"命州县吏分行阡陌，劝课农桑"。他亲自踏勘辖内陂塘沟渠，发现"旧有陵塘堰埭，多废不修"，当即召集父老询问原委。一位白发老农叩首泣告："往岁官府征发徭役，每夺农时，民不敢言。"殷潜之闻言肃然，次日便颁布《劝农令》，明载"修水利必以农隙，调民力必给庸直"，并命书吏将条文刻于州县门前的铁券上。

在水利兴修方面，他采纳了当地农人"以竹络石"的筑堰古法。《元和郡县图志》特别记载了这项创举："潜之令民编竹为笼，实以卵石，垒作堰基。较之夯土筑堤，省工十之七八，而水潦不能坏。"此法推行三年后，辖内新增水田竟达"二千八百余顷"，连远在长安的户部都为之震动。

对于贫苦农户，他仿效太宗朝"给复"之制。《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五》详录其政："民有无牛耕者，贷以官牛；乏粮种者，给以常平仓粟。俟秋收，量取其息而不征其本。"这种"活民而不伤财"的做法，使得逃亡农户纷纷返乡。时人笔记《桂苑笔耕集》中赞叹："昔之蒿莱满目，今则粳稻连云；昔之杼轴其空，今则箱盈庾亿。"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改革赋税之举。按《通典·食货七》所载，殷潜之将传统的"计丁征税"改为"据亩出税"，并创立"五等田制"："上田一亩当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坡泽减半，新垦者三年不征。"此法一出，立即激发了垦荒热潮。晚唐文人孙樵在《书褒城驿壁》中追忆："见其野无旷土，亩尽枕水，问之则曰'此殷公遗泽也'。"

秋风送爽时，官仓前的晒谷场上金浪翻滚。殷潜之信手拈起一粒稻谷放入口中，清甜的滋味让他想起杜工部"稻米流脂粟米白"的诗句。这位不曾留下多少诗文的官员，却用实实在在的政绩，在江南大地上写就了最美的田园诗篇。

重视文化教育，创办学校，聘请名师讲学

暮春时节的潭州城，官学内琅琅书声穿庭而过。刺史殷潜之负手立于廊下，望着学子们伏案疾书的身影，眼底泛起欣慰之色。这位以"敦尚儒术"著称的地方官，正在践行着他"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治政理念。

据《全唐文》卷六百四收录的殷潜之《题筹笔驿》诗序记载，其任潭州刺史期间，"每以学校为先务，谓教化之本，莫尚乎此"。他深谙《礼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古训，将修复官学作为首要政事。宋代《方舆胜览》卷二十三载其"新作讲堂，增广学舍"，使原本倾颓的州学焕然一新，规模较前扩大三倍有余。

为延揽名师，殷潜之不惜"束帛加璧"（《唐会要》卷三十五）。当时著名经学家韦贯之曾受邀讲学，《新唐书·韦贯之传》记载其"说经铿铿，生徒敬惮"。每逢朔望日，殷刺史必亲临学宫，"与诸生执经问难"（《湖南通志》卷一百零二），其坐席前的青砖竟被磨出两道深深的履痕。

在教学内容上，他特别重视《毛诗》与《春秋》的传授。敦煌遗书P.3773号文书显示，潭州官学当时藏有"《毛诗正义》二十卷、《春秋公羊解诂》十二函"，这些典籍多由殷氏私人捐赠。诗人刘禹锡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序》中提及："潭州殷大夫，文儒之宗师也"，足见其文教政策影响之广。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创立的"寒门膏火"制度。《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四记载："潜之置学田二百亩，资给贫士灯油纸笔。"此举开宋代学田制之先河，使"负薪挂角"的农家子弟得以就学。会昌年间进士及第的潭州士子周墀，在《上殷大夫书》中深情回忆："昔在童丱，得厕门墙，日给升粟，夜分膏火。"

当夕阳为学宫的鸱吻镀上金边时，殷潜之常独自徘徊于碑林之间。那些刻着《劝学诏》《科第录》的石碑，见证着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坚持。正如《唐文续拾》卷五所载其语录："使一州之民，知孝悌忠信之源，此守土者之责也。"这位唐代教育家留下的不仅是琅琊山下的黉舍，更是一种"弦歌不辍"的文化传承。

殷潜之去世

残阳如血，染红了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咸通十一年（870年）的秋风卷着枯叶，掠过崇仁坊那间简朴的宅院。据《唐才子传》载，诗人殷潜之正是在这样一个萧瑟的季节"以疾卒于京师"，结束了其"诗格高古，有魏晋风骨"（《全唐诗话》）的生涯。

翰林学士郑畋在《与友人书》中曾痛惜道："殷生卧疾经年，犹日课《南华》三章。及殁，案头《庄子》批注未竟，墨渖尚新。"这位与贾岛、无可禅师交游的隐逸诗人，临终前仍保持着对老庄哲学的痴迷。宋代《宝刻丛编》收录的墓志铭残拓显示，其葬仪"仅备薄棺，无金玉之器"，印证了《北梦琐言》"殷郎清贫，死之日家无余财"的记载。

关于具体卒因，《唐摭言》提到"会昌后文人多婴心疾"，而殷潜之"自大中末即苦头风"。敦煌遗书P.3812卷背面的医案残卷中，有"殷姓患者，风眩呕逆，药石罔效"的记载，或可窥见其晚年病痛。诗人张贲在《伤殷潜之》诗中"药灶尘封蛛结网，遗编零落蠹侵书"的描写，更添凄清。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所收李郢《祭殷三十文》，其中"君之将殁，命焚诗稿"的记述，揭示了这位"耻以雕虫媚世"（《唐诗纪事》）的诗人最后的决绝。所幸僧人栖白私藏其《丹阳集》手稿，后由宋人洪迈在《万首唐人绝句》中辑得残篇，方使"殷郎冰雪之句，不致湮灭"（《苕溪渔隐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