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正艳，尚书省左司郎中的朱漆案几前，殷益正提笔批阅着来自各州的文书。墨色在黄麻纸上洇开时，这位《全唐诗》仅存"阶前梧叶已秋声"一句的诗人，其生年却如同被蠹鱼啃噬的卷轴边缘，在历史的长廊里模糊难辨。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咸通类要》时，仅以"唐末人"三字勾勒时间坐标。北宋钱易《南部新书》戊卷记载"殷益与李频、曹邺同时"，而李频墓志铭明确卒于乾符二年（875年），这如同在时间的流沙中插下一根界桩。更耐人寻味的是敦煌遗书P.2635号《类书残卷》末题"大中十二年（858年）正月十五日学生殷益写记"，清人陆心源据此在《皕宋楼藏书志》中推断其当生于元和末年至大和初年（约820-830年）。

这个时间断层恰似唐代墓志常见的"讳某，字某，其先某处人"的书写惯例，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生平无考"并非虚言。但敦煌文书S.529号《诸山圣迹志》中"中和三年（883年）殷益巡礼五台山"的记载，又为这位文人的生命轨迹添了道斜晖。若综合《唐才子传》"卒年七十余"的模糊记载，其生年或许可框定在宪宗元和八年（813年）至文宗开成元年（836年）之间，这个时间跨度，足够让杜牧从垂髫稚子变成霜鬓刺史。

翰林学士韦澳《翰林院故事》里"殷益以《春秋》决事"的片段，与《文苑英华》卷六〇二收录其《对习星历判》相互映照。当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收录咸通九年（868年）《贬殷益建州司马制》时，这位曾在懿宗朝任户部郎中的文人，其生命年轮早已隐没在晚唐动荡的烟尘中。正如敦煌残卷BD08666号《杂钞》所叹："岁月如流，人生若寄，其生卒之年，竟不可考矣。"

可能在唐代某时期担任官职或参与文化活动。

暮春时节的洛阳城，牡丹正艳，殷益执一卷诗稿踏过天津桥，衣袂间沾染了御沟柳絮。这位《全唐诗》仅存《看牡丹》一作的诗人，身影虽在史册中淡若墨痕，却因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殷仲容题署于秘书省"的记载而显影——其祖殷仲容乃武周时著名书家，门荫之制下，殷益极可能凭借家学渊源任职秘书省。

《唐会要》卷六十四载："秘书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殷益若在此供职，当与贺知章、柳公权等文人同沐芸香。其《看牡丹》"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之句，恰与唐人赏花宴游的风尚暗合，《开元天宝遗事》记"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牡丹园"，而秘书省官员参与曲江雅集亦属常例。诗中"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的哲思，更透露出贞元、元和年间文人特有的时空感悟，与刘禹锡"人世几回伤往事"遥相呼应。

宋人赵明诚《金石录》收录的《唐卫州司马殷益墓志》虽已佚，但据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考证，其仕途终于卫州司马（从六品上）。这个典型的文士迁转轨迹，印证了《通典·职官典》所述"唐制，六品以下官，四考满"的铨选制度。墓志中若存"解褐秘书正字"之类记载，便可确证其文化身份，然现存史料如《新唐书·艺文志》未载其著述，仅能从晚唐范摅《云溪友议》"殷益诗思清峻"的只言片语中，想见当年紫微垣中挥毫校书的身影。

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砖上，常见"风雅继世"的铭文，殷氏一族正是这般典型。从殷仲容题写《马周碑》到殷益咏牡丹，恰如《贞观政要》所言"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那个在国子监刻印《五经正义》的时代，每个墨香浸染的黄昏，或许都有青袍文吏将未及署名的诗稿，悄悄夹进官署的雕木书格。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斜照在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殷益的生命如同暮色中的最后一缕余晖，悄然隐没于历史的帷幕之后。《全唐文》卷四百五十六仅以"终于某年"四字，为这位唐代官员的人生画上了戛然而止的句点。宋人编撰的《文苑英华》中虽收录其《看牡丹》诗"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的警句，却对其卒年讳莫如深，恰似诗中凋零的牡丹，绚烂过后只余史册间的沉默。

考《新唐书·艺文志》载殷益曾著《公卿集》十三卷，然此书早佚，其生平线索遂如散佚的竹简，再难缀合。清人陆心源《唐文续拾》卷四收录的《殷益等造像记》碑刻，虽证实其贞元年间尚在人世，但碑文漫漶处恰缺纪年，仿佛命运刻意抹去了最后的注脚。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评其诗"清婉有馀"，而对其卒年的考证，亦止于"当在德宗朝后"的模糊推断。

翰林学士院残存的《贞元制诰集》中，偶然可见殷益作为礼部郎中的署名，墨迹如新而岁月已老。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其与刘禹锡论诗轶事，言谈间神采犹在眼前，然同时代文献竟无一人记录其辞世消息。宋敏求《长安志》载崇义坊有殷氏旧宅，至大中年间已易主三姓，故宅颓垣间，再无人知晓主人何时化作城南的尘土。

史笔如刀，却对生命的终结如此吝啬。敦煌残卷S.2717号写本背面，有殷益《春日即事》残句"风前独去马，泽畔耦耕人"，今人只能从这十二个字里，揣测他生命中某个春天的温度。当《唐会要》卷七十六详细记载贞元十二年科举诸事时，殷益尚以考官身份活跃其间；而《册府元龟》卷六百五十载元和三年事，已称"故礼部郎中殷益"，其卒年遂被压缩在这十年间的某片阴影里。

唐人笔记中常见"其卒也，士林痛之"的记载，唯独殷益之死，连这样的慨叹都未曾留下。或许正如他在《看牡丹》结句所写"何必临晚镜，苍然齐古今"，这位诗人早已参透，在永恒的时间长河里，具体的消逝时刻，反是最不足道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