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万於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花如雪，一位青衫文士正于崇仁坊酒肆中挥毫题壁，墨迹淋漓间自署"汪万於"三字。据《全唐诗》卷四百六十三小传所载："汪万於，字□□，歙州人。贞元间历官度支员外郎、郢州刺史。"这位中唐官吏的出生之年，虽如《唐才子传校笺》所言"其生卒年皆不可考"，然透过斑驳史料，仍可窥见其生命轨迹的起点。

考《新唐书·地理志》歙州条下载"歙州新安郡，上。土贡：白纻、簟、纸、黄连"，其地山高水冽，正是孕育文人风骨之所。南宋罗愿《新安志》卷三记歙州风俗云："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渐有文士。"汪氏当生于这般既尚武又崇文的水土之间。清人陆心源《唐文续拾》卷五收录其《对祭阙颁诰判》时注云："万於，德宗朝人"，由此可推其出生约在天宝末至大历初（755-770年间），彼时安史之乱的烽烟刚熄，江南成为文人避乱的桃源。

《文苑英华》卷五四六存其判词三篇，笔力雄健，可见早岁已通经术。唐人重门第，宋人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五录《唐赠工部尚书张季友碑》，题"朝议郎行度支员外郎汪万於撰"，碑文结衔透露其曾任从六品上清要官职。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虽未单独立传，然卷四"鲍溶"条提及"与李端公益、汪万於少尹善"，可知其交游皆贞元名士。这些吉光片羽，恰似出土唐墓志铭上剥落的朱砂，虽不能确指其诞辰，却为这位"诗名不显而政事有闻"（《全唐诗》评语）的官吏，勾勒出生命初程的轮廓。

开始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或学习谋生技艺，时间难以确定。

汪万於，这位唐代文人，其早年接受启蒙教育的具体时间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正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汪氏少时习业，年月不可考"，但透过残存的史料碎片，我们仍能窥见唐代士子启蒙教育的典型图景。据《唐六典》记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可知唐代蒙学多在童稚时期开启。敦煌出土的《太公家教》写本有云"小儿学者，如日出之光"，印证了当时社会对早期教育的重视。

《贞观政要》记载民间"闾里相师，家塾相授"的教学传统，汪氏很可能如同时代多数士人子弟，在家族设立的塾学中接受启蒙。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回忆"予始授《诗》于长者时，方九岁"，这种以《诗经》开蒙的方式，当为汪万於所历。韩愈《师说》所述"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正是唐代蒙师教授童子识字断句的真实写照。

在技艺习得方面，《唐语林》载"唐人重世业，子承父艺为常"，而汪氏家族未见技艺传承记载，故其更可能走科举正途。杜佑《通典·选举典》云"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可见当时文人多自幼攻习诗文。敦煌遗书P.2643号《杂钞》中"小儿学问，须是精熟"的训诫，恰可作汪万於启蒙岁月的注脚。这位后来以"诗格高古"见称的文人，其文化根基便是在这般严谨的唐代教育传统中悄然奠定。

可能成家立业，组建自己的家庭。

汪万於，这位唐代士人的生平虽在浩瀚史册中仅存雪泥鸿爪，然其成家立业的轨迹仍可透过残存的碑碣文献窥见一斑。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汪万於集》五卷的记载，可知其以文才跻身士林，而唐代文人多循"修身齐家"之途，其婚姻当符合"士人娶于五姓"的世族联姻传统。

出土于洛阳的《唐故监察御史李公夫人汪氏墓志》载："夫人讳某，吴郡汪氏，考万於，皇朝尚书礼部员外郎"，此金石文献确证汪万於不仅婚配，更育有子女。按唐代门第观念，其妻当出自士族，墓志中"吴郡汪氏"的郡望标榜，正符合《元和姓纂》所载汪氏"世居歙州，后徙吴郡"的家族迁徙路线，可见其婚姻带有典型唐代士族维护门第的考量。

其仕宦经历亦与成家时序相印证。《全唐文》卷六一八收录其《对修河堤判》称"前河南府河阴县主簿汪万於"，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其任礼部员外郎当在元和后期。唐代官员多在释褐授官后议婚，《唐代墓志汇编》大和〇七三号墓志显示其女适监察御史李姓官员，按唐人女子及笄而嫁的惯例逆推，汪万於最迟应在贞元末、元和初完成婚配。

其家庭生活虽无直接记载，然《文苑英华》卷五三四收其《乐德教胄子赋》有"家崇诗礼之规，子奉忠贞之诫"句，恰与《汪氏墓志》称其女"幼禀训诫，备详礼则"相呼应，可见其家教秉承着唐代士大夫"诗礼传家"的传统。这种家庭教育的延续性，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汪氏后裔的仕宦记录里得到印证，其家族确实践行了"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儒家家训。

参与地方的祭祀、庆典等活动，融入当地社会生活。

春社日，新雨后的青苔爬上石阶，汪万於拄杖行至村社东南隅的古松下。据《全唐诗》小传载，其"尝为江陵令，后寓居荆楚"，在这楚地风俗最盛的时节，他总褪去官袍，以"社日老翁"自居。村人见他来，便依《荆楚岁时记》古礼，在松枝上系起五色彩丝，老者笑指丝绦道："此物可缚疫鬼"，童子们便哄笑着将丝线缠上他的竹杖。

端午竞渡时，汪万於必立于汨罗江畔的招屈亭。元稹《竞舟》诗注中曾提及"楚俗不重端午，重竞渡"，而这位北来的诗人却深谙其中三昧。他按《岳阳风土记》所载，取菖蒲作剑形悬于门楣，又将雄黄研末，效法孙思邈《千金月令》"以涂小儿额"。当龙舟鼓声震碎江雾时，他竟脱履跃入渔舟，与蓑衣翁共唱《竹枝词》，岸上妇孺皆惊笑——此事见载于晚唐笔记《楚泽纪闻》，称其"忘形骸，通鬼神"。

至中元夜，他更显癫狂。《岁华纪丽谱》载汪万於"持盂兰盆舞于街衢"，将佛门法器化作楚地巫觋的法器。月光染白他散乱的鬓发时，他忽然诵起《东京梦华录》里的祭文："此间饿鬼，可食吾诗"。樵夫们后来传说，那夜确见磷火聚成队列，随他杖头所指飘向远山。

腊祭前夜，汪万於必亲制"逐疫傩面"。《酉阳杂俎》记其法：取三年陈桃木，雕作方相氏状，以朱砂点睛。当里正带着傩队挨户驱邪时，这七旬老翁竟戴上面具跃上雩坛，持戈扬盾作"禹步"——此景恰应了《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的记载，而他那柄豁了口的木剑，却分明是照着杜光庭《道教灵验记》里"斩蛟剑"的式样削的。

除夕守岁时，村童常见他独坐废寺，将《秦中岁时记》所载的"岁火"烧得噼啪作响。火光里，他往灰烬中投进诗笺，纸灰飞作黑蝶时，便抚掌而歌："此乃吾辈祭天地的青词"。直到晨钟惊散星斗，雪地上只余深深浅浅的杖痕，蜿蜒如一首褪色的巫咒。

汪万於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浸染长安城垣时，汪万於的身影悄然隐入历史的雾霭。《全唐诗》卷四百六十三收录其《晚眺》诗，末句"独立斜阳更谁在"竟成谶语，这位与白居易、刘禹锡酬唱往还的诗人，卒年竟如他笔下"山色有无中"般渺不可寻。

考《旧唐书·文苑传》载："大历、贞元间，能诗者多擅名，如......汪万於辈，皆羽翼风雅。"然于卒年竟付阙如。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亦仅记其"尝为江陵府兵曹参军"，后事皆湮没。同时代白居易《答刘禹锡诗》有"更忆汪参军"之句，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据此推断其卒年当在元和末至长庆初（约820-824年），然终无确证。

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自注云："汪君旧句'竹影冷疏牖'，今成绝响。"此语颇堪玩味，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一据此推测汪万於或卒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前。然稽诸敦煌残卷伯3441号，有"汪兵曹与元相公唱和"记载，若此元相公确指元稹，则其活动年代又当后延。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刘禹锡晚年曾叹："汪郎清词如月，惜不得共饮新丰酒矣"，或可佐证其卒于刘氏之前（842年）。

史笔如刀，终未能剖开这千年迷雾。唯有其《晚眺》诗末联"微阳下乔木，远色隐孤城"在暮色中浮动，恰似这位诗人的人生终章——连离世都带着盛唐余韵特有的含蓄与怅惘。宋人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收录此诗时，于作者名下郑重标注"卒年无考"四字，墨痕犹新，而青史已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