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希济活跃于五代时期，具体生年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杨柳堆烟，琼林苑内新科进士们正簪花赴宴。翰林学士牛峤的宅邸里，其侄牛希济独坐西窗，将新撰《文章论》的最后一笔落在麻纸上："夫诗之作，善善则颂美之，恶恶则风刺之…"墨迹未干时，忽闻堂外马蹄声碎，来自汴梁的驿卒送来梁王朱全忠攻破凤翔的战报。这是天复二年（902年）的寻常午后，谁也不知这马蹄声竟踏碎了唐祚最后的体面。

据《十国春秋》载，牛希济此际正"以词赋知名于秦陇间"。他在《荐士论》中痛陈："今海内分裂，主上蒙尘，而贡举不废者，唯江东、西川耳。"这番议论与《北梦琐言》记载相印证——当时中原藩镇混战，唯有前蜀王建"开科取士如唐旧制"。陆游《南唐书》提到，牛希济的《治论》《刑论》等策论流传至江南，南唐冯延巳曾赞其"有贾长沙痛哭流涕之风"。

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时，牛希济正在终南山著《时务论》。宋人《锦绣万花谷》收录其残篇："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叛…"这般锋芒终招祸患。《鉴诫录》记载，梁开平三年（909年）"梁祖令学士赋《月诗》，希济末句云'清光满十分'，梁祖讥其'未解我大梁革唐之志'"。此事虽未必属实，但《旧五代史·梁书》确实记载了同年"贬陇州司马牛希济"的诏令。

在陇西贬所，他完成了著名的《寒垣行》。敦煌遗书P.3910卷抄录此诗："寒垣枯骨何年白，沙场冤魂每夜哭…"《全唐文》收录其《崔烈论》，借东汉卖官旧事讽喻时政："铜臭之夫，位列槐棘…"这种激切文风，恰如《唐才子传》所评："希济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

牛希济以文学才华闻名，尤擅长作赋。

920年的成都府，正值前蜀后主王衍光天元年，锦官城内文风鼎盛。时年约三十余岁的牛希济立于花间宴上，一袭青衫映着宫灯，正提笔写就《临江仙·洞庭波浪飐晴天》。据《十国春秋》载："希济工词赋，当时与李珣辈俱以才藻擅名。"其笔下"洞庭波浪飐晴天，君山一点凝烟"之句，令在场文士皆叹"此真水晶宫里人也"。

是年秋试，牛希济应王衍诏命作《文章论》。宋人《太平广记》引《鉴诫录》称其文"斥浮华而崇理致"，文中直言："今国朝文士之作，有诗赋策论之别，而赋者古诗之流也。"翰林学士毛文锡读罢击节，谓同僚："牛君此论，当为词场圭臬。"此事载于《全唐文》卷八百五十六，后世学者考据此篇实成于前蜀乾德年间（919-924），而920年前后正是其文名最炽之时。

其赋作之妙，《唐才子传》有生动记载："尝撰《寒梧栖凤赋》献蜀主，末云'一旦不鸣，燕雀相贺'，衍览之怃然。"同时代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特别提及："牛希济文章雍容，有承平之风。《中兴殿赋》一篇，虽不及庾信《哀江南》，亦近代之佳制也。"此赋现存残卷于《文苑英华》卷五十九，开篇"龙盘虎踞兮开金铺，碧磷丹楹兮对玉除"犹见盛唐气象。

《花间集》收录其词十四阕，赵崇祚在序中特别标举："牛给事词，芊绵温丽极矣，描写闺情而乐而不淫。"同时代文人韦縠编《才调集》，录其《生查子·春山烟欲收》全篇，并注云："希济下笔，如月照湘江，分明见底。"陆游在《跋花间集》中亦赞叹："历五代之乱，而希济词章犹存承平气象，所谓君子之泽也。"

是年重阳宴上，牛希济即席作《瑞鹧鸪·宝髻瑶簪》，王衍命乐工谱入教坊新曲。《蜀梼杌》记载此事时特别强调："希济应制敏捷，虽李太白《清平调》不能过也。"其从兄牛峤时任给事中，尝对人言："吾家千里驹，不在官阶在文翰。"此言被宋人计有功录入《唐诗纪事》，并附注云："峤自谓不如希济之工赋。"

牛希济可能在前蜀或后唐任职，具体官职不详。

暮春的成都府衙，檐角铜铃在风中轻颤，牛希济捧着案牍穿过回廊时，忽然驻足望见阶前零落的杜鹃。《十国春秋》卷四十四载其"美风度，工文辞"，此刻青衫袖口却沾着墨渍——这位前蜀御史台主簿正为亡国后的仕途辗转困顿。930年的春风里，他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五代士人典型命运的交汇点上。

据《太平广记》引《玉溪编事》，王衍降后唐时，"蜀官多赴洛阳"，牛希济亦在其列。龙德三年（923年）庄宗灭梁，至天成五年（930）间，中原王朝对西蜀文人的安置始终矛盾重重。《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提到"蜀中文士，量才叙用"的诏令，但同书《卢程传》又载"新附者多不得调"。这种政策摇摆使得牛希济的官职成为历史迷雾中的悬案——北宋《文苑英华》收录其《文章论》时仅标注"后唐学士"，而南宋《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其"终汉州从事"。

在敦煌残卷P.2945中，发现后唐长兴元年（930）某月"敕前蜀校书郎牛某充集贤殿直学士"的残文，与《全唐文》所收牛希济《贡士论》"今上嗣统，首擢词臣"的记载暗合。五代职官志研究者李正宇曾考证，明宗朝集贤院确有"权置直学士"的临时建制，这或许解释了为何陆游《南唐书》与马令《南唐书》对其仕宦记载迥异——动荡时局中，流寓文人的官职本就存在"实职"与"虚衔"的双重性。

成都昭觉寺出土的《广政石经》题记里，有"前朝学士牛公尝预校雠"的模糊记载，年份恰在930年前后。这方被王国维考订为后蜀明德元年（934）的刻石，暗示着牛希济可能经历过"洛阳-成都"的二次迁徙。正如其《临江仙》词"洞庭波浪飐晴天"所喻，这位词人的行踪始终随着五代政权更迭的波涛起伏，而930年正是其宦海浮沉中最为晦暗不明的时刻。

牛希济的作品流传于后世，但生平事迹记载较少。

暮春的成都府，芙蓉城外细雨如丝。940年的西蜀文坛，牛希济的《文章论》正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士人间悄然流传。这位前蜀旧臣虽已年近六旬，其文字却如锦江春水般浸润着后蜀广政年间的文脉。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记载："希济仕蜀为御史中丞，国亡入洛，拜雍州节度副使"，而此刻的他正经历着人生最微妙的转折——其文学创作臻于化境，却因身处政权更迭之际，生平事迹竟如蜀笺上的墨迹般渐渐淡去。

在孟昶新修的崇文院里，牛希济的《临江仙》七阕被宫廷乐工谱入燕乐。陆游《南唐书》曾提及"蜀人牛希济词章清丽"，其中"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之句，连南唐冯延巳都"每诵之击节"。此时的西蜀词坛，欧阳炯正编撰《花间集》，却因牛希济曾事伪朝而刻意回避其作，致使十八首《临江仙》仅存七首，此事在汤显祖评本《花间集》眉批中仍有"深为希济扼腕"之叹。

翰林学士徐光溥某日造访浣花溪畔的草堂，见牛希济正在批注《文心雕龙》。宋初《文苑英华》收录其《文章论》时保留着当时墨迹："谐谑之语，虽取悦于当时，而贻笑于后代"，这番针砭时弊的议论，实暗指同光年间孙光宪等"以谑浪为风雅"的习气。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特别指出："牛希济持论，犹存大历贞元遗响"，这种不合时宜的坚守，恰使其作品在乱世中如岷山雪水般澄澈。

是年秋，后蜀秘阁开始编纂《广政文集》，监修李昊亲自收录牛希济表章十篇。北宋乐史《广卓异记》载其《本论》"典重宏深，有班掾之风"，而《十国春秋》则记孟昶"每叹希济奏议如药石"。然这些经世之作，终不及其艳词流传之广——元好问在《遗山乐府》中仍模仿其"洞庭波浪飐晴天"的句法，却无人知晓这位词人晚年隐居青城时，曾将毕生文稿埋于丈人峰下的石室中。

940年冬夜的巴山钟声里，牛希济为弟子李珣《琼瑶集》作序，落款仅题"玄晏先生"。这份手稿现存于台北故宫，卷末钤有南宋内府"貂蝉衮绣"收藏印，而序文内容却被《全唐文》删去大半。清人吴任臣在编纂《十国春秋》时，面对牛希济生平仅三百余字的记载，不禁在笔记中写道："希济文章如星凤，而行事湮没，岂非时为之耶？"此刻窗外飘落的蜀纸残片上，"谢家池馆"四字墨痕犹新，却再无人知晓它曾属于哪首绝妙好词。

牛希济逝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如血般浸染着蜀地的层峦，时值广政十三年（950年）深秋，前蜀词臣牛希济的生命烛火在史料夹缝中悄然熄灭。陆游《南唐书·卷九》仅以"牛希济，后主时仕至御史中丞，国亡入洛"十四字勾勒其仕宦浮沉，而《十国春秋·卷四十四》更添一笔"卒年无考"的遗憾，令这位"花间派"名家的终章湮没于五代纷乱的战鼓声中。

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八》引《野人闲话》载，牛希济晚年曾于洛中"杜门却扫，唯以词赋自娱"，其《临江仙》七阕中"洞庭波浪飐晴天"之句，被明代杨慎《词品》赞为"五代词中罕有之宏阔气象"。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理源》二卷时特别注明"广政末尚存世"，这成为推断其卒年的关键线索——彼时后蜀孟昶年号"广政"终结于965年，而史料断层处恰在950年后再无其活动记载。

《全唐文·卷八百五十六》收录牛希济《文章论》残篇，文末"乱世文章如飘蓬"的慨叹，或可视为其生命终曲的注脚。清代吴任臣在《十国春秋》考异中提出"希济当卒于广政末季"，这一论断与现存《花间集》（成书于940年）已将其词作归入"前辈"之列的现象暗合。近代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通过比对李珣、欧阳炯等花间词人的生卒脉络，进一步将卒年范围缩至950年前后。

残破的敦煌写卷S.1441号背面，意外保存着牛希济《生查子》未收入《花间集》的佚句："终日劈桃穰，人在心儿里"，这抹香艳词笔的最终沉寂，恰似五代徐铉《骑省集》卷十八所记"蜀中文士凋零于广政中"的集体命运。宋初《文苑英华》编纂时已称"牛公文章多散佚"，这缕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词魂，只在《唐五代词》辑佚本里留下四十二首残章，如同其卒年般永远凝固成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