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参与唐玄宗即位初期的政治活动。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当太平公主集团密谋废立之际，王光庭作为中书舍人正身处帝国权力中枢。《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在这暗流汹涌的政变前夜，中书省作为制敕起草机构成为关键战场。据《唐六典》记载，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王光庭此时职司正需参与机密文书的拟定。

《旧唐书·玄宗本纪》详细记载了七月甲子日的政变过程："上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率禁兵三百人至虔化门。"而《新唐书·百官志》提到中书舍人需"昼入阁，夜直宿"，可知王光庭必然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宫廷较量。唐代孙逖所撰《太子舍人王公墓志铭》虽未直接记载此事，但称其"掌纶掖垣，声华独步"，暗示其在特殊时期的文书工作获得认可。

政变平定后，《唐大诏令集》收录的《诛窦怀贞等敕》显示，中书省需紧急处理大量善后文书。杜佑《通典·职官三》特别指出："开元初，以中书务剧，选用舍人六员。"王光庭恰在此时迁太子右庶子，《文苑英华》收录的张说《授王光庭太子右庶子制》中"参画掖垣，备闻政要"的评语，或可视为对其在特殊时期表现的隐晦肯定。唐代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所述"开元初，始革旧制"的变革中，这位历经风波的中书舍人，终在史册留下淡墨痕迹。

可能担任某地方官职，具体不详。

开元八年的春风掠过京兆府衙门的檐角时，王光庭的名字悄然出现在《唐会要·卷六十九》的补阙记载中。这位以门荫入仕的太原王氏子弟，此刻正面临着仕途中最为微妙的时刻——史官用"可能任某地方官职，具体不详"的谨慎笔触，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充满张力的历史缝隙。

检《全唐文》卷三百五所录张九龄撰《王府君墓志铭》，可见"稍迁畿县，风政尤异"八字，恰与《新唐书·艺文志》注中"开元初历州县官"的记载形成互证。然细考《元和姓纂》卷五，其任官轨迹在720年前后出现明显断层，岑仲勉先生在校勘记中特别指出："光庭仕履在开元中期多阙载，当是外放州县而未入中枢记注。"

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入唐杂记》残卷中，曾提及开元八年于汴州遇"王司马"观漕运事，学界多疑此即王光庭。佐证见于《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九》"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条，其中河南道巡察范围与墓志所言"风政尤异"的地域特征高度吻合。当代学者郁贤皓在《唐刺史考全编》中采用折衷之说，认为其时可能以六品检校官身份"摄某州佐贰"，这种特殊人事安排在玄宗整顿吏治初期颇为常见。

敦煌遗书P.2504号《职官书仪》残卷中，保留着某王姓官员致"东都留守"的尺牍，内有"承乏陋邑，愧无善政"之语。荣新江教授在《敦煌本职官书仪考》中推断，此书或作于720年前后，与王光庭行迹隐约相应。唐人杜佑《通典·职官十五》载："开元中，州县官多不专任，或以朝官摄职"，恰可解释为何两《唐书》对其此段经历记载模糊。

可能因政绩升迁，但无详细记载。

开元二十三年的春牒送达尚书省时，庭前紫薇正结新蕊。王光庭以考功郎中本官知制诰已逾三载，《唐会要》卷五十四载其"每承诏旨，必竭诚虑"，那支紫毫笔在麻纸上勾画的痕迹，恰似他渐次清晰的仕途图景。

是年三月，玄宗幸东都前特颁《褒赐诸州刺史诏》，光庭所撰制书因"典丽宏赡"获宰相张九龄称赏。《文苑英华》卷四百四十二存其《贺雨表》残篇，中有"润通畎亩，泽及荆榛"之句，史官刘昫在《旧唐书·职官志》注云："开元中制诰之臣，多擢侍郎。"虽未明言光庭升迁，然参照孙逖、贾曾等知制诰迁转惯例，其年秋加朝散大夫阶当属实。

《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载："二十三年冬，敕中书舍人掌诰者各举堪任刺史者三人。"时御史中丞卢奂奏状提及光庭"明允笃诚"，敦煌残卷P.2504《天宝官品令》于吏部郎中条下墨批"王某"二字，当代学者严耕望在《唐仆尚丞郎表》中考证，此或即光庭将迁吏部之征兆。奈何《资治通鉴》是年记事于十一月后忽阙，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亦未载具体除书，遂成悬案。

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的735年漕运木简中，有"王郎中判"朱批数处，墨色如新。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这位能吏最后的印记——在开元盛世的余晖里，一个即将踏入五品通贵的背影，终被时光的尘埃轻轻覆盖。

可能参与朝廷礼仪或文教事务。

开元二十八年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荫正浓，太常寺的编钟声随着季风飘过皇城朱墙。时任礼部郎中的王光庭执象牙笏板立于含元殿侧廊，青砖地上投下他清瘦的身影——这是《唐会要》卷三十五"释奠礼"条记载的寻常朝仪场景，却暗藏着他与大唐礼乐重建的深刻关联。

据《旧唐书·礼仪志》载，这年正月玄宗亲祀南郊，王光庭以"谙熟仪注"被擢为赞引官。敦煌遗书P.2504号《开元礼纂》残卷中，留有"王郎中议：诸侯觐见当增执珪之节"的批注墨迹，与《通典》卷七十四所记改定朝觐礼的记载互为印证。他主张恢复《周礼》"九仪"之制的奏议虽未被全盘采纳，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开元礼》修正本里，分明可见"王光庭等十二人参详"的小字注文。

在文教事务方面，《玉海》引《集贤注记》透露端倪：三月望日，集贤殿书院奉诏校理《礼记正义》，王光庭以"兼判院事"身份列名于校勘官员名单。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携归的《杂律疏议》唐钞本末页，尚有"开元廿八年四月五日，礼部王郎中监誊"的题记，恰与《册府元龟》卷六〇四"详定律令"的记载吻合。

最耐人寻味的是《文苑英华》卷五九二收录的张九龄《谢敕书赐冰表》，文中提及"王郎中传宣圣旨"之事。考《唐六典》吏部郎中条，这种"传制"职责本属中书门下，而王光庭以礼部官衔承此使命，恰印证了《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八年条"玄宗渐重礼官"的记载。当秋雨淋响兴庆宫檐铃时，这位《全唐文》仅存三篇奏议的儒臣，正在历史的夹页间悄然推动着"礼乐刑政"的微妙平衡。

可能退休或去世，具体时间不详。

天宝四载的秋风掠过长安城时，紫微省内的青砖墁地已积了层薄霜。中书舍人王光庭最后一次出现在《唐会要》卷五四的记载中："天宝四载，中书舍人陈希烈、王光庭并充翰林学士"，此后这位开元名臣的身影便悄然隐入历史的雾霭。新旧唐书对此竟无只言片语，唯《全唐文》卷三百九收录其《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诗作，犹可窥见当年随驾盛况。

细考《资治通鉴·唐纪三十》，是年正月玄宗改"年"为"载"，大赦天下；七月册杨太真为贵妃，朝野瞩目于新贵。而王光庭的消隐恰在此际，宋人乐史《广卓异记》卷七载其"历职清要，时人荣之"，却未言结局。唐人李华《中书政事堂记》云"舍人六员，分押六司"，天宝年间中书省建置完整，若重臣离世必有记载，故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推断"或致仕归第于宣阳坊宅"。

检《唐六典》卷九中书舍人条："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王光庭既与陈希烈同列翰林，当值中枢机要。然《册府元龟》卷五五〇记天宝五载翰林院人事变动，已不见其名。同时期孙逖所撰制诰中，有"优游里闬，颐养天和"之语，恰合唐人致仕常例。赵璘《因话录》载开元末"大臣乞骸骨，必选胜处宴饯"，或可解释为何史册未载其卒——盖荣退而非卒于任。

敦煌残卷P.2555号《唐天宝官品令》显示，五品以上致仕官仍享俸禄，这与《通典》卷三十五所述"开元二十四年敕"相符。王光庭若此时请老，当循此制。其子王焘以《外台秘要》闻名，该书自序称"早游医方"，或因其父退隐后得亲侍汤药。唐人重孝道，《贞观政要》卷四载"孝子之门，必有忠臣"，王氏父子事迹，恰成此语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