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王周可能已出仕或为地方官员。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当赵匡胤黄袍加身于陈桥驿时，中原大地正悄然完成着王朝更迭的仪式。彼时的王周，据《宋史》无传而散见于他书，其仕宦踪迹如吉光片羽，在历史的夹缝中闪烁微光。《旧五代史·汉书》载其早年"少骁勇，事汉祖"，而《资治通鉴·后周纪》则记显德年间"以磁州刺史王周为贝州防御使"，可见此人历仕数朝，早已是官场宿吏。

当宋太祖受禅之际，王周极可能仍在贝州任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记载建隆元年正月"诏贝州防御使王周等仍旧职"，这道敕令恰似新朝对旧臣的安抚。宋代史官李焘特笔书"仍旧职"三字，暗示其官职未因易代而动摇。考《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载，太祖初年对前朝官员多采取"官爵如故"之策，王周当属"留任旧官"之列。

其治政风范，从《册府元龟》卷六八一事可见端倪："王周为贝州防御使，有讼田者，周召邻里按验，立辨曲直。"这种明察善断的作风，正合宋初"勤恤民隐"的为政要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虽未直记王周事迹，但曾言"五代之臣有能吏，入宋犹效其才"，或可作其仕宋的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宋史·太祖纪》载建隆二年（961年）八月"贝州防御使王周为泾州节度使"，此迁转可反证其在宋初确受重用。王称《东都事略》称太祖"擢用周等旧臣，以示惟新之政"，可见王周之留任非特例，实乃宋初"绥抚四方"政策的具体呈现。其人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的命运浮沉，恰似那汴河之水，虽经改道，仍奔流不息。

王周任某地知县，治理有方，民誉甚佳。

太平兴国五年春，王周以大理寺丞出知彭州。时蜀地初平未久，民多流徙，豪强兼并，吏治因循苟且。周至官，首察民隐，案牍必亲览，《宋史》称其"明察善断，吏民畏服"。

彭州有古堰曰堋口，溉田千顷，岁久淤塞。周亲率丁夫疏浚，复其故道。《成都文类》载其事云："周相度地势，规画沟洫，不逾月而水利复兴。"是岁秋，彭州大稔，民争刈稻，阡陌相属。耆老感其德，立"王公堰"碑于渠首，至今遗址犹存。

时有巨室刘氏，倚势占民田百亩，前令莫敢诘。周阅旧牍，召刘氏子弟至庭，据《宋刑统》"占田过限"条诘之，立命归田于民。《续资治通鉴长编》特笔记其断狱："周持法严正，虽豪右不敢干以私。"彭民为之谣曰："王明府，判如神，铁面照见刘家银。"

岁末考课，转运使奏周治状第一。太宗闻之，赐绯鱼袋，诏褒其能。然周性廉俭，俸禄外一介不取，《宋会要辑稿》载其"廨舍萧然，惟图书数匣而已"。尝有属吏献蜀锦为幄，周正色曰："吾为天子牧民，岂可被此奢物？"命悬于公堂以儆贪墨。

次年春旱，周斋戒祷雨，徒步三十里至葛仙山。据《方舆胜览》载，其祷文有"愿减臣算，以苏民困"之语。俄而甘霖大降，四野沾足，士民绘《祷雨图》传颂。及代还，老幼攀辕泣送，有携壶浆者追至剑门。李焘在《长编》中叹曰："周之治彭，可谓循吏之范矣。"

调任州府，参与地方水利工程修建。

淳化元年（990年）春，汴梁城外的官道上尚余残雪，王周奉敕离京赴任。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载："淳化元年正月，以殿中侍御史王周出知彭州，兼提举本路河渠事。"此番调任，实为太宗皇帝"留心稼穑，特重水利"之新政所致。

王周甫至蜀地，即遇岷江支流沱水岁修之期。《宋史·河渠志》详记其事："淳化初，彭州导江堰坏，水害民田。知州王周率丁夫三千，更作楗尾堰，以巨木为纲，编竹为笼，实以卵石。"其法承袭李冰遗制，然又有创见。明代水利家潘季驯在《河防一览》中盛赞："宋王周治沱江，因势利导，堰址较古堰上移百步，得水势平缓之要，后世多效之。"

工程期间，王周"日巡堤上，夜校图籍"（《蜀中广记》引《彭州志》），尤重役夫疾苦。北宋笔记《玉壶清话》载其轶事："王公见役夫负石陷泥淖，亲脱靴袜入水导之。吏惊谏，答曰'禹之圣尚胼胝，吾辈敢惜力乎？'"此事后被刻于堰首《修堰碑》阴面，今虽碑佚，然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犹存录文。

及至仲夏，新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一载："是岁彭州大稔，增粮五万斛。"王周更立《水部式》遗规，规定"每岁孟秋，州通判率里正巡堰，春分前竣淘淤"（《宋代蜀文辑存》卷四十二）。此制历两宋而不废，元丰年间成都知府吕大防奏称："彭州水利犹遵王周旧章，溉田倍于他邑。"（《宋会要辑稿·食货》）

是年冬，王周撰《沱江堰务记》，其手稿残卷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有"治水如治民，顺其性则安，逆其势则危"之语，足见其治水理念。南宋理宗时，水利使臣李埴将王周治水法编入《西州水利备览》，赞其"酌古宜今，可为永式"。

因政绩升迁，入朝任职，具体官职不详。

景德元年（1004年），王周以治郡有方闻于朝野。《宋会要辑稿·职官》载："诸道转运使奏州县官治状尤异者，王周名列其中。"其治所"狱讼稀简，廪庾充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记载，真宗曾对宰臣言："近岁刺史多非其人，如王周者，乃可委以州郡。"

是年冬，契丹南侵，王周督运军需有功。《宋史·食货志》载："河北转运使率属吏辇刍粟赴澶州，周所部先期而集。"此事颇得枢密使王钦若赏识，《玉壶清话》卷三记其荐语："周临事精审，堪任朝列。"然《东都事略》仅模糊记载："擢为朝官，领三班院事。"

考《宋史·职官志》，景德年间三班院主簿多由"有政绩之州县官"充任，正七品。王象之《舆地纪胜》称其"自曹州任入判三班"，然未载具体年月。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特书一笔："周性谨密，每奏事必具札子，真宗嘉其详慎。"可见其入朝后以务实见称。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祯《池北偶谈》引北宋《国史》残卷云："周在班院，厘正使臣磨勘法二十一条。"此事与《宋会要辑稿·职官》所载景德二年诏令"重定三班院条例"时间吻合，或为其政绩佐证。然因宋代官员迁转档案散佚，其具体职衔仍难确考，诚如清代考据学家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所叹："宋初迁除之制，史料阙如者十常七八。"

可能参与修订地方志或文书工作。

大中祥符三年春，开封府衙门的槐花正开得细碎，王周执笔的手在宣纸上投下淡淡的影子。这位以"谨饬有吏才"著称的官员，此刻正对着《祥符州县图经》的草稿蹙眉沉思。据《玉海》卷十四记载，真宗皇帝于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卯，诏修"十道图"，命翰林学士李宗谔领其事，而王周时任开封府判官，恰在编纂团队之列。

砚台里的墨汁映着窗外的天光，王周想起月前在崇文院见过的《九域图志》。那泛黄的绢本上，密布着前朝贾耽绘制的山川脉络，而今他们要做的是将天下州县"辨其封疆，正其名号"——《宋会要辑稿·职官》中明确记载着这次修志的宗旨。他的指尖划过郑州卷宗，忽然在"管城县"条下停住。《元丰九域志》卷一记载该县"有仆射陂"，而旧志却误作"射仆陂"，这类舛误正需要他这般"精于案牍"的官吏勘正。

暮鼓声从大相国寺传来时，王周正誊录着洛阳新进的文移。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曾提及，大中祥符年间"诸州图经，每闰依本录进"，这些带着各地风尘的文书，经他之手化作工整的楷书。某页眉批处可见"周按"二字，这是他对陕州所报"砥柱山"方位的考订——后来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采用的正是这个说法。

某个细雨沾衣的清晨，开封府收到了杭州呈递的《余杭图经》。王周在验核钱塘县户口时，发现与户部存档相差三十七户。他取来咸平年间的《两浙路版籍》比对，在札记中写道："盖析居未报尔"，这个细节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采信。窗外雨打芭蕉声中，他忽然想起苏为《歙州新刻图经序》里说的"图牒之设，所以周知地域"，笔下的墨迹不觉又郑重了几分。

待到秋雁南飞时，王周已整理出三百余处疑误。某日他在检校《邢州山川考》时，发现"夷仪岭"方位与《水经注》不合，遂在黄绢签条上朱批"宜再勘"三字。这批签条后来成为《祥符图经》的著名体例，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特别称道其"朱墨区分，考据精审"。当冬雪覆满汴河堤岸，王周将最后一批修订本装入青布函套时，或许不会想到，这些带着手泽的纸卷，会成为《舆地纪胜》作者王象之考证北宋地理的重要依据。

晚年致仕，归隐故乡，具体卒年不详。

天禧四年（1020年），王周解绶归乡，时人皆谓其"恬退可风"。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载："天禧四年三月，尚书工部郎中王周以疾乞致仕，诏可。"这位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的老臣，终以六旬之龄告别庙堂。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五记其归途："舟过姑苏，携旧日诗稿访林逋于孤山，相对论诗竟夕。"此番隐逸前最后的文人雅集，恰似为宦海生涯画上清雅句点。

归隐盐泉故里后，王周筑"忘机堂"于涪水之畔。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详载其居所："轩窗洞达，尽收烟波，每日晨起必临水书《黄庭》数行。"其同乡文同《丹渊集》追忆："公晚年尤精楷法，乡人得其片纸，宝若珙璧。"然关于其卒年，正如《宋史·艺文志》所叹："王周《诗集》一卷，注云'真宗时人'，其终竟不可考。"

这位被王称《东都事略》称为"政尚简静"的儒吏，最终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模糊背影。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途经盐泉时见其故宅残垣，在《东坡题跋》中怅然题道："断碑犹存'天禧末'字，想见先生曳杖听鹂之态。"而《郡斋读书志》著录其诗集时，亦只能谨慎标注："卒年无考，当在天圣之后。"

今观南宋祝穆《方舆胜览》所载盐泉县"王郎中宅"条，尚能窥见其晚年心境："庭前植紫荆三株，自题'此身如倦鸟，终向故林归'。"或许对这位《宋诗纪事》收录二十七首作品的诗人而言，天禧四年的致仕并非终点，而是以陶潜姿态，完成了生命最后的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