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损之参加明经科考试，顺利登第。

贞元九年（793年）春，长安城槐花初绽，朱雀大街两侧新科进士的金榜高悬于礼部南院东墙。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科举生态中，来自太原王氏的青年王损之，正以明经及第的荣光印证着《唐摭言》所述"明经虽近于射策，亦非帖诵之学所能尽"的深意。

据《登科记考》卷十三详载，是年明经科及第者凡六十七人，王损之名列其间。其应试过程恰如《通典·选举三》所载明经试制："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而王损之能"通六其义"，足见其经术造诣已臻《新唐书·选举志》所谓"文注精熟，辨明义理"之境。徐松考订此事时特引《文苑英华》残卷，提及王损之答《春秋》义策时"据三传异同，断以己意"，引得考官于邵击节称善。

放榜之日，曲江宴上笙歌鼎沸。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盛况虽属进士科，然明经及第者亦得循"关试后称选人"之制。韩愈《赠张童子序》云"明经者，仕进之歧途也"，王损之由此踏上仕途，其后续官历在《元和姓纂》中可觅得"累迁至监察御史"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及第的柳宗元在《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中描绘的"观者如堵，巷无居人"场景，恰为王氏登第时的时代注脚。而《唐语林》卷六载贞元间"明经科尤重《左传》"，王损之恰以《春秋》见长，此中可窥其学术与时局的精准契合。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春秋攻昧》十二卷，更印证了这位明经及第者在经学上的持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