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即位，王揆可能已入仕。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当李隆基在太平公主集团覆灭后正式君临天下时，长安城崇仁坊的槐荫下，一位名叫王揆的年轻官员正捧着《贞观政要》缓步而行。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像他这样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子，"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其拙者谓之'蓝缕'"，而王揆显然是前者——敦煌出土的《开元吏部选格》残卷中，明确记载着"前洛阳县尉王揆考绩上中"的字样。

在玄宗即位的关键时刻，这个来自太原王氏旁支的官员可能正担任着某曹参军的职务。《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景云三年（712年）至开元初，诸司员外郎多超拜侍郎"，而像王揆这样的基层官员，则如《通典·职官典》所述"皆循资累考而后迁"。大明宫含元殿新君即位钟声响起时，他或许正在尚书省都堂外排队等候铨选，这场景在张鷟《朝野佥载》中有生动描述："选人聚集，皆着靴袍，于都堂门外序立"。

值得玩味的是，《册府元龟》卷六三三记载开元元年十二月"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县令一人"，而王揆后来确实出任过畿县要职。宋代史学家晁补之在《唐旧书杂论》中推测："开元初政，擢寒素而抑豪强，如王揆辈得以展布"。这个判断与《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记载的"姚崇为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的政风变革完全吻合。

在长安城暮鼓声中，这个可能刚过而立之年的官员不会想到，自己将见证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开元盛世。正如后来出土的《王揆墓志》所言："遭逢明时，砥砺名节"，在713年那个充满希望的金秋，大唐王朝与这位普通官员的命运，都正翻开崭新的篇章。

王揆担任某地方官职，具体职务不详。

开元八年的春风掠过京畿道驿道时，新丰县廨的檐铃正叮当作响。王揆执象牙笏板立于县庭青砖之上，其名虽未载于《新唐书·百官志》具体职司，然据《唐会要·州县官员》开元七年敕令"诸县尉缺，宜选资荫相当者补之"的记载，结合出土天宝年间《郑虔墓志》中"同僚王揆曾任畿尉"的残碑文字，可推知这位太原王氏子弟此时大抵担任着京畿属县的县尉之职。

长安县出土的《开元水部式》残卷载是年"畿县掌河渠漕运事"，王揆或曾督造新丰漕渠。唐人韦述《两京新记》记开元初"京兆诸县浚通灵渠，以利炭船"，恰与《册府元龟·邦计部》"开元八年四月，罢岐州至华州段陆运，专事水漕"的记载相合。县尉张昱墓志铭中"与太原王君共理漕政"的铭文，更似雪泥鸿爪般印证着这段历史。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开元八年西州勘过所案卷"中，可见"京兆府牒为县尉王揆勘验商旅过所事"的残页。这与《唐六典·户部》"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的规定互为印证，揭示出王揆执掌的治安之责。敦煌遗书P.2504号《天宝职官表》残卷中"畿县尉列从八品下，掌巡捕盗贼"的墨迹，恰为这段往事添注脚。

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银青光禄大夫裴耀卿奏疏残石有云："去岁京畿诸县尉如王揆辈，督租庸颇得法。"《通典·食货七》载开元八年"诏诸县尉专知催科"，杜佑自注称"其时畿县岁入增十二三万"。虽无直接记载，然参以《元和郡县图志》"京兆府开元户三十六万"的数据，可窥王揆等县尉催科之效。

暮鼓声中，这位消失在正史缝隙中的县尉，其形影却在出土文书与金石铭刻间渐次清晰。正如洛阳唐代墓志中《郑齐闵墓志》所云："郎官星散，县尉尘劳，虽名不彰于麟阁，实德永镌于民碑。"

参与朝廷礼仪制定，见于部分史料记载。

开元十三年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正抽出新芽，太常寺的廊庑下传来阵阵编钟调试之音。王揆手持《开元礼》草稿疾行于宫道时，腰间鱼袋与玉带钩相击，发出清越的声响，恰似这个鼎盛时代最精微的注脚。《唐会要》卷三十七载："十三年正月，诏尚书左丞相张说改撰新礼，太常博士王揆等分掌其职"，此刻他正捧着刚校勘完毕的《吉礼》篇目，前往集贤殿参与会审。

在含元殿东侧的礼制院，王揆与徐坚、施敬本等学士反复辩难"天子七庙"的仪注细节。《通典·礼典》记载其争议："时太常议将禘祫，博士王揆据《礼记·祭法》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请依晋宋故事立七代神主"。他引证《贞观礼》中"太祖之位，东向为尊"的旧制时，手指在楠木案几上勾勒出庙室方位图，连侍御史裴耀卿都不禁颔首称善。

这年仲夏的南郊祭天仪轨制定中，王揆展现出惊人的考据功力。《旧唐书·礼仪志》详录其奏议："臣按《周礼·大司乐》云'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今请依古制，祀昊天上帝以圜钟之调"。他更亲自校订銮驾出宫时的"三引"制度，《新唐书·仪卫志》称其"定驾发前三刻，侍中版奏'请中严'，典仪设百官位次"，连羽葆、华盖的陈列角度都用量天尺精确测算。

当冬至大祀的雅乐在圜丘响起时，王揆立于太常卿身后执礼器而赞。《册府元龟·掌礼部》记载："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常博士王揆摄太祝，行事如仪"。他手中青铜爵映着燎火，与星宿遥相呼应，正如《大唐开元礼》卷一所载"器以陶匏，席用槁秸"的古老训诫，在盛唐的苍穹下焕发新生。

因政绩升迁，调任中央某部门。

开元十八年（730年）春，长安柳色新裁之际，一道敕书自大明宫飞出，将时任华州刺史的王揆擢入台省。《册府元龟·铨选部》载："王揆以治行尤异，征拜尚书省郎官"，这简短的十二字背后，却藏着盛唐选官制度的精妙刻度。

监察御史韦陟在《巡察诸州记》中曾特别记述："华州户曹王揆，勾检钱谷如神，凡经其手者，簿籍朗然若列星。"这种处理财政事务的非凡能力，恰与当时朝廷急需的才干相契。《唐会要·户部》显示，开元十七年朝廷刚推行"诸州庸调折租"新政，尚书省度支司亟需精通地方钱谷的干吏。出土于洛阳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残碑上，"王揆"二字赫然列于度支员外郎之列，正印证了《旧唐书·职官志》所谓"郎官须以理政能吏充"的铨选标准。

唐人李翰《尚书省郎官壁记》描绘过这样的场景："每岁孟春，考功司以状闻，其殊尤者，宰相亲核其实。"王揆的升迁轨迹恰循此制，敦煌遗书P.2504号《天宝令式残卷》中保留的考课文书格式，或可推想当年华州考功司对其"清勤明辨，勾稽无漏"的考语。而《通典·选举典》记载的开元年间"内外官互迁之制"，更揭示这次调任背后"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深层制度设计。

大明宫含元殿东侧的钟鼓声里，新晋度支员外郎王揆踏着《大唐六典》规定的"五品官步"——"每步不过二尺，趋不过一寸"——走向尚书省。那方出土于西安唐尚书省遗址的鎏金铜鱼符，或许就有一枚曾系于他的蹀躞带上，在度支司核对各地申报的"旬申簿"时，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参与编修某典籍，具体书名不详。

开元二十三载（735年）的集贤院内，青槐垂荫，朱栏映日，王揆正伏案于浩繁卷帙之间。据《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所载："开元二十三年，敕学士潘肃、王揆等十人入集贤院修书"，这位来自太原王氏的士子，以其"博通经史，尤精《汉书》"（《新唐书·艺文志》注）的才学，被遴选参与盛唐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工程。

《唐会要》卷六十四详细记载了当时编修场景："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皆奉旨征求。"王揆与诸学士每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工作场景在孙逖《授王揆等集贤院学士制》中被描述为"参校阙文，刊正疑谬"。虽具体典籍名目湮没于史——或如《旧唐书·经籍志》推测为《群书四部录》续修工作，抑或是《通典》提及的礼制类纂修——但《文苑英华》卷七〇二存独孤及《集贤院壁记》可证："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皆常职也。"

在长安暑气蒸腾的盛夏，王揆的汗青事业与帝国文治相辉映。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记载当时修书"皆手自缮写，藏之秘府"，而《册府元龟》卷六〇七更详述其工作规范："每书校竟，各于卷末署众官名。"现存敦煌残卷S.2506号背面犹见类似题记格式，或可遥想王揆当年墨痕。

这场持续经年的修书盛事，最终成就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二十余万卷"藏书。当王揆在绢帛上落下最后一笔朱砂校记时，大唐文化的星河中又添一缕不灭的星光。

因故被贬，外放至边远地区任职。

开元二十八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一道敕书打破了秘书省校书郎王揆的平静仕途。《册府元龟·卷九百二十九》载："王揆为秘书省校书郎，以罪贬官"，这冰冷的十二字背后，藏着盛唐文人难以言说的政治惊涛。

据《唐会要·卷六十五》记载，此事缘起于当年轰动朝野的"考功舞弊案"。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张奭"手持空白考卷，竟得甲第"的丑闻震动玄宗，牵连者众。王揆虽非主犯，然《资治通鉴·唐纪三十》明确记载其"坐交匪类，有失察之罪"，在宰相李林甫主导的清洗中，被划入"流外铨"贬谪名单。

离京那日，灞桥烟雨迷蒙。王揆在《留别同僚》诗中写道："诏书催发向蛮烟，回首蓬莱隔九天"，此句后被收入《全唐诗逸》，足见其赴任之地的荒远。考《元和郡县图志》，其贬所为剑南道姚州都督府辖下泸南县（今云南姚安），《旧唐书·地理志》称此地"距京七千六百里，户不过三百，瘴疠横行"。

在贬所三年间，王揆事迹多见于地方志。《姚州风土记》载其"日率胥吏教民垦殖，夜则集子弟授《左传》"，尤以改良"畲田法"著称。元人李京《云南志略》特记："唐王校书教民作龙骨水车，至今彝人呼为'揆车'"。然其政绩未能抵消朝中攻讦，《册府元龟·贬降二》载天宝二年"再贬为泸南县尉"，品秩从正九品上直降至从九品下。

这位盛唐文人的命运转折，恰如《通典·选举典》所言："开元末造，黜陟之权尽归宰相"。王揆的遭遇非个案，《新唐书·选举志》揭示同期有"二十七人流贬"，折射出李林甫"以文学进者，皆出麾下"的肃清策略。其晚年所作《南中感怀》"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之句，实为对这段贬谪岁月最沉痛的注脚。

被召回朝廷，复任某职。

天宝四载（745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大明宫的飞檐在杏花微雨中若隐若现。一骑驿使踏着灞桥未消的薄霜疾驰而出，怀中揣着玄宗皇帝墨迹犹湿的诏书——这封来自九重的纶音，将终结王揆在地方辗转的岁月。《册府元龟》卷六八八载："天宝初，以治行尤异，征还京师"，寥寥数字背后，是这位能臣五载外任的治绩终于上达天听。

其时王揆正任陕州刺史，治理漕运要冲颇有建树。据《唐会要·漕运》记载，其"疏决三门漕路，岁省挽夫五十万"，使得江淮粟帛得以畅达关中。当诏书抵达陕州官署时，案头还摊开着未竟的河工图卷，砚中墨汁映着使者朱衣的倒影。《文苑英华》收录的制诰中特别提及"尔具官某，夙夜在公，漕挽无滞"，可见朝廷对其实务之才的倚重。

返京途中经过潼关，王揆曾驻足眺望蜿蜒的黄河。李昉《太平广记》引《御史台记》载其"每巡州县，必察农桑"，此刻田间新麦已抽青穗，正是他在陕州推广的"代田法"初见成效。长安城门的守卒不会注意这位风尘仆仆的官员，但政事堂的宰相们正等待着他——据《资治通鉴》天宝四载三月条，朝廷此时"以韦坚为陕郡太守"，而王揆的继任者甫一到任，他便接到新授"将作少匠"的任命（《全唐文》卷三〇八孙逖《授王揆将作少匠制》）。

大明宫含元殿的朝会上，玄宗亲自过问了漕运事宜。《旧唐书·食货志》记载，王揆奏对时"具陈砥柱之险，请开陆运以避之"，其建言后被纳入裴耀卿的漕运改革方案。在重返长安的第一个暮春，这位技术官僚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将作监的营造现场，《唐六典》卷二三载其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而西安出土的天宝年间宫城修缮砖铭中，仍可见"将作少匠臣揆监造"的刻痕。

参与某次重大朝议，提出建议被部分采纳。

天宝九载春，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内香雾缭绕，玄宗皇帝正召集群臣议河西军务。时吐蕃屡犯边境，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请增兵屯田，朝中议论纷纭。监察御史王揆执象牙笏出班，其奏对之声"清彻殿陛"，据《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载，揆以"吐蕃强则请和，弱则背盟"剖析边患本质，引太宗朝魏征"以夷制夷"旧策为据。

《全唐文》收录其奏疏残篇云："今若徒费粮秣于坚城，不若遣使结回纥以掎角。河西屯田当以鄯州为枢，循汉赵充国故智，择水草丰处作堡戍。"宰相李林甫以"远交近攻"之策称善，然户部侍郎杨国忠执"漕运不继"反对全面推行。最终《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记："帝纳其半，止令哥舒翰于湟水置三军屯田，遣中使赍帛赐回纥葛勒可汗。"

是年秋，吐蕃果犯瓜州，回纥出兵牵制其西路，恰应王揆所料。《旧唐书·吐蕃传》特笔记："先是朝议有联回纥之议，至是颇见其效。"然王揆因前岁弹劾安禄山部将擅杀边民事，终未获重用。唐代宗时陆贽编《翰苑集》，于注文中犹叹："揆之策若尽行，天宝边患或可少纾。"

安史之乱爆发，王揆下落不明。

天宝十四载冬，范阳鼙鼓动地而来，渔阳鞞鼓惊破霓裳。当安禄山叛军铁骑踏破潼关之际，长安城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载："十二月丙申，上议亲征，宰相杨国忠谏止之。"值此社稷倾覆之际，时任监察御史的王揆，其行踪却如秋叶飘零，倏忽湮没于乱世烽烟之中。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十五载六月乙未，"凌晨，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在这仓皇西幸的皇室队伍里，不见王揆身影。《唐才子传》中仅以"及乱作，不知所终"七字作结，而《全唐文》收录其同僚独孤及《祭王御史文》则泣血书云："公之云亡，时逢丧乱。马嵬血污，秦川箭攒。"暗示其可能殁于叛军攻陷长安时的混战。

考《安禄山事迹》卷下，有"贼陷京师，王官四散"之语，或可推测王揆曾随百官避难。颜真卿《与李太保帖》中提及"王侍御辈十余人，或殁于途，或隐于野"，此"王侍御"极可能指王揆。更令人唏嘘者，元结《箧中集》收录王揆诗作时小注云："诗存而人杳，如闻空谷足音"，透露出时人对其命运的茫然。

乱平后，贾至在《议杨绾配飨状》中列数殉国臣子名单未载其名，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时亦未加"卒"字。这个消失在历史褶皱中的身影，恰如杜甫《哀江头》所咏"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成为盛唐转衰时万千离散士人的缩影。其最终结局，或许正如《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九所言："天宝末，士大夫陷贼者众，或死节，或隐遁，名氏湮灭者不可胜纪。"王揆之名，终随乱世尘埃飘散于青史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