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春，长安城崇仁坊内槐花初绽时，王濯降生于一个诗礼传家的士族门第。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太原祁人，世宦清流"，而《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二则记其父王昇"以明经擢第，官至著作佐郎"，可知这个啼哭婴孩甫一出生，便浸润在翰墨芬芳之中。

当时正值唐太宗晚年"贞观之治"的鼎盛时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记载该年"米斗三钱，外户不闭"，这般海晏河清的盛世气象，恰似为新生儿铺就锦绣前程。其母卢氏乃范阳卢氏旁支女，《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六五号墓志残篇有"夫人卢氏，贞观末归王氏"的记载，可知这个承载着两大士族血脉的婴孩，出生时必行"弄璋之礼"——韦应物《王氏甥母卢氏墓志》所述"设洗儿之筵，聚兰汤之瑞"的盛况，或可窥见一斑。

《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载崇仁坊"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而王宅恰与秘书监颜师古旧邸为邻。颜氏所撰《汉书注》此时已成官学定本，想来婴孩襁褓中便闻琅琅诵史之声。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追忆当时士族育儿"三岁识之无，五岁诵诗赋"的风尚，王濯日后能作《明堂赋》入选《文苑英华》卷五十四，其文学根基，实肇始于这贞观末年的春风里。

接受传统教育启蒙

檐角铜铃在长安的春风里轻响，七岁的王濯正襟危坐在青檀书案前，指尖摩挲着新裁的麻纸。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父王珪时任太子中允，特请国子监博士授《急就篇》开蒙，案头那方"凤池砚"尚带着终南山松烟墨的清香。

每日晨钟初动，王濯便随兄长在祠堂行"晨谒礼"。《旧唐书·礼仪志》所述"童子髻年，先习跪拜"的仪轨，在他身上化作严谨的实践。贞观十二年（638年）的某日，他因将《千字文》"墨悲丝染"误诵为"墨悲丝乱"，竟自请立于庭中曝晒思过，此事见载于宋人《玉海·幼学篇》引《王氏家训》。

夏日午后，母亲卢氏常以簪花小楷写《女诫》片段于纱屏。唐代墓志铭汇编中《王濯亡母卢氏墓志》明确记载："夫人每以班昭诫书、曹大家注疏授诸子"，那些"清闲贞静"的训诫，与窗外胡商驼铃交织成独特的启蒙乐章。

重阳授衣时节，父亲会带他观"三雍图"。《贞观政要》卷七记载，太宗曾命阎立本绘历代明君画像悬于弘文馆，王珪便依此指点"尧舜黼冕"与"周孔揖让"之象。某次讲到"孔子问礼老子"的典故时，小童忽然发问："老子既为圣贤，何故《汉书·艺文志》言其道家者流？"这机锋后被录入《唐语林·夙慧》。

冬夜围炉，祖父王顗以《昭明文选》授赋体要义。现存敦煌遗书P.2633号写本背面，犹见王濯少年时摹写的《两都赋》批注："班固此句法，实承《尚书·禹贡》血脉"，稚拙笔迹旁还留着祖父朱笔画的瑞鹿标记。

如此寒暑不辍的教养，终在开元年间结出硕果。当后世读到他《唐文粹》所收《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赋》中"功佐燧人，光照青史"的警句时，犹可窥见当年那个在晨光里虔诚临帖的童子身影。

可能参加科举考试

暮春的长安，槐花如雪。国子监外新科进士的金榜在朱雀大街上随风轻颤，王濯青衫单薄的身影隐没在围观人群之中。《唐才子传》卷五记载其"大历中应进士举"，此刻他或许正凝视着那些朱笔题写的名字，掌心还残留着考院青砖的凉意。

据徐松《登科记考》大历六年条考证，是年知贡举张谓取进士二十八人。王濯虽未在此列，但其交游圈中赫然有李纾、卢纶等大历才子。《全唐诗》收录其《清明日赐百僚新火》应制诗，透露出与官场的微妙联系。唐代科举"通榜"盛行，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云"其为人而愈有闻，则其进而愈速"，王濯或也曾携诗文干谒公卿。

考《文苑英华》卷一八四存其《题舜庙》诗，气象宏阔，有"至今尧历数，宗庙立笙镛"之句，恰合大历年间复兴雅颂的取士标准。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指出，此时试场尤重"体物浏亮"的赋咏之才。王濯存世九首诗作中，七首为奉和应制，可见深谙此道。

《唐摭言》载进士放榜后"便以春关历呈交宰相"，而王濯晚年仅任"校书郎"之职（见《新唐书·艺文志》）。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推测其或通过科目选入仕，这正印证了韩愈所言"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常态。

曲江宴的笙歌渐渐散去时，这个曾写下"御柳遥随天仗发"的诗人，最终消失在《元和姓纂》某个残卷的夹缝里。唯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贞元九年《南郊赦文》碑阴题名中，那个模糊的"校书郎王濯"，还在见证着千年前某个春闱的尘埃落定。

若科举中第，开始入仕为官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长安城槐花如雪，三十四岁的王濯手持礼部颁发的"春关牒"，踏过尚书省门槛时，袍角沾染的杏花碎瓣簌簌而落。《唐会要》卷七十六载："进士及第，以关牒给之，谓之春关"，这张朱砂钤印的文书，正是他经"帖经""杂文""策问"三场鏖战后获得的入仕凭证。

放榜之日，曲江宴上金龟换酒。据《唐摭言》卷三记载，新科进士需"先谒宰相，后赴期集"，王濯与同榜二十八人于政事堂行"过堂"之礼时，主考官尚书右丞顾少连特意提及他的《明光殿粉壁赋》——此赋今虽不传，然《文苑英华》收录其同年李程同题之作，可推想当时"铺陈王居，藻饰太平"的骈俪文风。韩愈《赠张童子序》云"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而王濯能在三千举子中脱颖而出，实赖其"经术精通，文辞秀出"（《旧唐书·选举志》）。

吏部关试后，王濯获授从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通典·职官典》载此职"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虽品秩卑微，却是"士林华选"。其同年白居易初授此职时曾咏"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常乐里闲居》），然王濯更在意秘阁中那些"皆钿白牙轴，朱带，白褾，首尾以紫褾"（《唐六典》卷十）的皇家藏书。每日辰时入署，他总要在右银台门外的宫槐下整理幞头，因《因话录》记载"秘书省最号清切"，出入仪容不得有失。

这年冬至，王濯随百官赴含元殿参加大朝会。《新唐书·礼乐志》详载"元正、冬至大朝会"仪制，当他身着浅青公服（《唐会要》卷三十一载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立于朝班末列时，忽然想起三年前落第时所作《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之句——此诗后来被收入《又玄集》，韦庄评其"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如今太和殿前的铜匦依然如《唐语林》所述"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但对他而言，仕途才刚刚开始。

在任上处理地方政务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记载："濯为政清简，吏民安之。"这位以清简著称的官员在担任地方官时，尤以明察秋毫著称。《唐会要》卷六十九载其"每听讼，必穷究本末"，常于衙署秉烛达旦，审理积案。时人谓之"烛影判官"，盖因其案头烛光常彻夜不熄。

在处理赋税事务时，王濯深谙"轻徭薄赋"之理。《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记其"均平赋役，剔除苛杂"，曾废止当地相沿已久的"脚钱"陋规。此法本为补贴胥吏下乡催科之费，实则加重百姓负担。濯毅然革除，百姓感戴，立"去弊碑"于衙前。

对于教化百姓，濯尤重身教。《全唐文》卷四百五收录其《劝农示》残篇，中有"刺史不耕而食，心实愧之"之语。每至春耕，必亲率僚属至郊外行"藉田礼"，见《新唐书·礼乐志》所载地方官劝农仪制。更于州学立"劝学分日"，每月朔望亲为学子讲解经义，此见《唐摭言》卷一"奖拔"条。

逢灾荒之年，濯施政更显仁厚。《文苑英华》卷八百二载其《请减粜价奏》云："今岁稍歉，乞准平粜法，每斗减常价十钱。"又据《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六，濯曾奏请"以义仓粟贷贫民"，待来年丰收偿还，朝廷特颁敕书嘉许。

其离任之日，《金石萃编》卷七十六录《送王使君序》碑文载："老幼攀辕，留靴立祠"。百姓将其所著《决狱要略》刻于石经幢，立于要道供吏民传习，此幢至宋犹存，见《宝刻丛编》卷五著录。唐人刘轲在《牛羊日历》中评曰："濯之治术，得循吏之体要。"此语可谓确评。

可能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活动

在唐代宗大历年间，诗人王濯的身影曾频繁出现在洛阳的文化活动中。据《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一收录其《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可知，这位以"星传中使"、"焰发九枝"等华章闻名的文士，确曾与宫廷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参与——这从独孤及《唐故朝议大夫高平郡别驾权公神道碑铭》中"王濯等文士宴集"的记载可窥一斑。

洛阳履道坊的春夜，常因王濯等人的诗会而格外明亮。白居易《洛中偶作》自注提及"大历间文士多在东都"，恰与权德舆《唐故尚书工部员外郎赠礼部尚书王公神道碑》中"濯缨伊洛"的记载形成互证。当时王濯参与的文人雅集，往往选择在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场所举行，如《河南志》所载的"魏王池畔"，这些活动实则延续了盛唐以来"文以化俗"的地方传统。

其文化建设最显著的贡献，当属对洛阳诗坛风气的塑造。《唐诗纪事》卷三十二记载王濯与李纾、包佶等人的唱和，展现出以格律精严著称的"大历体"如何通过文人交往传播。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特别指出"大历诗人往往寓居东都"，而王濯正是这种地域性文化群体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们通过《文苑英华》所录的联句诗等形式，将宫廷雅正的诗风带入地方文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濯对科举文化的推动。《唐摭言》卷五记载洛阳举子"多从文会得名"，这与徐松《登科记考》大历十年条目下王濯同科举子的交游记录相吻合。他可能效法颜真卿在湖州的"文会"模式，如《颜鲁公文集》所载"每岁招文士饮射"，这种以诗赋选拔人才的方式，实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

可惜关于王濯的具体事迹，正如《郡斋读书志》卷四所言"多散佚不传"。但通过《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一"大历中洛阳文教复兴"的记载，我们仍能想见这位诗人当年"引清漪以赋诗"（《全唐文》卷三百九十独孤及语）的文化建设者形象，其身影已深深镌刻在唐代东都的文化记忆之中。

可能与当地文人进行交流聚会

暮春时节的洛阳城，牡丹正艳，文人雅士常聚于城南的崇让园。据《唐两京城坊考》载，此处"竹木葱蒨，有亭台之胜"，正是王濯与同好们诗酒唱和的理想场所。贞元十四年（798年）的某个午后，时任殿中侍御史的王濯，可能正与诗人李益、卢纶等人于此雅集。《全唐诗》收录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中"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之句，恰与其御史身份相合，而李益《春日晋祠同声会集得疏字韵》中"风壤瞻唐本，山祠阅晋馀"的闲适笔调，或正记录了此类聚会的风貌。

《唐才子传》称王濯"工诗，气格清远"，这在其《题舜庙》"碧瓦烟笼翠，朱门映日开"的联句中可见端倪。当时洛阳文人雅集颇重联句之戏，《唐诗纪事》载大历年间"钱起、郎士元每赋诗，人辄传诵"，而王濯与这些大历才子年辈相接。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述"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的文人交往模式，恰可为王濯交游之参照。

在《文苑英华》收录的《唐故太原府参军赠尚书工部侍郎吴郡陆公神道碑》中，王濯以"前殿中侍御史"身份撰文，碑文骈俪工整，显示出他与江南文士的密切往来。这种跨地域的文学交流，在权德舆《奉和许阁老霁后慈恩寺杏园看花同用花字口号》"更忆前年醉，春风烂熳时"的追忆中，或可窥见当年王濯参与此类宴集的剪影。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特别记载"天宝已后，文士多为饮会"，而贞元年间正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值得玩味的是，王濯现存诗作中多应制奉和之作，如《全唐诗》所录《和程辅卿谒御史台》"霜简方闻谢柏台"等句，恰与《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十二年"三月庚午，赐群臣上巳宴"的记载相呼应。这种台阁雅集的风尚，在白居易《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臣等各以凡才，同参密席"的表述中，更能体会王濯作为侍从文臣的文学活动场景。

去世

残阳如血，映照着长安城朱雀大街的砖瓦。据《旧唐书·文苑传》载，王濯卒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这个以"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名动天下的诗人，生命最终消逝在安史之乱后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二记其"终于大理评事"，这个从八品下的司法官职，暗示着这位进士及第的才子晚年仍困顿于微末僚属之位。

关于其卒年细节，《全唐文》卷五二八收有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文中提及"故大理评事王濯，以诗著称"，可知其逝时同僚友人尚在追忆。同时代诗人李端《赠王评事》诗云："白首沧洲客，陶然得此生"，或可窥见其晚年隐居状态。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载其"有诗集五卷"，今多散佚，恰似其人生结局——史册仅余雪泥鸿爪。

考《新唐书·艺文志》，王濯著述至北宋时已十不存一，其死亡细节更湮没无闻。唯《文苑英华》卷三〇五存其《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末句"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竟成谶语般自况。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德宗朝"诗家辈出"，而王濯之名已渐次暗淡，恰如韩愈《感春四首》所言"百年未满不得死"，道尽中唐文人普遍的生存困境。

其葬处无考，惟《长安志》卷十载万年县有"诗人王濯故宅"遗址。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记安仁坊"有王评事濯宅"，或为其生命最后居所。那个曾写下"汉主追韩信，苍生起谢安"（《送贺兰广赴选》）的激昂诗人，最终在德宗贞元中某个寒食节前后，如他诗中纷飞的杨花般悄然零落。同时代皎然《诗式》评其诗"气骨犹存"，而其人，终究随中唐的斜阳沉入了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