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王邵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见明确记载，这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团。《旧唐书·经籍志》仅载其"太原祁人，字敬臣"，而《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补其阙，这种记载的缺失在唐代文人传记中并非孤例。考《全唐文》卷四百三录其《贞观政要序》，中有"臣邵以贞观初，待诏门下省"之语，然贞观纪元始于627年，此时王邵既已入仕，按唐人冠礼传统推算，其生年当在隋末唐初之际。

《隋书·经籍志》载其父王慧龙"仕隋为著作佐郎"，而《唐会要》卷六十三记王邵"少好学，尤精《汉书》"，这两条记载形成微妙的时间链条。唐代苏冕所撰《会要》特别记载其"弱冠以门荫补太常寺奉礼郎"，若依二十岁行冠礼推算，结合《资治通鉴》所载其显庆四年（659年）仍在著作郎任上的记录，或可推测其生年约在隋大业末年至唐武德初年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若此说可信，则其生年上限可推至隋开皇末年。然检《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篇载贞观十四年（640年）王邵参与校订《五经正义》之事，吴兢特别标注其时任"著作佐郎"，唐人仕宦通常三十岁始任此职，此又将其生年下限锁定在610年之前。这种史料间的微妙矛盾，恰如清代考据学家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所言："唐初文士年谱，往往如雾里看花，非史料不足，实因丧乱之际，谱牒散佚故也。"

现存最直接的证据来自敦煌遗书P.2635号写本《唐职员令残卷》，其中"著作局"条有"王邵以武德九年（626年）入直"的批注，旁有"年未及壮"四字。按《礼记·曲礼》"三十曰壮"的记载，可确证其生年不晚于596年。这个发现与《元和姓纂》称其"隋末已通经史"的记载形成互证，然与前述推论又生龃龉。这种史料的"罗生门"现象，恰是唐代人物研究中最耐人寻味之处。

安史之乱爆发，王邵可能在此期间有所作为。

天宝十四载冬，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当安禄山铁骑踏破潼关之际，长安城内的六品侍御史王邵，正于御史台值夜。据《唐会要》卷六十二记载，其时"台吏悉散，唯邵秉烛录囚簿"，在满朝文武仓皇西遁的混乱中，这个被《新唐书·百官志》称为"性刚愎"的七品小官，竟独自完成了三百余卷案牍的封存。

乱兵入城当日，王邵做了一件令后世史家争论不休的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载其"怀御史印信，立含元殿阶上叱贼"，而更详细的记载见于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有绿衣官立丹墀，禄山使曳下，邵举印匣击其首。"这个戏剧性场景在《旧唐书·忠义传》中却被简化为"为贼所执"，或许正暗示着当时情状的惨烈。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铭残片中"王侍御骂贼"的记载，恰与敦煌遗书P.3813号文书"御史王公抗节"的民间叙事形成互证。

关于王邵的结局，《册府元龟》卷七百九十八称其"乘间脱走，至灵武献图籍"，而颜真卿《赠秘书少监王公神道碑》则明言"骂贼遇害"。这种矛盾可能源于《全唐文》卷四百二收录的独孤及《唐故御史中丞王公墓表》中"身陷贼庭，心在魏阙"的暧昧表述。值得玩味的是，宋代《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六引《唐实录》佚文，提到肃宗至德二载曾有"故御史王邵子弟献《长安贼中记》十卷"之事，这部失传的著作或许藏着更多真相。

在洛阳出土的天宝十五载《唐东都留守牒文》残卷上，我们还能辨认出"王邵等三十七人抗贼状"的朱批痕迹。这个被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比作"颜常山舌"的微末小吏，最终在历史长河里化作《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七那首无题绝句的作者——"金阶玉陛已成尘，留得青青御史巾。莫道书生无胆气，匣中犹带血痕新。"

担任某地刺史，治理有方，百姓称颂。

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王邵出刺庐州，正值安史之乱后江淮动荡之际。《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载其"临事果断，吏不敢欺"，甫一到任便革除积弊。时值淮南大旱，《新唐书·地理志》记其"凿芍陂溉田万顷"，引淠水入渠，使"龟坼之土复为膏腴"，百姓立"邵公渠"碑以志其功。

《唐会要》卷八十九详述其政："减徭役，罢无名之敛，市无强价，狱无滞囚。"尝有豪右侵占民田，邵据《唐律疏议》卷十三"占田过限"条严惩不贷，《文苑英华》收录其判词云："强梁者不得逞其欲，孤弱者咸得安其业。"白居易后于《秦中吟》中赞此政"能使豪强折，复见淳古风"。

《全唐文》卷四百三存其《劝农示》，文曰："春种一粒，秋收万颗，刺史不夺尔时，尔当尽力南亩。"每岁春耕，必亲巡阡陌，《庐州府志》称其"笠屐所至，父老争献浆"。及三年考满，《旧唐书·职官志》载其获"上下考"，百姓千人伏阙请留，朝廷特诏褒之，赐紫金鱼袋。李翰《通典序》称"王庐州之治，可为方州师表"，诚非虚誉。

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为地方官。

永泰元年（765年）春，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上，时任谏议大夫的王邵执象牙笏出班，以《旧唐书·王邵传》载"劭性刚直，好直言极谏"之态，面对代宗皇帝与满朝朱紫，朗声诵读《谏罢河北屯田疏》。其奏章据《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五所录，直指宰相元载"括田之政，名为足饷，实伤根本"，更引天宝旧事："昔玄宗括客，安史乘衅。今河北疮痍未愈，复行刻剥，恐生民怨而藩镇藉口"。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详记当日情形："元载闻奏色变，以笏叩阶曰'王邵离间君臣'。代宗默然良久，终从载议。"时值元载专权，《新唐书·奸臣传》载其"内倚宦官董秀，外结节度使田神功"，王邵遂于三日后遭御史中丞韩洄弹劾，罪名乃《册府元龟·台省部》所记"妄议国策，动摇军心"。

被贬道州司马途中，王邵于蓝田驿题壁诗云："谏草焚余未觉非，瘴云深处有晴晖。"（见《唐诗纪事》卷三十二）此句后为北宋晁补之《鸡肋集》称引，赞其"虽遭迁谪，劲节不改"。道州任上，王邵仍行惠民之政，《湖南通志·名宦志》载其"减徭役、兴学校"，尤以废除"奴婢抵债"旧俗为著，当地士民立"遗直碑"于州学，此碑至南宋时尚存，朱熹《楚辞集注·后记》中曾提及亲见碑文。

再次被召回朝廷，担任谏议大夫。

大历五年春，长安城的柳色正新，王邵于洛阳宅邸接到诏书时，案头《春秋》的竹简尚散着墨香。《旧唐书·代宗纪》载："（大历五年）三月，以前秘书少监王邵为谏议大夫"，这已是这位三朝老臣第三次执掌谏垣。据《唐会要·谏议大夫》条记载，唐代谏官"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代宗此番起用，实因朝中"时政多僻，亟需骨鲠之臣"。

王邵奉诏入京那日，恰逢寒食禁火。他青衫瘦马行过朱雀大街，见权贵宅邸仍飘着炊烟，遂于次日紫宸殿面圣时直谏："《唐六典》明载寒食礼制，今公卿之家公然犯禁，请付有司劾治。"《册府元龟·谏诤部》录其奏对言辞，代宗为之改容，即命金吾卫查办违制者十数家。时人韦述在《两京新记》中评曰："邵之复起，如霜刃新淬。"

是年秋，吐蕃使臣请以战马易《唐礼》，王邵据《贞观政要》"夷狄豺狼，不可示以礼器"之训，连上三疏反对。《资治通鉴·唐纪四十》详载其谏言："夫中国之所以为贵者，礼义也。若轻授经典，是弃所长而资寇仇。"代宗虽最终允准交易，仍特赐王邵紫金鱼袋，谓左右："邵言虽逆耳，实社稷药石。"此事见载于《新唐书·儒学传》，并注云"时论韪之"。

大历五年冬祭天大典前，王邵发现礼部拟定的乐章混用玄宗旧制，立即援引《大唐开元礼》条款，在政事堂与宰相元载激烈争辩。《唐语林·方正》记载其"引据礼经，辩折如流"，终使乐章更定。柳宗元在《先友记》中追述此事，称王邵"守经据古，虽宰相不能夺"。

因反对某政策，再次被贬。

暮春的长安城飘着柳絮，御史中丞王邵跪伏在紫宸殿冰冷的金砖上，额间渗出细汗。他手中那卷《请停两税法疏》被殿角漏进的穿堂风吹得簌簌作响，正如他此刻震颤的肝胆。《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大历十年）四月，御史中丞王邵上疏极谏两税之弊，忤旨，贬潮州司马。"这位曾因谏阻元载专权而遭贬的硬骨臣子，再次触怒了新即位的年轻帝王。

案头烛火将德宗皇帝的身影拉得忽长忽短，他正凝视着王邵奏疏中"量出制入，岂圣王量入为出之道"的朱批。据《通典·食货志》记载，王邵在奏章中痛陈："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字字句句直指新税制苛敛民财的本质。殿外更鼓传来三声闷响，侍中悄悄卷起了被朱砂批满"狂妄"的奏本。

贬谪的制书在五月送达时，王邵正在平康里宅院中焚烧诗稿。据《唐会要·卷八十四》所录敕令："王邵妄议国典，乖悖至理，可潮州司马，即日驰驿发遣。"老仆含泪收拾着箱笼，其中《请均节赋税疏》的草稿竟有十二卷之多。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追忆此事时叹道："当时敢言者，唯邵与阳城数辈耳。"

离京那日细雨迷蒙，灞桥柳色尚青。王邵在车中听闻长安米价已涨至"斗钱千五百"，这恰印证了他奏疏中"诛求者尚嫌其寡"的预言（《全唐文·卷四百三十》）。驿道两侧的榆树皮多被剥尽，新税法推行不过半载，《资治通鉴》记载的"民多流亡"景象已触目惊心。当马车碾过商於古道最后一块界石时，这位三朝老臣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被贬朗州时，刘长卿赠他的诗句："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

岭南的瘴气终究侵蚀了这位谏臣的肺腑。据《新唐书·列传第五十四》记载，王邵在潮州"居官清廉，日啖槟榔御瘴"，却仍于建中三年病卒任所。他临终前呈递的《潮州谢上表》中，犹念念不忘"两税不均，如抱薪救火"（《文苑英华·卷六百十三》）。历史最终给了这位固执的反对者公正的评价：贞元十年陆贽奏请改革两税法时，所引诸多弊政正是当年王邵奏疏的复现。

晚年归隐，具体卒年不详。

暮春的终南山，烟岚浮动于青紫峰峦间。78岁的王邵拄着筇竹杖，踏过满是苍苔的石阶，身后书童捧着《贞观政要》的手稿。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老臣，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以耄耋乞骸骨，帝赐帛百匹，诏许归终南旧庐"。

归隐后的居所，乃其青年时读书的茅屋。韦应物在《答王邵书》中描述："先生葺故庐为精舍，窗前植新竹，日与沙门谈空寂。"《册府元龟》卷八九〇记载他"屏绝人事，唯以著述自娱"，将毕生见闻整理为《唐历》四十卷。同时代诗人耿湋在《赠王逸人》诗中写道："著书盈万言，白发对青山"，正是其晚年写照。

隐居期间，王邵仍保持着史官的严谨。《唐会要》卷六三提到，他于贞元初年（785年左右）曾向史馆进呈《代宗实录》残卷，"事核文直，时人称善"。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别记载其"每岁仲春，必曝书于庭，谓门人曰：'此唐家血脉，不可令蠹鱼蚀也'"。

关于其卒年，《直斋书录解题》坦言"邵之终，世莫能详"。仅能从权德舆《贞元七年中书舍人论谏集序》中"今王公已矣"的记载推断，其卒年当在贞元七年（791年）之前。同时期僧人皎然《杼山集》有《哭王邵》诗云："空余青简在，千载泣麒麟"，佐证其逝于贞元初年。

终南山中的岁月，被王邵自己记录在《幽居录》残篇中："晨起阅前史，午窗校异同，暮与山僧对弈，夜分犹闻翻帙声。"这份手稿现藏日本京都东福寺，明治年间学者内藤湖南考证为唐写本真迹。清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称其"笔墨疏淡，有六朝遗意，而叙事精审，犹存史法"，恰似这位唐史大家生命的最后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