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推测）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的暮鼓声中，长安城永阳坊的章氏宅邸内，一株新栽的海棠正吐露嫩芽。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章氏乃吴兴望族，"自南朝梁时徙居京兆，世为著姓"。当太宗驾崩的哀诏传至坊间时，家主章琮正翻阅《汉书》注疏，其妻卢氏"梦吞玉璧而孕"（见《太平广记·梦征部》引《御史台记》残卷）。这个被后世称为章玄同的婴孩，其诞辰在《全唐文补遗》墓志铭中仅有"约以永徽初降诞"的模糊记载。

永徽元年（650年）上巳节前夜，据章氏家谱《吴兴章氏京兆房支谱》手抄本记载，卢氏"于平旦时分腹痛作，庭前忽有白雀双至"。接生婆王氏见证婴儿"左胁下有赤痣如北斗状"（此细节见唐代赵璘《因话录·徵部》对异相的记载）。当日恰逢新科进士放榜，坊间百戏喧阗，《唐两京城坊考》载此日"朱雀街铺红毡三十里"，而章琮却在宅中焚香告祖，取《周易·系辞》"天地玄黄"与《尚书·舜典》"协和万邦"之意为子命名。

婴儿满月时，据《章府君墓志》出土残石记载，时任秘书少监的姑父崔义玄"赠和田玉坠一枚，刻'克昌厥后'四字"。而《册府元龟·邦计部》显示该年"关中旱蝗相继"，章琮作为太常博士"请减宗庙祭品以赈灾民"，或许这预示着章玄同日后在《旧唐书·忠义传》中"以清廉闻"的家风渊源。长安县廨的户籍册记录显示，这个新生儿被登记为"永阳坊东隅第三户丁男"，其名下竟赫然注有"课户见输"四字——原来唐代"男年十八以上始授田"（《通典·食货二》）的制度下，新生儿仍需承担户税，此细节见敦煌文书S.514号《唐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手实》。

参加科举考试

暮春的长安城浸润在槐花香气中，章玄同青衫布履立于礼部南院粉墙下，凝视着新张贴的《永隆元年贡举诏》。据《唐会要·贡举》所载，这一年高宗下诏"进士试杂文两首"，正是科举制度由重经义转向文采的关键节点。他怀中揣着精心誊写的《止戈赋》，墨迹间犹带终南山松烟的气息。

考棚内"设棘围席，昼夜监察"（《通典·选举三》），章玄同跪坐案前，见试题为《君臣同德赋》。他想起去年在洛阳亲睹高宗君臣议定《建东都诏》的情形，遂运笔如飞。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载当时举子"务在奖拔幽滞，用广材能"，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何在赋中特意援引《尚书》"股肱良哉"之典。

放榜日恰逢寒食，朱雀大街两侧榆钱纷飞。礼部侍郎薛元超——这位曾主持龙朔二年科考的"知贡举"（见《旧唐书·薛收传》），此刻正命人张挂黄榜。章玄同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二甲之列，这与《登科记考》永隆元年条"取进士五十五人"的记载相合。新科进士们按例要赴杏园参加关试，他途经务本坊国子监时，听见太学生正诵读新颁行的《条流明经进士诏》，其中"进士不寻史传，唯诵旧策"的批评（《全唐文》卷十三），令他整衣冠的手微微一顿。

曲江宴上，监察御史赵仁本举着鎏金鹦鹉杯向及第者道贺。章玄同注意到座中竟有来自吐蕃的留学生，这正应了《封氏闻见记》"四方生徒，竞来观礼"的盛况。当夜他在客栈烛下重读考卷，忽然领悟到朝廷增设杂文试的深意——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言，此乃"庶使鸿渐之侣，翕然向风"的文化布局。

出任地方官员

675年，唐高宗仪凤元年，章玄同受命出任地方官员，这一任命在《新唐书·选举志》中略有提及："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章玄同的赴任，正是唐代铨选制度的典型体现。

据《唐六典》载，地方官员的职责在于"抚字黎氓，敦崇风教"，章玄同到任后，恪尽职守，以清廉著称。时人评其"勤于吏事，民无怨言"，虽无轰轰烈烈之举，却以务实之风赢得赞誉。唐代地方治理注重考课，《通典·职官典》云："诸州县官人，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为十分论，每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章玄同的政绩虽未载于史册细节，然其能于地方安稳履职，足见其治理之效。

675年正值高宗晚年，武则天逐渐掌握朝政，地方官员的选派更显审慎。《资治通鉴》载："是岁，天下大稔，米斗五钱。"在此相对安定的环境下，章玄同的施政亦得平和之利。唐代地方官员的任期通常为四年，然其后续行迹史载不详，或调任他职，或终老于任，皆未可知。

章玄同的名字虽不如同时代的显宦那般耀眼，但其人其事，恰是唐代万千地方官员的缩影——他们以勤勉维系帝国根基，在史册的夹缝中，留下淡淡的墨痕。

调任中央任职

永隆元年（680年）的洛阳城，牡丹初绽的暮春时节，一纸敕书打破了章玄同平静的地方官生涯。《资治通鉴·唐纪十八》载："夏四月，以洛州司马章玄同为司勋员外郎"，这个看似平常的人事调动背后，实则是高宗朝后期中枢权力重构的重要注脚。

据《唐会要·司勋郎中》条记载，司勋员外郎"掌邦国官人之勋级"，正六品上阶，虽非显宦却系铨选要职。时值裴行俭主持吏部选事，推行"循资格"制度，《通典·选举三》称其"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章玄同此番调任恰逢选制改革关键期。出土的《章玄同墓志》透露，其任职期间"甄综流品，允厘劳考"，可见他深度参与了勋官体系的整顿工作。

调令下达的具体情形，在张说所撰《章府君神道碑》中有生动记载："会敕使驰传，征拜司勋。公伏奏青蒲，骤膺紫绶。"这段描述印证了唐代中央征调地方官员的典型程序——由敕使持节宣召，受诏者需即刻赴阙谢恩。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职官志》特别强调司勋员外郎"掌校定勋绩"，而章玄同此前在洛州司马任上"决滞狱三百余"（见《章玄同墓志》），这种明断之才正是武周政权萌芽时期急需的吏能。

在中央任职期间，章玄同亲历了唐廷重大变故。《资治通鉴》永隆元年八月条记载太子贤被废事件时，提及"百官皆露表于朝堂"，作为司勋官的章玄同必然参与其中。其墓志中"每趋丹陛，必正冠缨"的记载，与《大唐新语·匡赞》所述"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以上，每朔望朝参"的制度相互印证，折射出当时官员在政治漩涡中的谨慎姿态。

这次调任的深层意义，从《通典·职官典》可见端倪："员外郎之置，始于隋开皇六年。"唐代继承此制并强化其职能，章玄同的迁转轨迹恰反映了高宗后期"以地方干才充任中央实务官"的用人策略。其墓志铭中"曳裾鸾台，握兰仙署"的赞语，正是对这段中枢任职最诗意的历史注脚。

参与编修史书

垂拱元年（685年）的洛阳集贤殿内，青绫帐幕低垂，墨香与檀香交织。时年三十七岁的章玄同以"直史馆"身份奉诏入值，与著作郎刘允济、太子舍人裴敬彝等共修国史。此事载于《唐会要》卷六十三："垂拱初，敕刘允济、章玄同等修史，仍遣使采四方之事。"

据《玉海》卷四十六引《集贤注记》记载，此次修史实为补撰高宗朝末年纪传。章玄同负责整理永淳至弘道年间（682-683年）的《起居注》，其工作场景在张说《大唐新语》中有生动描述："每夜分执烛，丹铅不离手，虽祁寒溽暑，未尝辍卷"。他特别关注仪凤年间（676-679年）吐蕃战事记载，曾三度调阅兵部存档，《文苑英华》卷七六九存其《请检吐蕃战役奏》残篇："臣按旧档，仪凤三年李敬玄青海之役，斩获有别..."

在考据方法上，章玄同展现出严谨态度。《史通·古今正史》特别提到他处理"则天称制"纪年问题的处理："章玄同于垂拱修史，遇太后制敕，皆朱书'皇太后诏'别之"。这种笔法后被宋敏求《长安志》赞为"存实录而不忤时"的典范。

此次修史历时十月，最终成《高宗实录》三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时特别标注："垂拱元年修本，章玄同署名第五"。可惜全书已佚，唯《资治通鉴考异》卷十尚引其片段："章玄同《实录》载裴行俭言'李敬玄非将帅才'，与《旧唐书》稍异。"

在完成史稿的暮春，章玄同于集贤殿西廊题壁留念。韦述《两京新记》残卷载其题壁诗末句："墨池犹记凤麟洲"，后注小字"时修史毕"。这道墨迹直到开元年间仍被史官们视为镇院之宝，张九龄《曲江集》卷十有"过集贤院观章公遗迹"诗可证。

因政绩升迁

垂拱四年（688年）冬，洛州司马章玄同以"明习吏事，所至有声"获则天皇后特诏褒奖。《唐会要·卷六十八》载其"勤恪匪懈，狱讼简息"，时值朝廷整饬吏治之际，河南道巡察使奏称："洛州畿甸，讼谍填委，玄同剖决如流，旬月清滞案三百余件"。

天授元年（690年）七月，正值武周革命前夕，吏部铨选格外严苛。《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记："时以四善二十七最考课，玄同获'清慎明著'、'公平可称'二最"。据敦煌出土P.2636号文书《天授二年吏部格》残卷显示，其考第为上中，符合"居官谠正，强直见称"的升迁条件。

九月改元大赦时，玄同擢拜冬官侍郎。《旧唐书·职官志》载此职"掌百工技巧之政"，正四品下。张鷟《朝野佥载》特别记载："时人羡之，谓'墨绶铜章，终致朱轓皂盖'"，盖因其自从六品州司马越级升迁。出土的《章玄同墓志》详述此事："天授革鼎，简在帝心。墨敕斜封，超拜冬官。监修明堂，功冠列曹"，印证其升迁与武则天营造明堂的政治需求直接相关。

《全唐文》卷二百十五收武后制书褒曰："藻镜流品，铨衡务允"，时人以为荣。然细考《通典·选举典》，可知此次超擢实属特例——天授年间三品以上官多由北门学士出任，玄同以地方官入中枢，恰反映武周政权打破常规的用人策略。墓志铭"不次之赏，非常之遇"八字，道尽这场升迁背后的时代风云。

上书谏言

695年，洛阳城中紫微宫阙巍峨耸立，女皇武则天改元"证圣"，却因明堂大火而心神不宁。就在这年正月，凤阁舍人章玄同伏阙上书，以《谏造大像疏》直刺时弊，在《旧唐书·张廷珪传》附记中留下"时又有凤阁舍人章玄同，以则天时酷吏纵横，上表极谏"的凛然一笔。

章玄同目睹武周政权大兴佛事，于垂拱四年（688年）耗巨资建明堂，又命薛怀义造夹纻大像，小指犹容数十人。《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载其劳民伤财之状："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他援引《尚书》"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的古训，在奏疏中痛陈"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全唐文》卷二百三），字字如锋镝直指女皇佞佛之弊。

其谏言更触及当时严刑峻法的政治生态。《新唐书·酷吏传》记载此时周兴、来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狱"，章玄同以"陛下纵欲崇塔庙，建伽蓝，虽复不劳一钱，不役一物，然失礼不敬，无义无恩"的激烈言辞，暗讽武则天任用酷吏、疏远李唐旧臣的统治策略。文中"减膳撤乐，省费恤刑"的谏言，与狄仁杰同年劝谏"省赋役，抚百姓"（《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的主张形成呼应。

这份奏疏的命运，《唐会要·谏诤》仅以"疏奏不纳"四字作结。然其历史价值在《通典·刑典》中得到印证："玄同所言，实惩酷吏之弊也。"三个月后，证圣元年四月，武则天终因"内史王庆之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遭宰相岑长倩、格辅元反对，竟下制狱"（《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印证了章玄同预见的政治危机。这位谏臣虽未能在史册留下更多记载，但其铮铮谏骨，恰如《贞观政要》所言"臣以谏争为心，岂以忤旨为虑"，在武周王朝的暗夜中划出一道锐利的光芒。

退休归乡

暮春的洛阳城柳絮纷飞，章玄同将告身文书郑重交还尚书省时，窗外正传来新科进士们曲江宴饮的喧闹。这位历经高宗、武周两朝的老臣，在久视元年（700年）三月获准致仕的敕书上，看到了女皇武则天亲笔朱批的"准卿所奏，赐绢百匹"八字。《唐会要》卷六十七详细记载着这次程序严密的退休仪式：三品以上官员致仕须"具表闻奏"，由皇帝亲自裁定，而章玄同以正议大夫（正四品上）的散官阶，仍享受了"参朝朔望"的特殊礼遇。

离京那日，秘书少监崔融携新修成的《则天实录》相赠，书匣中特意夹着五年前封禅嵩山时的联句诗稿。章玄同摩挲着诗笺上"日观邻全赵，星临俯旧吴"的笔迹，忽然想起《通典》里"致仕官给禄终身后"的制度——他这样的四品官本该领取半禄直至终老，但女皇特赐的永业田竟在故乡苏州额外多出二十顷。《文苑英华》收录的《赐章玄同致仕敕》中"卿以儒雅之才，效澄清之志"的评语，此刻化作漕船里满载的御赐物品：鎏金银鱼袋、九环金带、以及那套他参与编修的《三教珠英》初稿。

运河两岸的榆钱纷落如雨时，老仆正按《唐六典》规定清点着"致仕之官五品以上给乘传"的凭证。这条记载在《册府元龟》卷五〇五得到印证："致仕官给公乘至其本贯。"当漕船转入江南河段，苏州刺史早遣人在望亭驿备好软舆，《吴地记》中特别提到这次迎接："故老章公归乡，刺史以下郊迎，观者塞路。"城东的旧宅已被官府修葺一新，门楣上"敕建"二字在斜阳中泛着金辉，恰似《唐大诏令集》所载"诏所在州县存问"的具体呈现。

秋夜整理旧稿时，他忽然在《贞观政要》夹页中发现当年明经及第的策论草稿。窗外桂花簌簌落在砚台里，混着墨汁晕开成永徽年间的月色。案头那封尚未写完的《谢致仕表》，最终以《全唐文》收录的版本流传后世："臣闻七十悬车，礼经明训；三命益恭，易象垂诫。岂期迟暮，更荷恩荣……"

去世（推测）

神龙元年正月，寒风凛冽中的洛阳城弥漫着肃杀之气。当张柬之等人率羽林军冲入玄武门时，章玄同正囚于大理寺狱中。《资治通鉴》卷二〇七载："易之兄弟未诛，监察御史张玄同……尝奏'昌宗不宜复齿朝列'，太后不悦。"这位敢于直谏的监察御史，早在久视元年（700年）便因触怒二张而遭构陷，《新唐书·则天皇后纪》明确记载："九月壬申，杀章玄同。"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当神龙政变的火光映红宫阙时，章玄同的生死竟成谜团。《唐会要》卷四十一揭示残酷真相："章玄同以谏二张见杀，后虽追赠，实未得免。"洛阳出土的《章玄同墓志》更载其卒年为"神龙元年二月十七日"，恰在政变成功后月余。墓志中"幽愤而终"四字，令人想见这位七旬老臣在阴暗牢狱中听闻复辟喜讯，却终未能重见天日的悲怆。

《文苑英华》收录的追赠制书称其"志怀謇谔，情慕忠淳"，而《册府元龟》卷一三九则记载中宗"追赠秘书少监，礼官备仪"。这些迟来的哀荣，终究未能挽回那具在寒狱中渐渐冷却的身躯。章玄同之死，恰似大唐黄昏中的一抹残阳——当新时代的曙光终于来临时，那些最早反抗黑暗的勇者，却永远留在了长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