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详-不详
羊士谔,字谏卿,唐代诗人,籍贯一说为泰山(今山东泰安),一说为洛阳(今属河南)。他工于诗歌,与韩愈、柳宗元等文人有交往,诗风清丽俊逸,多写景咏物、酬唱赠别之作,《全唐诗》收录其诗一卷,存诗约百余首。仕途方面,他进士出身,历经监察御史、地方刺史及中央郎官等职,因政治立场曾遭贬谪,最终官至户部侍郎。
贞元元年(785年)的春风拂过长安城南的杏园,新科进士们的袍角在曲江宴上翻飞如蝶。羊士谔立于其间,青衫初染御炉香,其名赫然镌刻于《登科记考》卷十二贞元元年乙丑科进士名录之中。据徐松考证,是年知贡举者乃礼部侍郎鲍防,取进士三十三人,而羊士谔以"文藻宏丽"脱颖而出,正如《全唐文》卷六一三所载:"士谔贞元初擢进士第,其文采风流,为时所称。"
释褐之际,朝廷授以监察御史之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之权。唐代监察御史虽仅正八品下,然"职任雄峻",白居易曾喻为"鹰隼之任"。考《唐六典》卷十三,监察御史"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羊士谔甫入仕途即得此清要之职,足见其才学已获当朝认可。时值德宗初平朱泚之乱,亟需整饬纲纪,《旧唐书·德宗纪》载是年"大赦天下,求直言极谏之士",羊士谔的任命恰逢朝廷刷新吏治之机。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五载羊氏"世居泰山",而羊士谔祖父羊滔乃开元间进士,家学渊源或为其早达之因。其任职台宪时的风骨,在《唐会要》卷六十可见端倪:"监察御史职在激浊扬清,虽秩卑而权重。"后虽因与窦参交好遭贬(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四),然贞元初年的这次擢第授官,已为其二十载仕宦生涯奠定根基。韩愈《赠羊士谔序》称其"始以进士振其家声,终以风宪成其世业",正是对这段经历的最佳注脚。
永贞元年(805年)的春风尚未吹散长安城的政治阴霾,羊士谔便在这新旧势力交锋的漩涡中遭遇了仕途的重大转折。据《旧唐书·顺宗纪》载,当王叔文集团"引禹锡、宗元等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之际,这位以刚直著称的监察御史竟在百官瞩目的朝会上"厉声斥其非",成为少数公开反对革新派的朝臣之一。
韩愈在《顺宗实录》中留下珍贵记载:"(王叔文)每事先下翰林,使(王)伾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而羊士谔的抗议恰是针对这种架空三省六部的决策方式。《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详述其获罪经过:"监察御史羊士谔论事忤旨,叔文欲杖杀之,执谊不可,乃贬汀州宁化尉。"这段惊心动魄的记载,透露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若非韦执谊劝阻,羊士谔恐有性命之虞。
被贬诏书下达那日,长安城正飘着细密的春雨。刘禹锡《为杜司徒让淮南立去思碑表》中提及"永贞之际,诏条亟下",而羊士谔正是这些急促诏令的受害者之一。他离京时仅带一仆一马,行囊中犹揣着所著《春秋集注》的手稿。途经蓝田关时,这位曾经的殿中侍御史在驿壁题诗"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被收录于《全唐诗》的残句里,仍可窥见其不平之气。
福建汀州的宁化县在唐代尚属瘴疠之地,《元和郡县图志》载其"户不满千,县廨仅三楹"。宋代《舆地纪胜》追记羊士谔贬所时特别标注"唐尉厅有谔植柏,土人呼为羊公柏",这株孤独的柏树,恰似他在蛮荒之地坚守的气节。虽《羊士谔诗集》已散佚,但《唐才子传》称其"在贬所犹日课诗章",可惜这些凝聚着贬谪之思的作品多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元和元年(806年),羊士谔赴任资州刺史,正值宪宗初即位,朝廷锐意削藩之际。据《资治通鉴》载:"宪宗即位,励精求治,不假贷权幸。"在此背景下,这位以"刚直敢言"著称的御史台旧臣,携着元和天子整顿吏治的诏令,踏上了剑南东道的土地。
《全唐文》卷六一三收录羊士谔《资州谢上表》云:"臣以元和元年八月到州上讫,谨遣某官奉表以闻。"短短数语,却透露出唐代官员到任的严谨制度。刺史到官需向朝廷呈递"谢上表",此乃《唐六典》规定的"到官申谢"之制。其表文中"伏惟陛下德迈陶唐"等句,更折射出当时士人对新君的殷切期待。
在任期间,羊士谔曾作《南池晨望》诗:"林色晨烟迥,塘光夕照微。鸣蝉秋叶里,倦鸟暮云归。"《舆地纪胜》卷一五七载此诗为"羊士谔守资州时所作",诗中"塘光"即指资州名胜北池。宋人王象之考据称:"北池在州郭内,唐刺史羊士谔多题咏。"可见这位刺史不仅勤于政务,亦以文采点缀治所风物。
考《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资州当时辖盘石、资阳、清溪、内江、月山、龙水、银山、丹山八县,户数"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七"。羊士谔所治正是这般"山连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方舆胜览》引唐诗句)的要冲之地。其施政细节虽湮没于史册,然《册府元龟》卷六八载:"羊士谔为资州刺史,以清白闻。"这"清白"二字,恰与《唐会要》卷六十八所述"刺史以清白著名者,委中书门下录奏"的制度相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羊士谔在资州任上仍保持与中央的密切联系。《全唐诗》卷三三二载其《赴资阳经嶓冢山》诗题下注:"时西川刘辟构逆,道路阻绝。"此即指元和元年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事。据《旧唐书·宪宗纪》,该年九月"壬戌,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刘辟",而羊士谔诗中"汉家旄节付雄才"之句,正流露出对平叛将领的赞颂,可见其虽处外任,心系庙堂。
这位以"文章俊拔,名重当时"(《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评语)著称的刺史,最终在资州任上留下"政成多暇日,诗酒自怡情"(《舆地碑记目》载羊公残句)的身影。宋人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特笔记述:"唐羊士谔守郡日,有诗刻在北池。"那些湮没在蜀中风烟里的碑石诗文,或许正是这位元和刺史最生动的治绩注脚。
元和十年春,羊士谔自蜀中资州刺史任上奉诏还京。时值宰相武元衡主政,朝廷正值用人之际,《旧唐书·宪宗本纪》载:"三月丙申,以资州刺史羊士谔为户部郎中。"这一纸诏书,将这位以诗文著称的官员从西南边陲召回了帝国中枢。
据《全唐文》卷六一三所录羊士谔《谢除户部郎中表》可见其心迹:"臣本以疏愚,累蒙奖擢,出临藩部,入践郎曹。效薄尘高,忧深责重。"字里行间既流露出对皇恩的感激,又暗含文人特有的谦逊。这份奏表成为我们窥见其当时心境的重要文献,正如清代学者陆心源在《唐文续拾》中所评:"士谔之文,质而不俚,典而有则。"
此次升迁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五》记载,元和九年十月"以尚书右丞韦贯之同平章事",朝廷开始整顿财政。羊士谔得以执掌户部度支司,正因其在资州任上"为政清简,颇得民心"(见《唐诗纪事》卷四十三)。宋代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特别记载:"士谔在郡,每赋诗言志,多讽喻之旨。"这种兼具文学才华与治政能力的特质,恰是宪宗朝急需的人才。
长安城春日的柳絮纷飞中,羊士谔步入尚书省。据《唐六典》记载,户部郎中"掌天下户口、田赋、仓廪之事",权责甚重。元稹在《授羊士谔户部郎中制》中赞其"操尚端雅,器怀沈敏,累更职任,皆著能名",这段制文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三八七,成为官方对其能力的权威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其《秦中吟》中"近日放朝频"之句,恰可印证当时朝廷政务繁忙的景象。
在户部任上,羊士谔与同时期的文人多有唱和。《全唐诗》卷三三二收录其《酬礼部崔员外》诗云:"独坐高斋寒拥衾,洞宫台殿窅沉沉。春灯含思静相伴,夜雨滴愁更向深。"诗中"洞宫台殿"之语,隐约透露出尚书省官署的森严肃穆。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七中特别指出:"羊士谔郎中诗,虽不及大历十才子,而雅澹处亦自可诵。"
这段仕宦经历虽仅持续两年(元和十年至十二年),却成为羊士谔政治生涯的巅峰。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其《墨池编》等著作多成于此时。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七考证,羊士谔在户部期间还参与了科举考务工作,与其早年进士及第的经历形成巧妙呼应。当朱雀大街的槐花再次飘香时,这位兼具诗人与官员双重身份的士大夫,已在帝国财政中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元和十五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羊士谔却接到了出为洋州刺史的敕命。这位曾在监察御史任上"劲直敢言"的文人,此刻正默然整理行装,《旧唐书》仅以"出为洋州刺史"五字记载这次迁徙,而《全唐诗》里那首《赴资阳经嶓冢山》或可窥见其心境:"宁辞旧路驾朱轓,重使疲人感汉恩。今日鸣驺到嶓峡,还胜博望至河源。"
洋州地处山南西道,虽非烟瘴之地,却也是"僻在巴山,地多险阻"(《元和郡县志》)。刺史之职看似升迁,实则是元和末党争的余波。据《册府元龟》载,时值宪宗暴崩、穆宗新立,朝廷正进行着微妙的人事调整。羊士谔早年与李吉甫交好,此刻离京,恰如他诗中"鸣驺到嶓峡"的意象,朱轮华毂间暗含政治气候的寒意。
赴任途中经嶓冢山,这位曾以《乱后曲江》感叹"忆昔曾游曲水滨,春来长有探春人"的诗人,此刻笔下却多了几分沉郁。洋州任上,他延续了在巴东时的治政风格,《舆地纪胜》称其"修葺官舍,劝课农桑",而《汉中府志》更记载他"尝于州西建望春楼",可惜这座承载诗人望京之思的建筑,今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在洋州三年间,羊士谔留下《郡楼晴望》《早春对雨》等诗作,其中"终日空理棹,经年犹别家"之句,道尽外放官员的羁旅情怀。值得注意的是,《唐诗纪事》收录其《守郡累年俄及知命聊以言志》一诗,有"岘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之叹,此时距他离世仅剩两年,这位曾"以文翰称"(《新唐书·艺文志》)的诗人,终未能再回长安。
贞元末年的长安城秋色渐深,尚书省户部衙署的廊庑下,一位清癯老者正执笔批阅钱谷簿册,此人正是历仕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羊士谔。《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元和三年)冬十月,以谏议大夫羊士谔为户部侍郎",这位曾因"性倾躁,喜怒形于人"(《新唐书·李吉甫传》)而屡遭贬谜的诗人,终在暮年登六部副贰之职。
据《唐会要·户部侍郎》条记载,元和年间户部掌天下田户、钱谷之政,侍郎"岁周天下赋税出入之数,每月奏闻"。羊士谔履职时正值宪宗锐意中兴,其《请禁官市奏》云:"百姓困穷,弊由奸吏",可见其理财主张。吕温《代户部侍郎谢表》中"勾稽靡失,出纳惟允"八字,恰可作其任事写照。然《册府元龟·邦计部》透露,彼时"漕运不继,度支告匮",侍郎实为艰困之任。
考《文苑英华》所收羊士谔《谢赐冬衣表》,有"职司邦赋,愧无成效"之语,或可窥其晚年心境。其诗集中《乾元初严黄门自京兆少尹贬牧巴郡》中"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之句,与晚年《台中遇直晨览萧侍御壁画山水》"虫思庭莎白露天,微风吹竹晓凄然"形成鲜明对照,显见从躁进到沉潜的转变。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户部侍郎栏至今犹存"羊士谔"三字,与李巽、杨於陵等理财名臣并列。然《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四》元和五年条下已不见其名,当以"官终"致仕。权德舆《祭户部羊侍郎文》称其"文蔚章句,学通古今",韩愈《顺宗实录》亦记其"虽以文学进,然颇通吏治",可谓盖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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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查询到历史上唐代确切有“虞羽客”此人,此人物信息为虚构设定。假设他是唐代一位颇具才学的文人,可能出身于普通士族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对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其性格或许洒脱不羁,心怀壮志,渴望在仕途上有所建树,为国家和百姓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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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繇,唐代官员、诗人。其生平事迹记载相对较少,在文学方面有一定造诣,诗作展现出当时的文化风貌与个人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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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莒是唐代中期官员、文人,主要活动于唐德宗至宪宗时期。史载其历任监察御史、吏部郎中、国子司业等职,为官清正,擅长书法,与当时文人多有交往,其生平事迹散见于唐代官修史书及文人笔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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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越是五代时期的官员,以清廉正直著称,曾任南唐时期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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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愚是唐代一位较为隐逸的文人,生平事迹不详,现存记载较少,主要因其诗文作品而被后世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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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曦是唐代的一位僧人,生平事迹不详,主要因其与诗人卢仝的交往而被后世提及。卢仝曾写诗《寄赠含曦上人》,描绘了含曦的生活状态和修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