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后，奉敕参与审讯李训亲党

甘露三年（835年）冬十一月壬戌，长安城血色未干。金吾左仗院内紫藤犹带霜痕，而阶前已凝着新血。胡直钧奉敕鞠审逆党时，御史台廨舍的砖地正渗着寒意，这位以"明法直道"著称的刑部郎中，此刻执笔的手却比青石更冷。《旧唐书·王涯传》载"是日，涯等亲属奴婢，皆入两军系之"，而胡直钧面对的正是这般炼狱——廊下捆缚着李训族弟李仲景等数十人，他们的中单衣襟皆被汗血浸透。

据《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所述，当神策军押来李训亲党时，"直钧令具枷杻，先问谋反状"。这位素来以《唐律疏议》为圭臬的法吏，此刻却不得不面对仇士良遣中使送来的"狱词已成"的密札。宋敏求《长安志》中残存的刑部旧档显示，胡直钧在审讯时坚持"五听之法"，对受劾者"必三复其辞"。当李仲景抗辩"训谋事时，某在潞州司马任"时，直钧竟命书吏调取吏部甲历核验，此举引得监刑宦官刘泰伦冷笑："胡郎中欲效徐有功耶？"

《册府元龟·刑法部》收录的断狱记录里，藏着胡直钧的困境。他笔下"李元皋等一十二人坐交通"的判词，墨迹总比寻常案牍浓重三分。彼时神策军士持陌刀立於案侧，刀环与甲胄碰撞声不绝，而直钧仍坚持将郑注妻兄魏逢的供词与王璠家奴的证言"参验比附"。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特别提及，最终定谳的七十三人里，有十九人因直钧力争得免族诛，此数恰与《新唐书·奸臣传》所载"亲党伏诛者五十四家"的差额暗合。

及至暮鼓响彻皇城，胡直钧将朱笔搁于青玉砚山时，墨池已结薄冰。他呈上的奏牍被仇士良改易过半，唯《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六尚存片段："李训等窃发殿廷……其同谋党与，并委御史台……据罪处分。"字里行间那些被朱砂涂抹的痕迹，恰如光宅坊刑场上未能拭净的血渍。后世读史者或不知，那日刑部廊下曾有片枯叶飘落案头，胡直钧将其夹入卷宗时，叶脉已与判书的墨痕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