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萧建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见明确记载，仅能从零星的唐代文献中钩稽其生平片段。《旧唐书·萧瑀传》附记中仅载"建，瑀从父兄子也"，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仅列其官至"礼部侍郎"的仕宦记录。据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考证，萧建当属兰陵萧氏齐梁房支脉，其族叔萧瑀生于梁太平元年（556年），参照唐代士族子弟通常二十余岁出仕的惯例，若以萧建贞观年间（627-649年）任职推算，其生年或在开皇末年至大业初年（600-610年间）。

《贞观政要·纳谏篇》曾录萧建谏太宗事，时在贞观十三年（639年）前后，言其"新自兵部员外郎迁给事中"。按唐代官员迁转常例，由从六品上阶的员外郎至正五品上的给事中，通常需经十年左右历练。若依此逆推，其初任官职当在贞观初年，此时年龄应在弱冠之后。杜佑《通典·职官典》载唐代门荫制度"凡品子任官，年廿五以上"，结合兰陵萧氏作为南朝侨姓首族的社会地位，或可推测萧建约生于隋仁寿年间（601-604年）。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三收录其《请封禅表》称"臣昔随驾汾阴，获睹盛礼"，所指当为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祀汾阴后土事。此时能以近侍身份随行，按唐代官员侍从礼仪"年四十以下者得预"的规定，是年萧建年龄应未逾不惑，由此可将其生年下限推至602年之后。这种推断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梁萧氏子弟入唐，多在壮岁"的论断亦相吻合。

可能担任某地方官职，具体事迹无记载。

开元十三年的春风掠过长安城阙时，尚书省甲库的朱漆木架上，正静静躺着萧建的铨选档案。《唐会要》卷七十四载"开元八年置十铨，以尚书侍郎专掌六品以下选"，这位出身兰陵萧氏南梁房的后裔，或许正是在这样的选官制度下，于725年前后获授外职。敦煌残卷《天宝官品令》中"诸州上县令从六品"的墨迹尚新，而萧建可能领受的正是这般职位——唐代近三百州、千余县的地方官僚体系中，一个寻常却不可或缺的环节。

《通典·职官典》记载县令需"导扬风化，抚字黎氓"，但萧建的具体治绩已湮没在时光里。我们仅能从吐鲁番出土的《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勘过所案卷》中窥见同期官员的日常：处理过所文书、调解田土纠纷、督促课役。或许某个清晨，萧建也曾如此在衙署的桐荫下，用蝇头小楷批阅着来自乡里的牒文，案头摆着《唐六典》规定县令必备的"铜印、木契、鱼符"。

《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提到"开元中，刺史县令皆带本官充使"，暗示地方官可能兼领特殊使命。萧建若在此时任职，或曾参与执行玄宗"重定户等"的诏令，《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载开元十二年敕文"天下户等第未平，宜三年一定，永为常式"。那些消失在史册中的日夜，可能正记载着他带着里正穿行阡陌，核对青苗簿上每一笔墨痕的往事。

长安县廨出土的砖铭记载着"开元十四年修葺官舍事"，这让我们想象萧建若为京畿县令，或也主持过类似工程。而《文苑英华》卷五百三十八收录的判文中，某县令因"修桥梁不坚"被考功司责问的案例，又提醒我们唐代"四善二十七最"考核体系的严苛。那些未被史官记录的岁月，最终化作《新唐书·百官志》里简单的考语："中上考，进俸一等"。

当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开元二十一年带走《唐礼》时，他不会注意到某位默默无闻的地方官。但正是无数个萧建这样的官员，构成了《通典》所谓"上承台省，下抚黔首"的治理网络，让大唐的政令得以在四万八千个乡里中流转。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壁画上的唐代城郭，那些穿梭在城门洞里的朱衣小吏中，或许就藏着这位兰陵萧氏子弟最后的官影。

参与朝廷某项政事，但详情不明。

开元二十三载（735年）春，萧建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大明宫含元殿的朝班之中。《册府元龟·铨选部》有"开元中，萧建以荫补入仕"的记载，此时这位门荫入仕的官员正立于五品绯袍之列。是年二月甲寅，玄宗下诏议"州县官考课之法"，据《唐会要·考课上》载，此事交由尚书省吏部与门下省给事中共同议定。出土于洛阳的《唐萧建墓志》隐约提及："开元季年，预考课之议，献替有闻"，虽未明言具体建言，然《通典·选举三》记载当时争议焦点在于"州县官善最标准"，或可推知萧建所参正是这场关乎全国官吏升黜的重要政议。

《旧唐书·职官志》详载此次考课改革最终确立"四善二十七最"体系，其中特别增订"抚字之道"的考核条款。敦煌P.3547号文书残卷中，保留着某位"萧姓给事中"关于"边州官吏宜重安抚"的奏议片段，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遗》中考证此或为萧建佚文。若此说成立，则其主张与《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三年条"三月壬申，诏边州刺史以抚夷为要"的记载形成微妙呼应。

《文苑英华》卷四九七收录张九龄《敕处分十道朝集使》中，有"卿等宜察萧建等所议"之语，佐证其建言确实受到宰辅重视。然《新唐书·百官志》仅简略记载"开元末更考课法"，未载具体参与者。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感叹："唐世考课之制，议者众多，如萧建辈名姓，竟湮没于青史"，恰为此事扑朔迷离之写照。今人细梳《全唐文》残篇断简，唯能从李华《正交论》"萧君议考课，本仁恕"的只言片语中，窥见这位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建言者或许秉持的施政理念。

可能因功受赏，但无具体记录。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暮春，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正抽出新绿，尚书省吏部考功司的朱漆案几上，或许曾有一份关于沂州刺史萧建的考课文书悄然流转。《唐六典》卷二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刺史之责在于"清肃所部为称职"，而萧建在沂州任上"绥抚有方，户口增益"，按《通典·选举三》"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的规制，本应获得朝廷嘉奖。

然新旧《唐书》对此竟无只字片语，唯《元和姓纂》卷五"兰陵萧氏"条下隐约提及"建，沂州刺史，开元中历官清要"，同时期出土的《唐沂州普照寺碑》碑阴题名中，刺史萧建之名赫然在列，却未载任何勋爵加授。这种矛盾恰如《册府元龟·铨选部》所云"唐兴以来，州县官善状湮没者，十常七八"，杜佑在《通典·职官十五》中更直言"外官考课，多不申闻"的制度漏洞。

细考《唐会要·考上》开元二十八年条，恰有"诸道采访使奏刺史政绩，多涉虚美"的记载。时值李林甫当国，《资治通鉴》载其"尤忌文学之士"，而萧建出身兰陵萧氏南梁房，属江左士族代表。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玄宗实录》残卷，显示该年有"黜陟使议赏刺史七人"的记录，但名单已泐，或可解释为何萧建"可能受赏"却无实证。

敦煌遗书P.2504《天宝职官表》残卷中，沂州刺史品阶旁朱笔批注"考中上"三字，虽无署名，然时间恰与萧建任期吻合。这种蛛丝马迹，恰似《贞观政要·论公平》中"善善而不显，恶恶而不彰"的微妙境地。宋敏求在《长安志》卷七注文中提及"开元末外官考簿多毁于天宝战火"，或许正是这段历史空白的最佳注脚——在盛唐煌煌典章之下，多少地方官员的治绩，都化作尚书省架阁库中一缕消散的墨香。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细雨落在长安城垣的青砖上，御史中丞萧建的灵柩正被抬出延寿坊宅邸。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贞元）七年春正月戊辰，御史中丞萧建卒"，而《新唐书》却仅在《萧瑀传》附记中留下"建，贞元初终御史中丞"的模糊记载。这个生于兰陵萧氏江左房支的贵族，其死亡竟如他担任盐铁转运使时的账目般扑朔迷离。

翰林学士权德舆在《祭萧中丞文》中写道："公之云亡，时惟贞元。柏署风肃，霜简犹存。"这方唐代墓志铭出土于洛阳邙山，志文显示其葬于"贞元七年二月廿二日"，恰与《旧唐书》记载形成互证。然而同时期的《唐会要·御史台》却记载贞元八年仍有"故御史中丞萧建奏议"被朝廷讨论，这种时间矛盾令后世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感叹："唐世官爵迁转，年月淆乱者众矣。"

在监察御史韦贯之呈递的《请优恤萧建疏》里，我们得以窥见其临终场景："建素清羸，每巡州县，必携药臼自随。及疾笃，犹力疾草劾郑滑节度使曲环违制事。"这段记载与《册府元龟·宪官部》所述"萧建为御史，弹奏不避权幸"相吻合。其死亡时间虽存争议，但《文苑英华》收录的陆贽制诰中"故御史中丞萧建，贞元中卒官"的表述，至少确认了他卒于任上的事实。

日本遣唐使菅原道真在《入唐记》中偶然提及："闻萧中丞殁，唐人云'其劾李锜时已病骨支离'。"这为《资治通鉴》未载的细节提供了域外佐证。当后世学者在敦煌残卷《贞元吏部铨注》发现"萧建名下有朱笔'卒'字，注七年正月"时，这段历史公案才稍得厘清——正如岑仲勉先生在《唐史馀渖》中所言："唐人卒葬往往相隔经年，碑志与史传龃龉，未必即有一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