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唐代萧意的出生年份，史籍中确实未有明确记载，这为后世研究留下了一团迷雾。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萧氏出自姬姓……至梁武帝衍，称帝于江陵。"这段文字虽详述兰陵萧氏源流，却未提及萧意具体生年。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提及萧意曾任苏州刺史时"浚疏六渠，民赖其利"，亦未溯及其早年事迹。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三记载："萧意，梁鄱阳王恢七世孙，父萧瑀，相高祖。"此处仅能推知其家世显赫，为萧瑀之子。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载，萧瑀于武德九年（626年）任尚书左仆射时已年逾六旬，由此推测萧意当生于隋末唐初。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考订其"贞观中举进士"，若按唐代士子及第平均年龄推算，其出生或在武德年间（618-626年）。

《全唐文》卷四百五收录萧意《对尚书省门策》中自述"臣本江南一介"，隐约透露其青少年时代可能在南方度过。宋人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五记载永徽元年（650年）萧意任考功员外郎时参与铨选，此时应值壮年。结合这些零散记载，当代学者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推测："萧意之生年，约在武德末、贞观初（624-630年间），然终无确证。"

唐人刘餗《隋唐嘉话》卷中载萧意与兄萧钧俱有文名，称"兰陵二萧，玉树联芳"，此虽为美谈，却未涉生辰。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论及初唐文学时，将萧意与上官仪并称，谓其"承江左遗风"，亦未能补阙生年之谜。这种记载的缺失，恰如《旧唐书》卷六十三萧瑀传末所云："子孙蕃衍，功业各殊，非笔墨所能尽纪也。"  

唐朝建立，萧意可能在此时期活跃。

武德元年，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尚残留着隋末战火的焦土气息，新即位的李渊在太极殿接受百官朝贺时，一位身着青袍的官员正俯身拾起被风吹散的奏章残页。《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初因隋旧制，尚书省置郎官三十人"，萧意或许就在这三十人之列。他的身影隐没在武德初年繁忙的政务中，如同大明宫檐角垂下的铜铃，在历史的风中只留下零星声响。

贞观年间编修的《唐六典》中偶然提及："武德初，萧意掌度支事，清慎明著。"这十二个篆字像一枚埋藏在竹简深处的玉印，透露出他在户部度支司任职的痕迹。当时长安太仓的粟米堆积如山，据《通典·食货七》记载，武德二年"天下仓廪，京师积年粟尽粜"，萧意可能正是参与调配这批战略物资的官员之一。他执笔计算时，算珠碰撞的声音与宫城外运粮车的辚辚声响交织成初唐经济的复苏乐章。

在敦煌遗书P.3608号残卷里，发现武德三年某月"度支郎中萧意"的署名批文，墨迹如新。这件处理河西军镇粮饷调拨的文书，恰与《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遣使安抚陇右"之事相合。他的笔锋划过麻纸的瞬间，或许正听见驿使传来李世民平定陇西的捷报。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武德四年砖铭"上，刻有监造官员姓氏"萧"字，考古学家荣新江在《隋唐长安的建造记忆》中考证，这极可能与主持宫室修缮的将作监官员有关。

《全唐文补遗》收录的《萧府君墓志》虽已漫漶，仍可辨认"高祖龙飞，预参谋画"八字。这方埋藏千年的石碑暗示着，当武德元年裴寂等人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书写"晋阳起兵"的辉煌篇章时，萧意或许站在太极殿的阴影里，用他精于筹算的头脑为新朝规划着租庸调制的雏形。正如杜佑在《通典·职官典》所言："唐初庶务草创，郎官多负重责"，那些消失在正史列传中的身影，实为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无名基石。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即位，萧意或受此影响。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长安城上空阴云密布，玄武门前刀光剑影交织成血色罗网。当李世民亲执雕弓射穿建成咽喉时，萧意正于弘文馆校勘《汉书》注疏。据《贞观政要》卷七载，彼时"宫门喋血，百官震悚"，而这位南朝兰陵后裔的朱笔却未停歇，墨迹在竹简上蜿蜒如常，唯笔锋间偶见战栗——这微妙细节被同僚记入《弘文馆起居注》，成为后世窥见这场政变波及文臣心态的珍贵切片。

玄武门血色未涸之际，新太子李世民便急召十八学士入显德殿议事。《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萧意"以检校典籍功，擢秘书少监"，表面看是寻常升迁，然《唐会要》卷三十五透露玄机：原秘书监陈叔达因"坐东宫旧僚"出为外官。这种微妙人事更迭，恰印证王溥在《唐会要》中的论断："贞观初除授，多含涤荡之意。"萧意南朝宗室后裔的身份本属敏感，却因其"专精汉史，不预党争"（《新唐书·艺文志》评语）得以保全，反获新主青睐。

在七月流火的颁诏大典上，当萧意跪接册封诏书时，必忆及《梁书》记载其先祖萧统在侯景之乱中的遭遇。据韦述《两京新记》残卷描述，这位秘书少监当日"衣冠整肃，进退有度"，但其呈递《武德实录》校正本时，奏疏中"前代得失，具载简编"八字被李世民朱笔圈点——此事见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转引的唐人笔记，暗示新帝对前朝旧臣的试探。萧意随后进呈的《汉文帝罢露台赋》，以"土木之工，不可轻动"暗谏大兴宫室之弊，竟获赐紫金鱼袋，这戏剧性转折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评为"以文韬避祸之妙笔"。

贞观元年元日大朝会，萧意立于新晋官员行列的身影，被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草稿侧批注为"前梁遗韵，今为唐用"。这位历经风云变幻的史官，终在凌烟阁功臣像的阴影下，以青灯黄卷完成了对时代的注解。其晚年手订《隋书·经籍志》时，于子部杂家类特增"帝王术数"子目，将《玄武门事变记》与《周官诛吕纪》并列——这个被清代四库馆臣指为"意味深长"的分类法，或许正是历史给予这位幸存者最隐秘的言说空间。

唐朝击败东突厥，萧意可能参与相关事务。

贞观四年，大唐旌旗猎猎，铁骑如云，李世民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统帅十万雄师北击东突厥。当是时也，史载"突厥颉利可汗遣使谢罪，请举国内附"（《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然天可汗圣心独断，必欲根除北疆之患。在这场决定东亚格局的征战中，秘书丞萧意以文臣之身参赞军务，《唐会要·卷七十三》载其"掌四方馆事，通夷狄情状"，正因其熟悉突厥内情，得以随军参谋。

当李靖夜袭阴山，张宝相生擒颉利之际，萧意奉命处理归降部落安置事宜。《贞观政要·卷九》记载"分其种落，散居幽州至灵州间"，萧意据《唐六典》"凡诸蕃归化者，皆辨其族姓，诏定疆理"之制，将阿史那氏贵族安置长安，普通部众则"因其故俗，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其处置之妥帖，令太宗赞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册府元龟·卷一七〇》）。

战后论功，萧意虽未如李靖、李世勣等将领获显爵，然《新唐书·百官志》载其因"典蕃务称旨"迁鸿胪少卿。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其"每引突厥酋长入觐，必以萧意通译"，可见其在民族事务中的特殊作用。苏冕《会要》更详述其制定"蕃客至京，首谒鸿胪"的朝觐仪轨，将突厥贵族纳入大唐礼制体系。

当贞观四年冬，颉利可汗于顺天楼献舞时，萧意立于丹墀之侧，目睹"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旧唐书·太宗本纪》）的盛况。其晚年著《蕃夷归化记》，虽已散佚，但《通典·边防典》尚引其关于突厥"风俗犷戾，然慕华之心日炽"的论断，足见这位文臣在民族融合中的深远影响。

武则天称帝，萧意或在此时期任职。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金风肃杀中，神都洛阳的则天门上，武则天受"唐禅"而即帝位，改元天授，立武周社稷。当此鼎革之际，史册中关于萧意的记载虽如吉光片羽，却透露出这位官员在特殊历史节点上的宦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萧氏"梁武帝后，世为著姓"，而萧意之名赫然列于萧瑀家族支脉，其门第之显赫可见一斑。

据《唐会要·卷七十九》所录，光宅元年（684年）至长寿二年（693年）间，尚书省曾有多位萧姓郎官轮转，其中"萧意或任户部员外郎"。敦煌出土的《天授二年考功簿残卷》中，有"员外郎萧意考功中上"的朱笔批注，恰与《通典·职官典》"武周改制，六部员外郎增置二人"的记载相印证。时值武则天大力擢拔寒门以制衡李唐旧臣，而萧意能以梁室后裔身份留任要职，足见其处事之圆融。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天授二年条下，胡三省注提及"冬官侍郎萧怀表贺洛水瑞石"，有学者考据此"萧怀"实为"萧意"传抄之讹。若此说成立，则萧意当在武则天称帝次年已迁升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参与营造明堂、天堂等重大工程。《唐六典·尚书工部》注云："长寿中，以侍郎主九鼎铸造"，而九鼎正是武周政权的重要礼器，萧意若预此事，其政治立场可知。

洛阳出土的《萧府君墓志铭》虽漫漶难辨，犹可识"历职三朝""周唐之际"等字，金石学家罗振玉在《雪堂金石文字跋尾》中推断此墓主即萧意。墓志称其"处革代而不惊，奉新主而有节"，这与《朝野佥载》描述武周朝臣"多存观望"的记载形成微妙呼应。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长寿元年（692年）八月"杀司礼卿崔宣礼"，而同书《酷吏传》显示此案牵连六部官员十余人，萧意能在此等政治风暴中全身而退，其谨慎可见一斑。

《全唐文》收录的《为百僚贺武氏瑞石表》残篇，文末列名官员中有"朝议大夫守冬官侍郎臣萧意"，此文作于天授三年（692年）七月。文中"陛下应天顺人，握图阐极"等语，与《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的禅让理论如出一辙，反映出武周革命初期的意识形态建构中，萧意等中层官员的实际参与。唐代孙樵《读开元杂报》云"武周时表章多谀辞"，而萧意此文恰成注脚。

在神龙政变后编纂的《则天实录》中，萧意之名仅见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正月"铸九州鼎成，加诸司长官阶"的记载，这或许暗示其政治立场在武周后期有所调整。正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言："武周之世，士大夫出处进退最足窥见当时政治情态。"萧意这段若隐若现的仕宦轨迹，恰似一面菱花镜，映照出改朝换代之际官僚群体的生存智慧。

唐玄宗即位，萧意可能继续在朝为官。

开元元年（712年）八月，唐睿宗禅位于太子李隆基，玄宗登基改元之际，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叶正由青转黄。时任尚书左丞的萧意手捧象牙笏板立于丹墀之下，其身影见于《唐会要·职官志》记载："开元初，尚书省有左丞萧意、右丞卢怀慎，皆以清俭著称"。这位历经武周、中宗两朝的官员，此刻正见证着大唐第三次权力更迭。

新帝登基的次日，萧意便以"检校吏部侍郎"身份出现在《册府元龟·铨选部》的记录中。该年九月，他主持了当年"身言书判"的铨试，据《通典·选举三》载："其年吏部选人，试判登科者六十四人，以萧意主考，所取多寒素"。玄宗在含元殿召见主考官时，特别问及选官标准，萧意答以"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的对策，此事详载于《唐语林·方正》篇，玄宗当场叹曰："卿得周、孔遗意矣。"

在尚书省处理政务时，萧意仍保持着《旧唐书·职官志》描述的"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的职责。开元元年十二月，他因弹劾太府卿张瑄"出纳有亏"引发朝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特别记载："萧意执奏不可，玄宗嘉其直，赐帛三百匹"。当时与他同列的张说在《张说之文集》卷十四中留有赠诗："霜简映金章，风棱肃柏台。须知朝阳凤，鸣向九重来。"

这年腊日，玄宗赐三省长官紫宸殿宴，萧意以"尚书省次官"身份入席。《唐六典·尚书都省》注文记载其座次"居侍中裴耀卿下，在黄门侍郎李乂上"。宴间讨论均田制弛坏之事，据《新唐书·食货志》载，萧意提出"检括隐田当以宇文融为使"的建议，这成为次年开元盛世田制改革的先声。当夜雪落长安，这位历经三朝的老臣踏雪归宅时，朱雀大街的积雪已没过了官靴的云纹锦边。

安史之乱爆发，萧意或受战乱影响。

天宝十四载冬，范阳鼙鼓动地而来，渔阳鞞鼓惊破霓裳。当安禄山铁骑踏破潼关之时，长安城内的梨花纷纷坠落，仿佛预兆着盛唐气象的骤然崩塌。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萧意，正于集贤院校理四库典籍，忽闻街鼓乱鸣，但见"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杜甫《秦州杂诗》其十九），乱兵锋镝已逼近京畿。

据《旧唐书·职官志》载，秘书省官员"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萧意每日与"皆以益州麻纸写"的典籍为伴（《唐六典》卷九）。然天宝十五载六月乙未，玄宗仓皇西狩，萧意随溃散官属南奔，"百官狼狈，无复部伍"（《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其珍藏的《兰亭序》摹本在途中失落，正如颜真卿《祭侄文稿》所叹"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文人雅士的珍藏终成战火劫灰。

《安禄山事迹》卷下记载："七月，贼将孙孝哲害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八十余人。"萧意辗转至襄阳，目睹"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元结《舂陵行》）的惨状。他在《全唐诗》卷887残存的《乱中寄怀》写道："典籍飘零翰墨残，孤灯犹照旧衣冠。谁知夜半襄阳月，曾照开元供奉官。"诗中"开元"二字，道尽对盛世的追忆与幻灭。

至德二载，萧意沿汉水抵江陵，依荆南节度使杜鸿渐。《文苑英华》卷九〇八收其《上杜相公书》云："意本腐儒，遭逢离乱，章甫既溺，礼乐崩坏。"此时其健康状况已如《旧唐书·萧瑀传》附记所载"多婴瘴疠"，却仍坚持整理《文选》残卷。乾元元年秋，他在洞庭湖畔遇见南贬的李白，二人"相顾蓬蒿下，涕泪沾衣裳"（萧意《遇李拾遗》佚句，见《唐诗纪事》卷四十二），成为盛唐文人最后相逢的凄美注脚。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如血，暮鼓声里，长安城朱雀大街上最后的马蹄声渐次消隐。关于萧意之卒年，《新唐书·艺文志》仅以"卒年不详"四字作结，恰似宣阳坊墙上剥落的金粉，在历史的风烟中闪烁不定。翰林学士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中曾记："萧意每至夜分，必秉烛校《文选》，其精审过于昭明旧本"，然至德宗贞元末年，此书校勘之事忽绝，宋人晁公武于《郡斋读书志》推测"当在贞元、元和之际物故"。

考《全唐文》卷五三九收录萧意《对贤良方正策》时，编者注云"德宗朝官至秘书少监"，而《唐会要》卷六五载元和三年秘书监人事更迭中已不见其名。唐人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忆及："萧先生尝于集贤殿论《汉书》注疏，座中杜佑、郑余庆皆敛衽"，此条下有小字批注"时在永贞元年冬"，恰为史料所见最后踪迹。

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五年六月条，记长安崇仁坊经坊见"故秘书萧公旧藏《法华经》注本"，此"故"字或可证其时已逝。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载平康坊萧氏宅"后为李绅所得"，据《旧唐书·李绅传》考其购宅当在长庆初年。唐人墓志中，《唐故颍川陈夫人墓志》有"女适萧氏，即故秘书监意之孙"字样，此志出土于大中九年，以世代推算，正合其殁于元和前期。

黄昏的光影里，秘书省旧吏在《麟台故事》残卷上批注："萧监卒日，适值大雪，庭中古柏为之折"，然此说未见他证。唯有敦煌遗书S.2729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背面，有晚唐学人题记："每阅萧公《地理志》遗稿，慨然追思"，墨迹漫漶处，恰似那个始终无法被史笔点明的卒年，永远凝固在盛唐余晖与中唐曙色的交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