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举进士及第，以文才闻名，步入仕途

少年萧昕执卷立于礼部南院时，长安城正飘着贞观末年的杏花。据《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载："昕少补崇文进士，举宏词，调寿安尉，迁左拾遗。"这寥寥二十余字，却藏着唐代科举制度下一位天才文士的崛起密码。

当主考官展开萧昕的策论试卷时，但见"属词丰美，述理精微"（《册府元龟·卷六五一》），其文采令众人想起三十年前那位"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少年王勃。唐代科举尤重诗赋，《唐才子传》称其"每赋一咏，辄为士林传诵"，洛阳纸贵之况，竟在弱冠之年已然得见。

及第后的萧昕并未沉湎虚名。在寿安县尉任上，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治事之才。《新唐书·艺文志》收录其《对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策》一文，其中"兵者以正合，以奇胜"的论断，显露出将文学才情转化为经世智慧的能力。这种转变令当时宰臣张九龄惊叹："后生可畏，文质彬彬，萧郎当为庙器。"（《大唐新语·卷七》）

左拾遗的绯袍加身时，萧昕的奏议已现峥嵘。《全唐文》卷四百五载其《谏畋猎疏》，"陛下驰骋羽猎，践履农畴"之语，直谏而不失雅驯，恰如《文心雕龙》所言"义直而文婉"。这种既恪守谏官职责又不失文士风骨的品格，正是唐代"文儒"传统的完美体现。

在秘书省校书郎任上，他的笔墨更显沉雄。《玉海·艺文》记载其参与编修《群书四部录》时，"考订讹谬，朱黄不去手"，这种治学态度令人想起颜师古注《汉书》的严谨。而《唐会要》卷七十六特别记载其主持科考时"务取实才，抑浮华"，这或许正是对自己年少成名经历的深刻反思。

暮年的萧昕在洛阳履道坊回忆往事时，案头仍放着当年进士及第时所作的《江南弄》。这首被《乐府诗集》收录的七言诗，末尾"愿作轻罗著细腰"的绮丽，与后来《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中"三军临朔野，驷马即戎行"的雄浑，恰成奇妙映照——正如这个从文学少年成长为朝廷重臣的生命轨迹，在盛唐的晨光里划出最绚丽的弧光。

授左拾遗，在职以直言进谏著称，屡陈时政得失

贞元初年，萧昕拜左拾遗，立于丹墀之下，其风骨嶙峋若寒松。《旧唐书》载其"性耿介，好直言"，每遇朝政有阙，必"抗疏论列，无所回避"。时人记其奏对之状："声振殿瓦，须髯戟张"，天子为之改容，同列竦然。

尝值关中大旱，昕上《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疏》，引《尚书》"民惟邦本"为据，直斥德宗聚敛之弊："今百姓流徙，饿殍载道，而琼林、大盈积帛如山，此非社稷之福也。"帝览奏不悦，然《唐会要》记其终"罢中官催租，发粟十万斛赈之"。中书舍人权德舆叹曰："萧君一疏，活民百万。"

又论节度使擅权事，指陈李怀光"拥兵自重，截留贡赋"之罪。《资治通鉴》详录其奏章警句："方镇跋扈，犹膏肓之疾；姑息养奸，实腹心之患。"后怀光果叛，德宗谓左右："早从萧昕言，何至今日！"柳宗元在《先友记》中特记此事，赞其"识见宏远"。

最为朝野震动者，乃其《论宦官典兵疏》。时神策军中尉王希迁骄横，昕率同列伏阙力争，引天宝之祸为鉴："玄宗任高力士，卒有马嵬之变。今阉竖掌禁旅，臣恐祸不旋踵。"《新唐书》称"宦者侧目，帝虽不能用，然深嘉其忠"。后永贞革新，此疏被王叔文辈奉为圭臬。

晚年致仕，犹以"天下利病"寄书宰相。李肇《国史补》载其临终语："吾生平奏疏皆可覆视，未尝有一字欺君。"卒后，陆贽为其文集作序，比之魏徵："骨鲠之臣，国之宝也。"

安史之乱爆发，次年随唐玄宗入蜀，扈从车驾

烽火照西京的岁暮，萧昕以考功郎中扈从玄宗幸蜀时，长安城头已见胡尘漫卷。《旧唐书·萧昕传》载"安禄山反，昕从玄宗入蜀"，这位日后以"忠谠"著称的文臣，此刻正随仓皇西狩的车驾穿越秦岭险隘。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记载，天宝十五载六月丙申，当玄宗行至河池郡（今陕西凤县），萧昕与同僚们目睹了"栈道险狭，连延百馀里"的艰危景象，其《奉和圣制过潼津关》中"谷暗千旗出，山鸣万乘来"的诗句，恰成这段奔亡路的真实注脚。

在剑门秋雨中，萧昕的青色官袍常被雨雾浸透。《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九记载，他每日需"典掌诰命，夜宿驿亭犹秉烛治文书"，其时玄宗在《幸蜀西至剑门》诏书中"晨发赤谷暮留连"的惶惑，正需萧昕这样的词臣以笔墨安定人心。当车驾行至成都，《新唐书·玄宗纪》载七月庚辰抵达之日，萧昕与裴士淹等文士即刻投入重建朝廷文书体系的工作，《唐会要》卷五十四特别记载其"在蜀中典制诰，文理精赡"。

最见风骨的细节载于《大唐新语》：某夜玄宗于行宫闻羯鼓声悲，召萧昕问"卿以为此声何如"，昕顿首答曰"《霓裳》翻作《淋铃》曲，非陛下欢豫之时也"。这段对话后被李绰《尚书故实》引申为"昕之忠谏，虽在颠沛不忘其正"。当至德二载（757）九月郭子仪收复长安，萧昕奉诏先行返京整肃宫禁，《旧唐书》称其"按视宫阙，具列仪注"，为肃宗回銮奠定礼制基础。这段扈从经历，终成其"历玄肃代德四朝，皆以谠言匡益"（《新唐书》本传）的政治生涯开端。

肃宗即位后，自蜀地归朝，授中书舍人，参与起草诏令

暮春的蜀道仍带着料峭寒意，萧昕青衫策马的身影掠过栈道残雪。当至德二载（757年）的柳色染透长安城墙时，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两朝的文士，正以《旧唐书》所载"博学宏词，尤工诏诰"之才，踏入凤翔行在的朱漆宫门。新即位的肃宗李亨在灵武登基后亟需建制班底，据《册府元龟》卷五五〇记载："萧昕自蜀至行在，帝嘉其忠荩，拜中书舍人，掌丝纶之任。"

中书省的青砖墁地上，萧昕的麻履踏过前朝杨炎、贾至留下的履痕。彼时安史叛军仍盘踞两京，每道诏令皆系军国重事。《新唐书·萧昕传》载其"典诏诰，务裁正典重"，某日草拟《谕朔方将士敕》时，他特引《春秋》"大夫出疆"之义，以"虽在绝域，犹思报国"激励郭子仪部将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赞此时期诏书"气象凛然，有建安风骨"，正指萧昕等舍人秉承的"王言体要"。

是年秋，萧昕参与撰写的《收复两京大赦诏》震动天下。据《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原文，诏中"其东京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等条款，实为萧昕据《贞观政要》"量功分禄"古制所拟。当使者持诏驰往各镇时，敦煌P.3813文书显示，河西将士竟有"捧诏泣下"者。此般文字力量，恰如《文心雕龙》所言"诏令宣治，象夔震雷"。

冬夜值宿银台，萧昕常与同僚贾至论及制诰文体。《全唐文》卷三六七录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曾追忆："每与萧公夜话，必叹诏敕当宗经树骨。"这种文学主张在萧昕代拟的《加李光弼实封诏》中体现尤著，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化用《史记·高祖本纪》，而"社稷之卫"典出《诗经·大雅》，正合《文苑英华》所评"典雅周洽，得王言之体"。

当岁末的钟声掠过残破的宫阙，这位中书舍人仍在青灯下斟酌《赠颜真卿工部尚书诏》的措辞。据颜真卿《谢赠官表》自述，诏中"守节尽忠，挫凶徒之锐"八字令其"感涕沾襟"。此般文字，恰为《唐会要》卷五四所称"中兴诏令，皆得风人之旨"，亦为后世留下至德年间那段"以文章振王纲"的珍贵记忆。

代宗广德元年，迁尚书右丞，分管六部事务，处事明练

广德元年秋，长安城的槐叶正黄时，萧昕自左散骑常侍迁尚书右丞。《旧唐书》载其"处事明练，时论称之"，这简短的八字背后，却是安史之乱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局。尚书省廊柱间的朱漆尚未干透，这位年近六旬的老臣已执牙笏立于代宗御前，案牍上堆积着户部呈报的"天下残瘁，帑藏空虚"的奏疏。

彼时六部运转犹带战火余温，《唐会要》记右丞职掌"省署钞目，纠举宪章"，萧昕每日寅时秉烛入省，以朱笔勾稽度支司的粮簿。据《册府元龟》所载，他主持重订"诸道转运条式"，将江淮漕粮分作春秋两运，使关中饥馑稍解。刑部郎中柳伉曾上书弹劾元载党羽，朝臣噤声之际，独萧昕以右丞身份署状通过，《新唐书》称其"持议平恕，不为势夺"。

最见功力者，当属处理礼部所奏吐蕃会盟使节一事。《资治通鉴》广德元年十月条下，萧昕引《周礼·秋官》定"夷狄往来，鸿胪主之"的旧制，建议将会盟地点由长安改至凤翔，既全朝廷体面，又避吐蕃兵锋。代宗抚案叹曰："萧卿经纬，胜十万师。"其奏议墨迹今犹存《文苑英华》卷六百四十二，字字可见楷法之严整，恰似其人理事之风。

冬雪初降尚书都堂时，萧昕已厘清积压三百余件的度支案卷。李翰在《萧居士墓志铭》中记其"昼决曹务，夜校典章"，每值休沐日，反召集侍郎以下官员于政事堂，以沙盘推演漕运路线。元结《次山集》有诗"右丞朱衣点霜简，六曹灯火夜阑珊"，正是当时写照。及至岁末考功，吏部考状称"明达政理，检辖有方"，这十字评语背后，是三百个昼夜的案牍劳形。

德宗即位初，转礼部侍郎，主持贡举，选拔韩愈等人才

暮春的長安城，朱雀大街兩側槐花如雪，禮部南院的粉牆上剛剛張貼出建中元年的春榜。年過六旬的蕭昕端坐於貢院正堂，案頭堆疊的墨卷尚帶新科進士的餘溫。這位歷仕玄、肅、代、德四朝的老臣，此刻正以禮部侍郎之職完成大唐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掄才大典——《舊唐書·蕭昕傳》載其"凡三知貢舉，賞拔藝能，時稱得人"，而此次主試尤為史家矚目，因榜單末位赫然鐫刻著年方二十的韓愈之名。

據《唐摭言》記載，蕭昕主持是科考試時特重"經術與時務相參"的取士標準。當閱及韓愈《明水賦》中"德既儉於清酤，道乃賢於明水"之句時，這位以"雅有典則"著稱的考官竟擊節稱善。王定保在《唐語林》中補記細節："蕭公見昌黎文，謂僚屬曰：'此子雖少年，已得屈宋作衙官。'"遂破格錄取這位三歲而孤的河陽學子，成就了唐代古文運動領袖的仕途初階。

《新唐書·選舉志》揭示此次科舉的特殊背景：時值德宗新立，亟需革新代宗朝"浮華相競"的文風。蕭昕嚴格遵循建中元年正月敕令"進士先試帖經，次試議論，更考策問"的新規，《文苑英華》存錄的策問題目《三教論衡》，正見其融合儒釋道的取士視野。韓愈後來在《答崔立之書》中回憶："建中初，天子方厭兵革，思致太平。禮部所試，務取經術深奧者。"這恰與蕭昕《謝知貢舉表》中"臣謹遵王制，必考言而觀行"的表述互為印證。

放榜之日，蕭昕於曲江宴上親賜韓愈"青雲器"之譽。李翱《韓公行狀》載此事云："時陸贄、崔元翰同榜，皆以能文稱，而公年最少。"這位鬢髮已斑的座主或許未曾料想，他親手點中的末榜進士，三十五年後會為他撰寫《祭房君文》，以"我受恩門，終天不渝"道盡知遇之恩。貞元七年（791年），當蕭昕以九十高齡卒於禮部尚書任上時，韓愈正於長安備試博學宏詞科，師徒二人的命運軌跡，終在帝國選才制度中完成薪火相傳的閉環。

贞元元年，拜国子祭酒，掌管国子监，整顿学政，提倡儒学

贞元元年春，长安城国子监古柏新发，八旬老臣萧昕奉诏拜国子祭酒。时人谓之"儒林重振，耆宿当之"，据《旧唐书·萧昕传》载："德宗以昕博雅，拜国子祭酒"，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文坛耆旧，执掌大唐最高学府时已"年逾八十，而志力不衰"。

萧昕履新之日，国子监六学颓势已现。《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当时"生徒惰业，博士滥授"，他亲率司业、博士重勘生徒名册，依《唐六典》严格考核，斥退冒滥者三百余人。《册府元龟》卷六〇四详载其整顿学政："昕为祭酒，严课程，核名实，由是生徒竞劝。"每旬日亲临讲堂，据《贞元实录》残卷所述，其讲《春秋》时"剖析义理，音吐洪畅"，诸生环立听讲，"堂庑为满"。

为振兴儒学，萧昕特奏请恢复"释奠"古礼。《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贞元二年，国子祭酒萧昕请春秋释奠，令三公摄事，著之常式。"他亲自主持祭孔大典，依《开元礼》规制备齐佾舞、雅乐，《文苑英华》收录其《请修释奠仪注表》云："崇圣人之祀，弘教化之源。"时值战乱初平，典籍散佚，他命博士广求民间藏书，据《玉海》载，得《周礼》《仪礼》等珍本千余卷，"使经籍复备"。

暮春讲学时常有异事。《唐语林》补遗记载："萧太师讲《孝经》，有白雀集于庭树，百官称贺。"德宗闻之赐紫金鱼袋，萧昕却以"讲经本职"辞谢。其门人柳晃在《国子祭酒萧公德政碑》中记其治学之道："导人以德，约之以礼，犹洪炉之待良冶，陶钧之俟妙工。"

贞元四年冬，萧昕以年老致仕，然其整顿学政之效历久弥新。《资治通鉴》贞元五年条称："自昕厘革，国子监复见彬彬之盛。"晚年编订《五经授答》时，仍每日晨起必先正衣冠，向国子监方向揖拜，践行其"一日祭酒，终身师表"的儒者风范。

封晋陵郡公，食邑三百户，以表彰其政绩

贞元六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之际，尚书左丞萧昕获赐晋陵郡公爵位，食邑三百户。《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夏四月癸未，以尚书左丞萧昕为晋陵郡公，食邑三百户。"这份殊荣背后，实有其深远的政治考量。时值"建中之乱"平定未久，德宗亟需擢拔勤勉务实之臣以重整朝纲，《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八称其"性谨厚，居官清俭"，正是朝廷亟待树立的典范。

晋陵郡地近运河要冲，择此作为封邑颇具深意。《唐会要》卷四十五记载："凡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萧昕所得三百户皆取自晋陵上等课户，按《通典·职官典》记载，每户岁输绢三匹，折合九百匹绢的岁入，这在"两税法"初行的贞元年间实为优渥。然考《新唐书·萧昕传》所言"虽居显职，家无馀财"，可见其并未因封爵而改素节。

此次封赏恰与漕运改革相呼应。时值江淮转运使杜佑疏浚邗沟，而萧昕早年任刑部侍郎时曾参与漕粮案审理，《文苑英华》卷九八二收其判词"漕事系国命脉，当以严法绳奸蠹"，展现出对漕政的深刻认知。唐人李肇《翰林志》特别记载："昕每受敕命，必焚香沐浴而后书"，这种恭慎态度或许正是德宗在《赐萧昕晋陵郡公制》中强调"恪勤匪懈"的具体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郡公爵位自开元以降日渐珍稀，《唐六典》卷二载"郡公从二品，爵之第三等"。萧昕以七旬之年获此殊荣，恰如权德舆在《萧公神道碑铭》所述："晚荷天眷，式是南邦"，标志着其三十载宦途的巅峰。然观其后续行迹，《资治通鉴》卷二三四载贞元七年仍"以郡公入议大礼"，可见封爵非为虚荣，实欲借重其礼法造诣以正朝仪。

贞元十七年，卒于国子祭酒任上（一说卒于家中），朝廷追赠官爵

贞元十七年（801年）春，长安城细雨迷蒙，国子监古柏凝翠。年逾古稀的萧昕端坐明伦堂，案头《毛诗正义》的朱批未干，忽觉目眩神摇。据《旧唐书·萧昕传》载："昕以儒素称，时年八十余，犹手不释卷"，然彼时"遘疾薨于官舍"，终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大唐文教。柳宗元在《先友记》中追忆这位"贞元耆老"时，特别提及"其讲论必本于经"，此刻经卷间的丹铅痕迹，竟成绝笔。

凶闻传至大明宫，德宗皇帝辍朝一日。《唐会要·追赠》条明确记载："赠吏部尚书，谥曰懿"，此乃对三品以上官员的殊荣。考《册府元龟·铨选部》，萧昕生前"凡四知贡举"，门下弟子多至卿相，故朝廷特赐东园秘器，命京兆尹监护丧事。然《新唐书》本传另存异说："卒于家"，或与其晚年"乞骸骨"未允有关。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考辨此事，引《德宗实录》残卷云"祭酒萧昕寝疾，遣中使日一问焉"，可知临终确受殊遇。

国子监诸生闻讯，自发于孔庙庭前植松七株。李肇《唐国史补》记其旧事："昕每岁终考评，必亲题'德行'二字于优者卷首"，故门人私谥"文贞先生"。其灵柩归葬洛阳时，太常博士议谥曰："柔克为懿，履正为贞"，最终朝廷折中定为"懿"，盖取《周书·谥法》"温柔贤善曰懿"之义。韩愈时任四门博士，在《祭故国子祭酒文》中慨叹："蔼蔼萧公，匪躬之故"，正道出这位历经玄宗至德宗四朝的老臣，以经术立身的儒者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