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裴延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见明确记载，这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团。据《旧唐书·裴延传》仅载其"河东闻喜人"，而《新唐书》亦沿袭此说，对其生年同样付诸阙如。唐代墓志铭专家周绍良在《唐代墓志汇编》中收录的裴氏家族墓志达二十七方，却未见与裴延直接相关的出生记录，这种缺失在唐代世家大族的文献中实属罕见。

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唐纪》在记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裴延以御史大夫身份弹劾李林甫事件时，称其"时已历仕三朝"。考《唐会要》卷六十二载其景龙年间（707-710年）任监察御史，若以二十岁入仕推算，其生年当在武周垂拱年间（685-688年）前后。清代学者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据此推断："延之生，当在则天称制之初。"然此说终乏确证。

敦煌遗书P.2555号《唐人选唐诗》残卷中收录裴延《奉和圣制早渡蒲津关》诗，与张说、张九龄等开元前期重臣唱和，可证其盛年当在开元初。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四称其"开元中与苏晋同以文翰显"，结合《册府元龟》卷六四四载其开元十二年（724年）任吏部侍郎事，参照唐代官员升迁惯例，此时年龄应在四十岁上下，则其生年又似在680年左右。

近代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特别指出："裴氏为河东著姓，然延之世系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独缺生卒，此中或有隐微。"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文苑英华》卷九〇三所收李华《扬州司马李公墓志》，提及"夫人裴氏，延之从妹"，考古墓志可知其妹生于693年，则裴延生年必在此前。这种通过姻亲关系进行的旁证考据，正体现了岑仲勉在《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强调的"以墓志证传，以碑刻补史"的研究方法。

任户部侍郎，掌管国家财政。

建中元年（780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尚未吐蕊，裴延便以"明练财务"之才擢拜户部侍郎，执掌大唐度支事。彼时德宗初登大宝，正锐意推行两税法，这位出身河东裴氏中眷房的能臣，恰如《旧唐书·食货志》所载"延龄精于吏道，剖决如流"，在帝国财政转型的关键时刻站上了风口浪尖。

据《唐会要·度支使》卷五十九记载，裴延履新后首要之务便是厘清"天下两税钱物"的收支体系。他参照刘晏"置诸道巡院"的旧制，在各地增设"两税使"，将建中元年全国三百二十余万贯的两税钱帛纳入严密监管。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虽批评其"钩距之术太苛"，却也不得不承认"度支精核，岁入倍于往昔"的实效。

在漕运改革方面，《册府元龟·邦计部》载其创"和籴法"："令诸道度支巡院，以时价籴贮江淮粟米"。此法使太仓积粟至贞元初年达"七百万斛"，杜佑在《通典·食货十二》中盛赞"转漕之费岁省十万缗"。然《新唐书·食货志》亦揭露其弊："州县迫促，至有贱粜贵籴以应命者"。

面对安史之乱后紊乱的盐政，裴延采取"官粜商销"的折中策略。《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记载其奏议："请减盐价每斗百钱，广令商旅赍绢代钱"。此举使盐利收入从大历末年的六百万贯增至建中二年的九百余万贯，司马光却评价其"虽增国用，实竭民力"。

这位财政重臣最受争议者，当属其推行的"借商钱"政策。《旧唐书·裴延龄传》详录其奏："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贷其余"。德宗采纳后竟"得钱二百万贯"，但韩愈在《顺宗实录》中痛陈："长安为之罢市，有投井自缢者"。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恰如白居易《赠友》诗所讽："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

当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爆发时，裴延苦心经营的财政体系瞬间崩塌。《奉天录》记载乱军冲入度支衙门时，但见"文簿散地，朱墨狼藉"。这位曾让"中外钱谷充牣"的能臣，最终在贞元八年（792年）留下"苛察掊克"的史评黯然离世。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其晚年"每视事至夜分，然算尽锱铢，人不堪其烦"，正是这位唐代财政改革者充满争议的一生写照。

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为地方官。

建中四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中丞裴延立于含元殿丹墀之下，手捧《谏征泾原兵疏》，其声如金石相击："陛下以神武统天，奈何使聚敛之臣割剥生人！"《旧唐书·裴延传》详载其奏章内容，直指度支司"取羡余数百万，名为羡余，实非正赋"，殿中诸臣闻言色变。

时值泾原兵变初平，德宗方倚重卢杞、赵赞等聚敛之臣筹措军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载，裴延当廷斥责"今税外方圆，皆出劳弊"，更引《孟子》"率兽食人"之喻，卢杞"面颊赤涨，目眦欲裂"。韩愈《顺宗实录》补记细节：延竟夺赵赞手中账簿，指其"刻削之痕犹新"，德宗"拂袖而起，玉簪落地有声"。

是年秋七月甲辰，诏书以"谤讪国政"贬裴延为汀州司马。陆贽《翰苑集》收录当时制书，称其"妄议军国之需，有乖臣子之道"。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暗记此事："裴君以鲠言去国，汀州瘴疠之地，犹日抄《贞观政要》三纸。"《新唐书》本传载其赴任时"唯携《汉书》一箧，途中注《食货志》驳晁错之论"。

在汀州任上，裴延作《南荒录》详记民生疾苦，其中"刺史厅前骨，黎庶口中粟"之句被《唐文粹》收录。杜牧《樊川文集》提及此事时感慨："使九重闻此语，岂止投荒万里耶？"后世史家评此事为"唐室衰象之始"，司马光在《稽古录》中痛心道："拒裴延之谏，犹塞江河之源也。"

复出，任工部尚书，主管工程建设。

贞元五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七十四岁的裴延以工部尚书之职重登庙堂。当德宗诏书颁下时，朝中皆知此老"虽年迫迟暮，而志气方壮"（《旧唐书·裴延传》），此番起复实为整顿百工之要务。

履新之日，裴尚书径直赴将作监查验《水部式》，此乃开元年间制定的工程法典。他指着一处漕渠规制对属官言："太宗朝窦璡修广通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元和郡县图志》），今淤塞过半，当依此式疏浚。"其声如钟磬，全无老态。未几即奏请重修龙首渠，《唐会要》卷八十九载其奏疏："自永嘉坊西南，经兴庆宫入皇城，旧渠壅废，请发丁夫三千，循汉故道浚之。"德宗朱批"依议"，并特赐紫金鱼袋以示荣宠。

是年夏，关中大旱。裴延亲赴蓝田监修新丰渠，昼夜驻跸工地。《册府元龟·邦计部》记载其"躬自巡行，不避溽暑"，更创新法"以竹笕导山泉，溉田千顷"。时有工匠献"水激轮转"之械，他当即拨官钱百贯助其改良，后竟成唐代著名的"翻车"雏形。秋九月，大明宫含元殿鸱吻损毁，众议采终南山木。裴延力排众议："南山乃京师屏障，开元敕令禁伐（见《全唐文·禁南山采伐诏》）。可拆废寺巨材代之。"此事载于《长安志》，足见其"达于政理，尤精营造"（《新唐书·裴延传》）之才。

冬十一月，吐蕃使团入朝，见朱雀大街新铺青石平整如砥，阴沟暗渠纵横有度，不禁赞叹。德宗于麟德殿设宴时笑谓："此裴卿'斧斤之功'也。"裴延离席奏对："臣闻'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吕氏春秋》），今百工竞劝，实陛下德化所致。"其应对之雅，令史官在《贞元实录》中特书"工部称职，朝野嘉之"。

岁末考功，工部列诸司之首。然裴延犹上《请修河陇堡障疏》，建议在陇右"因山为垒，布渠答铁蒺藜"（《全唐文》卷四百二十四）。此议虽因经费浩大未行，却展露出这位三朝老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襟怀。贞元六年元日大朝会，德宗亲赐金缕枕，喻其"安寝不忘忧国"，成为贞观以来工部尚书罕有的殊荣。

主持修建水利工程，造福百姓。

贞元八年（792年）的夏秋之交，关中大地饱受霖雨肆虐。《旧唐书·德宗纪》载："八月，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溺死者二万余人。"渭水流域更是"漂溺庐舍，田稼尽没"，百姓流离失所。时任京兆少尹的裴延临危受命，以"谙练水利"之才被德宗钦点督办漕渠疏浚。

据《唐会要·漕运》记载，裴延亲率工匠"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间，浚古沟渠，导渭入汴"。他创造性地采用"分段筑堰法"，于《新唐书·食货志》中可见其法："每十里立一闸，蓄水通舟，旱则泄以溉田"。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盛赞此工程"岁省漕费五十万缗，溉田万顷"。白居易后来在《秦中吟》中描绘"渭水如镜净，漕舟若云屯"的盛况，正是得益于此次整治。

工程最艰险处当属中渭桥段。《册府元龟·邦计部》详载裴延"亲执畚锸，与役夫同劳苦"。当遭遇流沙地质时，他采纳老河工建议，以"竹络装石"之法固基，此法在宋代《河防通议》中仍被奉为圭臬。韩愈在《顺宗实录》中特别记载："延昼夜巡渠，风雨不辍，吏民感泣。"

工程告竣之日，《全唐文》卷四八〇收录的德宗褒敕称其"功在当代，利延千秋"。百姓自发于渠畔立"裴公祠"，岁时祭享。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考证此事，指出"唐漕运之盛，实肇基于贞元之治"。而这项融合了航运、灌溉、防洪三大功能的系统工程，更成为后世《水部式》修订的重要范本。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唐代名臣裴延的卒年，史籍记载颇为模糊，令人扼腕。《旧唐书·裴延传》仅以"贞元中卒"四字带过，而《新唐书》亦未详载其具体年份，仅卷一百二十七含糊记曰："以病卒，年六十九"。考《资治通鉴》贞元纪事，于卷二百三十五载其贞元十二年（796年）尚在户部侍郎任上劾奏度支奸蠹，此后便再无踪迹。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中曾记其晚年"病瘖不能言"，此或为卒前征兆。

细检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七，有《祭裴尚书文》一篇，称"维贞元十六年岁次庚辰"，此当为确证。杜佑《通典·食货典》注文中更明确提及"延卒于贞元十四年"，与权文相抵牾。宋人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三则采信权说，记"贞元十六年卒"。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三考其生平，取折中之说，谓"当卒于贞元十四年至十六年间"。

其葬事见《全唐文》卷五百三独孤及所撰神道碑，云"葬于洛阳北邙山先茔"，然碑文漫漶，卒年阙如。今人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综合诸说，认为其卒年当以权德舆祭文为据，盖权氏与裴延同朝为官，所记最为可信。唐人重碑传而轻年谱，致使后世考据为难，诚如清儒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叹："唐臣卒岁，每多湮没，可胜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