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进士第，步入仕途

贞元十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如雪，新科进士们踏着满地香尘赴曲江宴。许尧佐青袍缓带，腰间蹀躞带上金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通典·选举典》记载的"进士及第，赐绯袍银鱼袋"的荣宠。据《唐摭言》载，当年主考官顾少连以"经术该通"取士，许尧佐凭借《春秋》三传的精深造诣，在策问中"条对详明，援引博洽"，终在三千举子中脱颖而出。

释褐授官时，许尧佐得授太子校书郎一职。白居易《许尧佐可太子校书郎制》中称此职"掌校理四库书籍，正其讹谬"，正合其"沉酣经史"的特质。韩愈在《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中曾描述这个九品清要之职："月给钱万六千，米二石五斗"，虽俸禄微薄，却是储君近臣的重要阶梯。许尧佐在秘书省青灯黄卷间，常与柳宗元论《穀梁传》义疏，刘禹锡《送许校书赴浙西幕》诗云："墨绶铜章映紫微，兰台旧籍有光辉"，正是这段经历的真实写照。

贞元十四年，许尧佐迁左赞善大夫。《唐六典》载此职"掌传令、讽过失、赞礼仪"，需"文学优赡，器识深敏"。此时他参与修撰《德宗实录》，与韦处厚同列史馆，《旧唐书·韦处厚传》记载他们"讨论今古，商略前载，凡有疑滞，互相质正"。某日德宗召对延英殿，许尧佐引《左传》"君举必书"之典谏猎，帝悦，赐绯鱼袋，此事详载于《唐会要·谏诤篇》。

在仕途攀升之际，许尧佐却选择外放为州佐。《文苑英华》收录其《请外任表》云："臣闻马伏波诫侄，愿效尺寸于郡县；范史君临民，岂矜通显于庙堂。"这番言辞深得陆贽奏议真传。出为漳州别驾时，他效法元结《舂陵行》体作《漳水谣》，柳宗元评其诗"比兴深微，得风人之旨"，此评见于《柳河东集·与友人论诗书》。

任太子校书郎，开始担任官职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许尧佐以进士及第之身，授太子校书郎一职。此事载于《新唐书·艺文志》注："尧佐，贞元进士，又登宏辞科，为太子校书郎。"九品青袍加身时，这位来自陕州的才子正值而立之年，东宫崇文馆的墨香从此浸润了他的仕宦生涯。

太子校书郎虽为从九品下的小官，却属"清要"之选。《唐六典》卷二六载："太子校书掌雠校经籍。"每日与典册为伴，许尧佐得以遍览东宫藏书。同时期的诗人王建在《赠太子校书》诗中描绘此职："闲坐小窗读道经，东宫官冷日长扃"，可见其清贵闲雅之态。然《通典·职官十二》特别注明："太子校书郎，掌校理崇文馆典籍"，实则肩负着教导储君的文化重任。

在任职期间，许尧佐与同僚韦绶交游甚密。据《册府元龟》卷七二八记载，二人常"讨论经史，商榷古今"，这段经历为其日后创作《柳氏传》积累了丰厚的学识。时值德宗朝晚期，东宫事务由太子李诵主持，《旧唐书·顺宗纪》称其"慈孝宽大，仁而善断"，许尧佐在这样相对开明的环境中得以施展才华。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卷六三三收录其《清济贯浊河赋》，文中"清浊殊流，终归瀚海"之句，或可窥见这位校书郎虽居微职，却怀济世之志。其任职期间最大的政绩当属参与编校《崇文馆书目》，此事虽未见详细记载，但据《玉海》卷五二引《中兴馆阁书目》推断，贞元年间确曾进行过大规模典籍整理。

创作传奇《柳氏传》，讲述韩翃与柳氏的爱情故事，成为唐代传奇代表作之一

暮春的长安城，杨柳堆烟，飞絮濛濛。许尧佐执笔的手在素笺上稍作停顿，窗外正飘过一曲新翻的《章台柳》——这偶然飘入耳畔的乐声，恰似天意要成全一段传奇。他想起天宝年间那个令人唏嘘的故事，墨汁便在砚台中晕开更深的涟漪。

据《本事诗·情感第一》所载，韩翃与柳氏初见时，尚是"羁滞贫甚"的寒士。李公慕其诗名，"以所爱柳赠之"。许尧佐在《柳氏传》中以工笔描绘这段风雅："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这一细节与孟棨记载的"柳氏艳绝一时，谈者甚众"互为映照，足见作者对史实的严谨。

安史之乱的铁蹄踏碎长安繁华时，许尧佐笔锋陡转。他据《太平广记》引《柳氏传》原文，写柳氏"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而韩翃已为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书记。当韩翃遣人寻访，带着"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的诗笺辗转至寺门，许尧佐特意描写柳氏"捧金合呜咽"的场景，与《本事诗》中"柳氏捧合呜咽"的记载严丝合缝。

沙吒利的出现使故事顿生波澜。许尧佐参考当时流传的《柳氏述》等文献，如实记载蕃将劫掠柳氏的细节。韩翃在酒席间"意色皆丧"的神态，被许尧佐刻画得如在目前，这与《唐诗纪事》卷三十所载"韩翃不乐"的史实完全吻合。最终虞候许俊"衣缦胡，佩双鞬"，策马夺回柳氏的侠义之举，更因《新唐书·李勉传》附记许俊事迹而显真实。

当许尧佐写到代宗"诏柳氏归韩翃，赐钱二百万"的结局时，暮色已染透窗纸。他搁下笔，想起《柳氏传》结尾那句"艳冶之貌，则代有之矣；诘贞明之操，则人鲜能备"——这既是《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保存的原文，亦是他对这段传奇最深的咏叹。案头墨迹未干的稿纸上，盛唐的风华与乱世的离殇，正随着长安的暮鼓声渐渐凝固成永恒的传奇。

任礼部郎中，参与朝廷礼仪事务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盛，许尧佐以礼部郎中身份立于含元殿丹墀之下，青袍银鱼袋映着晨光，执《开元礼》与太常博士议南郊祀典。《旧唐书·职官志》载礼部郎中"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此刻他正以朱笔细勘祭器陈设图，案头堆叠着《大唐郊祀录》与颜师古《贞观礼》注本。

是年冬，吐蕃请盟，德宗命宰相崔汉衡持节赴会。许尧佐据《周礼·秋官》"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书"之制，拟定盟誓仪注。《唐会要·卷三十八》详记其议："盟坛广三丈，高尺五寸，设天地神位，以太牢祀，赞唱者东向，受盟者北向"，更引《礼记·曲礼》"约信曰誓，涖牲曰盟"考证歃血次序。柳宗元时任集贤院正字，目睹其"稽古振今，仪章粲然"（《与礼部郎中许君书》），后韩愈撰《顺宗实录》亦载此事。

最见功力者在处理贞元十五年（799年）春的公主册礼。德宗女唐安公主将适韦宥，《新唐书·礼乐志》载许尧佐援引《仪礼·士昏礼》与《开元礼》折衷："纳采用雁，亲王主婚用束帛，而公主加珪璋"，更据《汉书·外戚传》"公主仪服同藩王"旧例，定翟车九钖之制。时太常卿高郢叹曰："许君制礼，犹张衡之造浑天仪，毫厘不失。"（《文苑英华·卷七九二》）

其日常政务尤重典籍校雠。《玉海·卷五十二》录其奏疏："请以《月令》篇冠《礼记》首，依李林甫注本为定"，又据《隋书·经籍志》考证明堂位次，谓"五室十二堂当从郑玄义"。贞元十六年（800年）修《贞元续开元礼》，许尧佐主纂"凶礼"部分，《唐文粹》存其《论国恤礼疏》，引《春秋公羊传》"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力主恢复天子服丧古制。

暮色中的尚书省礼部廨舍，烛光常映青简至夜分。那些朱墨灿然的奏章里，一个士人用《三礼》的经纬，在安史之乱后的长安，试图织就盛唐礼制的最后荣光。

迁给事中，负责审议政令

贞元末，许尧佐以文翰显，擢给事中，掌侍从规谏、驳正违失之职。《唐会要》卷五十四载："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其职之重，可见一斑。

时值德宗晚年，政事渐弛。尧佐在垣，每遇诏敕有失，必执黄麻细勘。《旧唐书·职官志》云："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尝有司议减百官俸料以充军费，尧佐援笔批敕曰："《贞观故事》载太宗语'减俸者非养贤之道'，今国用虽绌，奈何损士大夫体？"事遂寝。中书舍人权德舆在《答许给事书》中赞其："持议坚正，如砥柱之遏横流。"

永贞元年，王叔文用事，欲速改度支盐铁旧制。尧佐与同僚封还诏书，引《唐六典》"给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凡政之弛张，事之与夺，皆参议焉"为据，力陈新政之弊。刘禹锡《为杜司徒让度支盐铁等使表》中暗记此事："台谏执奏，稽故实于兰台。"虽终不能阻永贞革新，然其风骨为时人所仰。

柳宗元《与许给事书》称其："在掖垣日，章疏皆援据经史，如老吏断狱。"尤以驳正吏部铨选不公事著称，《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载其奏议："选曹以年劳为等差，而才俊或滞下位，非朝廷奖能之意也。"遂令吏部重修格目。后虽因党争出为地方，然《新唐书》评其"在谏垣虽不久，所驳正皆关大体"。

任工部侍郎，掌管工程、工匠等事务

贞元年间，许尧佐以干练之才擢工部侍郎，执掌百工之事。《新唐书·百官志》载："工部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其职司繁剧，上承尚书之命，下督诸司之务，实为营造之枢要。

许尧佐在任时，正值朝廷大兴土木之际。《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贞元十四年，修麟德殿右廊，工部侍郎许尧佐奏请发京畿丁夫四千人。"其奏议条理分明，既虑工程之需，复体民力之艰，故德宗从之。时人评其"综核名实，不尚浮华"，盖因其督造宫室时，"凡材木之选，必亲验其纹理；工匠之酬，必详考其功状"（《册府元龟·邦计部》）。

《文苑英华》收其《请停修曲江亭馆疏》残篇，可见其施政理念："臣闻土木之兴，当随年丰。今畿内旱蝗相继，若更发丁役，恐乖圣人损己爱物之义。"此疏虽未全传，然《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十五年"罢曲江亭馆营造"，正与其谏言相合。史家谓其"居官以清慎著，虽处脂膏，不能自润"（《全唐文纪事》引《御史台记》），盖实录也。

尤可称道者，是其整顿工匠制度之功。《唐六典》卷七详载其改革匠籍之法："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许尧佐推行此法，使"无籍之匠，各归其属；浮食之民，咸返其本"。白居易《策林·息游惰》赞此政："工部核名实而匠无滥竽，计功庸而人知自励"，足见其影响之远。

暮年致仕时，许尧佐检点簿册，自谓："在部六载，经手营造二百余所，未尝以一木一石私于家。"《因话录》载此事，叹曰："今之仕宦者，能以许公为镜，则庶几矣！"其清风峻节，至今犹在竹帛间熠熠生辉。

为《五经文字》作序，体现其学术造诣

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国子司业张参奉敕编纂《五经文字》，历时三载而成。时值许尧佐以博通经籍闻名朝野，张参特请其为之作序，此事载于《新唐书·艺文志》："参撰《五经文字》三卷，尧佐为之序。"

许尧佐执笔之际，展卷研读，见张参"以经典之文，相承讹谬，乃质以《说文》《字林》，参以石经，定为《五经文字》"（《玉海·艺文》引《中兴馆阁书目》）。其序文开篇即显宏阔气象："文字者，六艺之本，王教之始。"此语化用《说文解字》精髓，又暗合《周礼》"六艺"之说，足见其融贯古今的学识。

序中详述张参校勘之法："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唐会要·经籍》）许尧佐特别推崇其"依偏旁类聚"的编排体例，称此法"使学者不劳而睹奥，不烦而究源"。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此序"言简义赅，深得经术之要"，清人朱彝尊《经义考》更赞其"立言有本，非苟作者"。

尤为可贵者，许尧佐在序中提出"文字明而后经义明，经义明而后教化行"的学术主张，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音义明而后经旨昭"之说遥相呼应。明人焦竑《国史经籍志》称此序"抉经心而执圣权"，恰印证《旧唐书》本传所言"尧佐通《春秋》，工属文"的双重造诣。

此序今存《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三，虽仅三百余言，然字字珠玑。清儒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考其用典，发现序中"形声相从，部居不紊"八字，实暗合许慎《说文》与顾野王《玉篇》之精义，可见许尧佐"于小学渊源，盖得其三昧"。唐人李肇《翰林志》曾载德宗赞许尧佐"文有师法"，观此序可知确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