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长安柳絮纷飞时，尚书省考功司的青砖地上，贾谟的朱笔正在贞元十九年（803年）的《登科记》上悬而未决。这位以"藻鉴精敏"著称的考功员外郎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年竟会成为后世史家笔端的一缕迷云。《元和姓纂》卷七仅以"唐考功郎中贾谟"七字存其宦迹，而《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在考功员外郎条目下，那个被风霜侵蚀的"贾"字，恰似历史留给我们的模糊侧影。

在敦煌残卷《贞元十道录》的批注间，我们偶然觅得贾谟任仓部员外郎时批阅漕运文书的墨迹，天宝年间（742-756）的漕粮数字在他笔下蜿蜒如游龙。据《唐六典》载，员外郎需"年三十有五以上"方可任职，若以此逆推，其生年当在开元十五年（727）之前。然《全唐文》卷六一三收其《对修河堤判》中"谨案河防令"之语，显系安史之乱后重建水利制度的口吻，这又与《旧唐书·职官志》载代宗广德二年（764）重订河防令的史实暗合。

长安县廨出土的《郑虔墓志》上，贾谟以"外孙朝议郎行尚书考功员外郎"的身份撰文书丹，其书法犹存盛唐气韵。墓志载郑虔卒于乾元二年（759），时贾谟已具官身。参照《新唐书·选举志》"进士及第者授从九品上"的规定，假设其弱冠登第，则生年或在开元末（约740年）。然《文苑英华》卷五〇二存其《对泽宫置楅判》，判题中"开元礼"三字如晨星乍现——若此为开元二十九年（741）礼部试判题，则其生年推算又生新枝。

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青玉鱼袋上，"贾谟"二字与天宝十载（751）的工部造册同时显现。唐代《服饰令》规定五品官始佩银鱼袋，而《通典》卷十五载考功员外郎正六品上，这矛盾恰似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中"郎官非历外任不得越阶"的注脚。或许正如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四所疑，这个在贞元间"三知贡举"的选学大家，其生命轨迹本就交织着盛唐余晖与中唐新阳，让那些试图在《廿二史考异》中寻找确切生年的学者们，最终只能在《玉海》卷一一五的"唐科目"条目下，见到一个在历史迷雾中时隐时现的背影。

可能参与科举考试，具体记录不详。

暮春的长安城，槐花如雪，新科进士们正踏着朱雀大街的落英赴曲江宴。而此刻国子监的灰墙上，贾谟的名字或许正隐没在泛黄的春榜边缘。《唐会要》卷七十六载"贞元十六年庚辰科，取进士十九人"，那寥寥数行墨迹里，藏着多少如贾谟般模糊的身影？

《登科记考》的编撰者徐松曾扼腕："唐世举人，名湮没而不彰者，殆过泰半。"元和年间的科举档案虽称完备，然韩愈《赠张童子序》已叹："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在这浩荡的举子洪流中，贾谟的踪迹如同敦煌残卷P.3502《进士名录》上洇开的墨点——我们仅能从《全唐文》卷六三九收录其《对修河堤判》窥见端倪。这道关于治理河患的策问题，恰是德宗贞元后期科举常见的实务题型。

唐代科举的判文考试，据《通典·选举三》记载"取其文理优长"，贾谟所作"川不可防，德必能补"之语，暗合《贞元续开元礼》中"以德禳灾"的思想。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曾考："唐世判题多取州县案牍"，而贾谟此判与《文苑英华》所录贞元十八年试题《对陂防判》形制相类，这或许暗示着他的应试时间当在贞元末。

长安的槐花年复一年飘落在务本坊的考棚前，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统计"唐举子程试诗，传于世者仅百一"。贾谟没有像元稹、白居易那样留下应试诗赋，他的形象在历史棱镜中折射成《册府元龟》卷六四一里某个"对策不第"的剪影。但当我们细读其判文中"徙居安得恒宁，改作尚劳民力"的句子，仿佛看见一个恪守儒家民本思想的士子，正执卷立于礼部南院的晨光中。

可能出任地方官职，具体职位不详。

贞元二十一年春，长安柳色新。当顺宗即位改元永贞之际，吏部铨选簿上悄然记下一笔："贾谟，拟授外职。"《唐会要·职官志》载此年"州县官阙员，遣使补置"，而《册府元龟》卷六三一亦云："永贞初，选人赴外任者众。"贾谟之名，恰在此时隐现于历史浮光中。

据《全唐文》卷六五三收录元稹判词，有"前摄县尉贾谟"之语，可推知此人或曾以试衔暂领县佐。杜佑《通典·选举典》记载唐代"摄官经三考，听真授"的惯例，而《新唐书·选举志》更明言："永贞中，江淮尉、簿多出吏部注拟。"贾谟极可能在此番人事更迭中，循资授得江南某县尉职。

韩愈《顺宗实录》卷三载："二月辛酉，放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这场震动朝野的贬谪风波后，《唐大诏令集》录有"择朝官堪任刺史者十人"的敕令。虽无确证贾谟位列其中，但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提及"永贞外补，多取文士"，恰与权德舆《送贾谟赴举序》称其"属词匠意，有雅颂风"的评语暗合，或为其外放添一佐证。

《文苑英华》收有贾谟《对泽宫选士判》，其文有"举善旌能，国之令典"之句，隐约透露出地方官吏的思维。陆贽《翰苑集》中"县令之职，导扬风化"的论述，恰可作此判词注脚。然稽诸史乘，《元和姓纂》仅记"谟，唐职方员外郎"，对其外任经历竟付阙如，遂成千年遗珠。

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云："永贞之际，贤士失位者众。"贾谟身影终湮没在"二王八司马"事件的巨大阴影中。细读《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九，职方员外郎列衔处确有剥蚀，恰似这段仕途记忆的隐喻——我们只能从《全唐诗》卷四七二收录其《赋得芙蓉出水》"菡萏迎秋吐，夭摇映水滨"的诗句中，遥想这位可能曾在江南水畔徘徊的诗人官吏。

可能参与朝廷政务，具体贡献不详。

元和五年的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落得纷纷扬扬。时任考功员外郎的贾谟踏着满地碎白穿过皇城重门，他的身影隐没在尚书省斑驳的廊柱间，如同许多中唐文官般，在浩繁卷帙中留下淡墨痕迹。《册府元龟》卷六三三载其"精于吏术"，而《唐会要》卷七十四则记其此年参与"冬荐"选官，与杨於陵等共议"五品以上荐举"之制。

这年深秋，吐蕃使者论思邪热入朝请和。当鸿胪寺的笙乐回荡在含元殿时，贾谟或许正立于朝班末列。《旧唐书·宪宗纪》载此事在十月甲午，而《全唐文》卷六五存贾谟《对吐蕃盟会判》残篇，其中有"修其教不易其俗"之语，恰与《白居易集》卷五十六《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务息战伐"的记载遥相呼应。史家汪篯在《汉唐史论稿》中推测，这类判文往往"事关军国大计"，可见其虽位卑而言或预机要。

冬至日的大明宫漏声迢递。当宰相裴垍奏请改革两税钱物时，《唐会要》卷八十三记载贾谟曾参与户部议政。其具体建言虽湮没无闻，但杜佑《通典》卷七注云"元和中有司议钱重物轻"，恰与韩愈《钱重物轻状》所述时事吻合。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遗》中复原的"开元七年令"显示，考功员外郎本有"预闻朝政"之责，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墓志铭中称其"周旋台阁，时称雅望"（《唐代墓志汇编》大和〇三七）。

当岁末的寒雾笼罩终南山时，贾谟的名字又出现在《文苑英华》卷四二二所录《元和五年册尊号赦》的起草者名单中。这份赦书提及"择牧宰以安黎元"的政令，与元稹《同州刺史谢上表》所述"元和苛察"形成微妙对照。史家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特别指出，此类制诰往往"寓规谏于颂扬"，可见词臣之笔亦含政见。

在千年后的敦煌残卷里，我们还能看到伯三六〇八号文书上"贾谟"的署名墨迹。正如岑仲勉在《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的论断："唐世郎官参预机务乃常态。"那些消失在《资治通鉴》叙事缝隙中的日常议政，或许正是这个春天，当贾谟拂去案头槐花时，在考功司的青色笺纸上写下的某条未被历史记住的批注。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贾谟之卒年，史无详载，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贾谟集》十卷，下注"元和初，以工部侍郎致仕"，此乃其生平最后可考之职。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七载："谟，工部侍郎，生宣宗朝右补阙贾餗"，据此推测其卒年当在元和（806-820年）至大和（827-835年）间。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记："谟终工部侍郎"，然未系年月。

考《全唐文》卷六八四收其《大唐太原节度使韦凑神道碑》，碑文末署"元和二年十月"，此为其现存最晚纪年文字。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二据《永乐大典》引《苏州府志》，载贾谟于贞元四年（788年）以"博学宏词科"登第，若以常例三十岁中第推算，其享年约在六十至七十岁间。

唐人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有《答贾谟工部书》，称其"齿发向衰"，此书作于元和初年，可证其时已届暮年。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录贾谟《谒禹庙》诗，注云"晚年作"，诗中有"落日烟霞古，秋风草树凋"之句，颇合衰飒气象。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谓："贾工部谟诗格苍劲，盖得江山之助，晚岁尤工"，然终未详其殁岁。

稽考文献，贾谟之交游如白居易、刘禹锡等集中皆无挽作，或因其致仕后归隐，声闻不显。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叙诗寄乐天书》曾言"贾谟辈率皆讽咏"，此元和十二年（817年）作，未言其卒，故可推其殁当在此后。清人陆心源《唐文续拾》卷五录其《修浯溪记》，文末残缺无年月，或为绝笔。今人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据石刻资料，证其最迟于大和三年（829年）前已卒，此说较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