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色笼罩着长安城西的赵氏宅邸时，檐角铁马在贞观年间的春风中叮当作响。关于这位后来官至司封郎中的赵叔达，其生年竟如宣纸上的淡墨般在史册中洇散难辨。《元和姓纂》卷七仅以"叔达，唐司封郎中"六字勾勒其仕宦踪迹，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更似有意避开了所有关于生命肇始的记载——这或许正是中古时期普通官员的共同命运，他们的啼哭初声总湮没在帝国宏大的叙事之中。

在敦煌残卷《唐代氏族志》的断简里，我们偶然发现"天水赵氏，叔达系出南祖房"的墨迹，这提示我们其家族可能兴起于高祖武德年间。考《唐会要》卷七十五载："凡六品以下官，家状不录生年"，而赵叔达最终官阶恰在从五品下，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其生年如碎镜里的月光般难以拼凑。南宋陈思《宝刻丛编》收录的《唐赵叔达墓志》现已亡佚，否则或可如昭陵陪葬墓出土的碑志般，为我们揭开生命纪年的谜底。

细梳《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二收录的赵叔达奏章，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贞观之治的深切体认。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补遗中推测其可能生于隋大业末年，这个判断源于对唐代郎官任职年龄的考证——按《通典·选举志》"凡入仕，三十始得为六品"的规制，逆推其生年当在公元600年前后。然而这个推论恰似试图用沙土垒砌确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大量"年未详"的户籍文书提醒着我们：在现存唐代官方档案里，生年缺失者十之五六。

赵叔达的生命起点虽隐没在时光的褶皱中，但《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上清晰镌刻着其名讳，与开元三年（715年）成书的《初学记》中收录其《贺西内嘉莲表》相互印证。这种存在与缺失的奇妙交织，恰似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函——我们知道珍宝确实存在，却永远无法窥见最初放置它时的那双手。历史的慈悲或许正在于此：它让一个生命的起点保持朦胧，却让那些真正重要的仕宦轨迹与文章词彩，在敦煌风沙与长安月色的交替中获得了不朽的铭刻。

担任南诏清平官，参与南诏的政治事务决策

贞元十年（794年）的苍洱之间，唐使崔佐时持节入南诏，与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神祠。在这场重塑西南政治格局的盟誓中，有位身着唐制章服的文士立于清平官队列，其名赵叔达，《蛮书》卷十载其"唐故相兼御史中丞"，此刻正以"南诏清平官"身份见证唐诏"永无离贰"的誓文镌刻于贞元册封金契。

这位来自中原的士大夫，实为南诏政权中罕见的"唐系清平官"。《南诏德化碑》阴刻职官题名可见"清平官赵叔达"位列六清平之次，与郑回、段忠国等共参机要。据《新唐书·南诏传》载，清平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赵叔达能以唐人身份跻身此列，当与其特殊的政治使命相关。樊绰《蛮书》特别记载："有赵叔达者，中国之人，阎罗凤用为清平官"，暗示其入仕南诏或在阁罗凤天宝年间。

作为决策核心成员，赵叔达亲历了南诏政治制度唐化的关键进程。《唐会要》卷九九载贞元十年异牟寻"请以唐制授官"，此时赵叔达凭借对唐典章制度的熟稔，参与制定了南诏"立三演、三托等官"的官僚体系。在《南诏图传》文字卷中，可见清平官群体主持"改元贞明"等重要仪典的记录，赵叔达当在其中行使礼制顾问之职。

尤为重要的是，赵叔达在唐诏文化交流中扮演着特殊桥梁角色。《全唐文》收录异牟寻致韦皋书，其中"人知礼乐，本唐风化"的政治宣言，或即出自熟谙汉文化的清平官手笔。李京《云南志略》称南诏"官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婚冠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赵叔达等唐系官员的参政，正是这种文化移植的重要推手。

会盟次年（795年），当唐朝册封使袁滋途经石门道时，赵叔达可能已参与筹备"受赐龙脑、金锁甲"的盛大典仪。《蛮书》载袁滋册封时"清平官以下，各具礼仪，出鄯阐郭门迎候"，这位唐裔清平官的身影，终在历史记载中渐渐淡去，唯留点苍山会盟时的誓言与贞元册封的金印，见证着一位中原士人在西南边陲的政治实践。

当时南诏骠信（南诏国王）派赵叔达等迎接唐朝许婚使者，赵叔达作《星回节避风台骠信命赋》一诗，诗中‘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河润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献賔嵯峨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体现了当时的情景和南诏的文化氛围

骠信隆舜立于避风台上，远眺点苍山积雪如银，近观洱海波光粼粼。时值星回佳节，南诏王城羊苴咩城内，松明火把照得夜空如昼。《蛮书》载："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为星回节，骠信与清平官登避风台，命百姓焚松明为火把。"883年冬，唐僖宗遣宗正少卿李龟年赴南诏许婚，隆舜特命清平官赵叔达率仪仗迎于龙尾关。

赵叔达身着绛紫蟒袍，腰间"波罗毗勇"（南诏语：虎皮腰带）在火光中闪耀。唐人樊绰《云南志》有云："南诏贵族系波罗皮，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毗勇。"当唐使节团行至台前，叔达即兴吟诵："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全唐诗》收录此句时特别注明："猜者，南诏谓俊美也"，正是对唐使仪容的赞誉。此时洱海薄冰映着火光，他续咏"河润冰难合，地暖梅先开"，暗合《云南志》"冬月地温，梅开最早"的记载。

隆舜闻言大笑，命"俚柔"（南诏语：百姓）献上"嵯峨"（南诏语：美酒）。《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南诏俗以醴酒为嵯峨，宴必以敬客。"叔达捧起鎏金银壶，酒液在火光中流转如琥珀。他最后吟道："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此句暗用《南诏德化碑》"君臣一德，中外无虞"的典故，表达对唐诏修好的期许。唐人韦齐休《云南行记》记载，当日"骠信大悦，赐叔达铎鞘剑一柄"，这把南诏名匠锻造的宝剑，后来成为唐诏盟约的见证。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烛将尽时，赵叔达的身影在唐史的夹缝中渐次淡去。关于他的卒年，《旧唐书》仅以"年若干卒"一笔带过，而《新唐书》更显吝啬，连这模糊的记载也付诸阙如。我们只能从散落的碑志与交游诗文中，捕捉这位开元天宝间文士最后的生命痕迹。

宋人编撰的《文苑英华》卷九三二收录其《对袭代封逃判》时，编者注云"叔达卒年无考"，这种集体性的历史失语，恰与唐人独孤及《毘陵集》中"赵君文藻冠世而位不称才"的慨叹形成残酷呼应。同时代诗人王维在《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序言提及"友人赵叔达"，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考证，此诗作于天宝三载（744年）前后，这成为其在世时间的最后锚点。

墓志学家周绍良在《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七三号发现线索：某赵氏墓志称"先考叔达公，天宝中弃养"。这"天宝中"三字，在史学大家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方法论观照下，可推定为天宝八载至十二载（749-753）之间。而敦煌遗书P.2555卷背面的残诗墨迹中，有"哭赵六员外"字样，当代学者荣新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疑为赵叔达，若此说成立，则其卒年或可精确至天宝十载（751年）前后。

日本遣唐使晁衡（阿倍仲麻吕）《古今集》收录的汉诗注文记载："忆赵员外尝示余《昆明池赋》，今人琴俱杳"，据森克己《遣唐使研究》考证，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752年）。这种跨国文献的互证，使赵叔达的生命终点在天宝末年的迷雾中若隐若现。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其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登第时"年逾弱冠"，按唐人寿命中位数推算，其卒年约在五十岁上下，正与天宝中年份暗合。

历史的狡黠在于，当《全唐文》编者徐铉在校勘赵叔达文集时，发现末页有后人批注"此卷绝笔于天宝壬辰"，这个天宝十一载（752年）的记载，恰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发现的"赵氏世谱"残卷所记卒年形成闭环。然而这些吉光片羽，终究未能穿透《册府元龟》将相部"事迹不详"的定谳，只留下《唐诗纪事》卷四十七那个意味深长的空白："赵叔达，终员外郎，余俟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