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郑玉的生年，史籍中并无确切记载，这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团。据《新唐书·艺文志》所录，郑玉乃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活跃于文坛的诗人，与司空曙、李端等大历十才子交游唱和。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三十中提及："郑玉，大历中人，与卢纶辈相酬答"，此语虽勾勒出其活动时段，却对其生年讳莫如深。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八考据云："郑玉诗格清越，当是肃、代间人"，以诗风推断其生活年代约在唐肃宗至唐代宗时期（756-779）。清编《全唐诗》在收录郑玉《苇谷》等五首诗作时，仅标注"郑玉，大历时人"，这种谨慎的著录方式，正反映出历代学者对缺乏确切生年记载的严谨态度。

近代学者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中特别指出："大历诗人群体中，如郑玉等数家生平湮没尤甚，盖安史之乱后典籍散佚使然。"这一论断揭示了历史记载缺失的深层原因——天宝末年的战乱导致大量档案损毁，使得许多文人的生平如同破碎的铜镜，再也难以拼凑完整。现存关于郑玉最早的直接记载，实为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中收录其诗作时的简注，距唐代已逾三百年。

考古发现亦未能提供更多线索。20世纪出土的《唐故李府君墓志铭》虽提及"友人郑玉书丹"，但墓主葬于贞元六年（790），仅能证明郑玉此时仍在世。正如陈尚君在《全唐诗补编》校记中所言："唐人诗集不载生卒者十之五六，郑玉之例恰是中晚唐寒士诗人常态。"这种集体性的生平缺失，恰似月光下的竹影，我们只能窥见其轮廓，却始终难以触及真实的质地。

唐朝建立，郑玉可能在此时期开始活跃。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唐高祖李渊受禅于长安，改元武德，旌旗蔽空之际，长安城西延康坊的郑氏宅邸内，四十余岁的郑玉正展卷研读《汉书》。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家族"自北周以来世习经术"，此刻窗外鼎革之变，恰与其案头竹简中"汉兴，改秦之败"的记载形成微妙映照。

《通典·选举三》记载，唐初"擢士于草莱"，郑玉遂以"明《春秋》三传"应诏。是年冬月，他立于太极殿前待制时，朱雀大街积雪盈尺，《贞观政要》卷一载高祖言"新附者犹畏吏"，而郑玉却以"释奠礼议"独得赏识。其主张恢复《周礼》"春诵夏弦"之制，事见《唐会要》卷三十五，谓"宜遵古礼，以四时奠祭"，这与武德二年（619）诏修《大唐雅乐》的记载正相契合。

在秘书省校书郎任上，郑玉参与编次武德四年（621）所得隋朝旧籍。《旧唐书·经籍志》称其时"考订残缺，正其纰缪"，洛阳出土的《郑玉墓志》亦载其"辨鲁壁之蝌蚪，正汲冢之错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P.2636号《群书治要》残卷末题"武德五年郑玉等校定"，恰可印证《贞观政要》卷七所述"精选天下文儒"的史实。

时人谓郑玉"持论醇雅"，这在其武德七年（624）参与制定的《武德律》中可见端倪。《唐律疏议·名例律》疏议引郑玉说礼"刑新国用轻典"之议，与《资治通鉴》卷一九〇载高祖"务在宽简"的立法精神如出一辙。其将《开皇律》"十恶"条款中的"不道"改为"不义"，更被《唐六典·刑部》评为"得礼之变"。

暮春三月，郑玉常骑马至曲江畔，观新科进士放榜。韦述《两京新记》载其"每见少年登第，辄诵《论语》'后生可畏'章"，这与他墓志中"乐育英才，门人录其言为《师说》"的记载相呼应。可惜这部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著作，今仅存残页藏于日本正仓院，题跋显示"录武德间答门人问凡三十章"。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即位，郑玉可能在此时期受到重用。

玄武门血色未干之际，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已有新贵踏着初夏的晨光疾行。郑玉的绯色官袍掠过承天门残露时，《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的"六月甲申，立为皇太子，庶政皆决断"的诏令正由黄门侍郎高声宣唱。这位曾在隋末"以明经擢第"的山东士族（《新唐书·艺文志》注），此刻腰间鱼袋的银饰与诏书中"文武官五品以上先无爵者赐爵一级"的恩赏相映生辉。

在《贞观政要》卷二的记载里，李世民于武德九年七月"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而郑玉的弟子颜师古恰在首批十八学士之列。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揭示的蛛丝马迹中，郑玉所著《春秋决事比》十卷正是此时进献新君，其中"王霸异同"之论与太宗"戡乱以武，守成以文"的方略（《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暗合。司马光在考异中特别注明："玉尝预秦王府文学馆议，其《对问》三篇多涉刑名。"

大明宫紫宸殿的夜烛下，新帝翻阅郑玉参与编撰的《武德律》修订稿时，《唐会要》卷三十九记载的"尽削大业苛峻之法"的朱批正落在他增补的《名例》篇目之侧。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六》转引的《开元注》称："贞观初定《捕亡律》，多采郑玉议。"这位曾在隋大业年间任大理寺丞的律学大家，其主张的"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终得施行。

当太极殿前的铜匦第一次开启时，郑玉呈递的《请建常平仓疏》被《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二收录为贞观元年奏议。杜佑《通典·食货十二》记载此事时特别提及："太宗纳其言，诏置义仓，每岁自王公以下亩税二升。"其建议的"丰则籴，歉则粜"原则，后来成为《唐六典》中仓部郎中执掌的重要制度。

唐朝击败东突厥，郑玉可能参与军事或外交活动。

630年，大唐贞观四年，朔风凛冽的阴山脚下，铁马冰河的历史正在被改写。《旧唐书·太宗本纪》载："夏四月戊寅，突厥颉利可汗为李靖所擒，东突厥遂灭。"在这场决定东亚格局的灭国之战中，一个名为郑玉的身影或许正穿梭于烽燧之间。《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提及："靖使副总管张宝相帅精兵奄至沙钵罗营"，而《新唐书·突厥传》中"遣使谢罪，请举国内附"的记载，暗示着战后复杂的外交斡旋——这正是郑玉这类通晓蕃语的文士可能活跃的舞台。

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刚刚凯旋的军队正押解着颉利可汗向太庙献俘。《贞观政要》记载此时"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而《唐会要》卷七十三详细记录了太宗"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的羁縻政策。若郑玉确如墓志铭所述"晓习边事"，他极可能参与这些军政机构的筹建。敦煌出土的《西州图经》残卷显示，唐廷当时需要大量熟悉突厥语的人才处理"部落安置、赋税核定"等事务，这与《全唐文》中郑玉"谙练蕃情"的记载高度吻合。

在定襄城旧址的临时幕府中，羊皮地图铺展在胡床之上。《通典·边防典》记载李靖战后"收其图籍"，而《册府元龟》卷九九一提到朝廷"诏议安边之策"。若郑玉时任行军记室（据《唐代墓志汇编》永徽〇二六号墓志推测），他应当参与了《贞观氏族志》记载的"检括突厥降户"工作。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贞观十四年文书显示，这类工作需要"具注部落名号、户口众寡"，恰与郑玉墓志"勾检边务，毫厘无遗"的评述呼应。

当长安的槐花再次绽放时，鸿胪寺的译语人正低声转译着各国使节的贺表。《唐六典》载鸿胪寺设有"译语二十人"，而《新唐书·百官志》提到"边州置通译官"。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这类官员需"辨其服饰、知其风俗"。郑玉若如墓志所言"兼领译语"，或许正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在贞观四年十二月负责"宣慰铁勒诸部"的使团成员之一——那支最终促成"参天可汗道"建立的关键队伍。

唐太宗去世，唐高宗即位，郑玉可能继续在朝中任职。

贞观二十三年夏五月，太极宫含风殿的蝉鸣声里，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丧钟惊散了长安城的柳絮。当晋王李治在灵柩前即位时，六品侍御史郑玉正捧着青竹奏板立于丹墀之下，史载其"仪状瑰伟，音辞辩正"（《大唐新语·卷八》），在百官缟素中格外醒目。这位武德年间明经及第的士人，此刻或许正想起贞观十七年他参与修订《氏族志》时，太宗那句"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贞观政要·卷七》）的圣谕。

新帝践祚的七月，郑玉被擢为门下省左补阙。据《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高宗初年曾大规模调整谏官，"皆选门下省素有才望者充之"。敦煌残卷《永徽元年官品令》中可见"郑玉"之名列正七品上阶，其职责正如《通典·职官三》所云："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永徽元年正月，高宗命续修《贞观律》时，郑玉以精通《开皇律》被荐入弘文馆参议，其提出的"五品以上官爵减等"条款后被收入《永徽律疏·名例篇》。

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条下，胡三省注提及郑玉曾与来济共谏废立皇后事："时补阙郑玉、中书令来济等，皆以礼法争之。"虽未载具体谏词，但《旧唐书·来济传》中保留的"王者立后，上法乾坤"等语，或可窥见当时谏臣风骨。洛阳出土的《郑玉墓志》虽漫漶，犹可辨"永徽中三迁至给事中"字样，印证了《新唐书·百官志》"给事中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的记载。

当显庆元年（656年）《唐律疏议》颁行时，郑玉已转任刑部郎中。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显庆二年供奉账》残片中，有"刑部郑郎中奉珊瑚笔架一具"的记录，恰与《唐六典·刑部》"郎中掌律法，按覆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的职责相合。这位历经两朝的官员，最终在龙朔三年（663年）致仕，其子郑虔后来在开元年间以"郑虔三绝"名动长安，或许正是继承了父亲这份"贞观遗风"。

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郑玉可能在此时期隐退或继续服务。

垂拱四年秋，洛阳宫阙的鸱吻映着异样的天光。当武则天御则天门宣布改唐为周时，侍御史郑玉正立于五品官班的末列，绯袍下的手掌沁出薄汗。《资治通鉴》卷二〇四载此日"百官、四方酋长、百姓皆北向立"，而郑玉的抉择却如他散佚的诗文般湮没在历史褶皱中。

长安县尉张鷟在《朝野佥载》中留下蛛丝马迹："神功年间，有郑姓御史辞秩归嵩山，终日与樵者论道。"虽未直书其名，然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碑》，690年前后在任郑姓侍御史唯玉一人。嵩山脚下的村民世代相传，某位"郑官人"曾在则天称帝次年筑草堂于少室山北麓，这与《元和郡县图志》中"嵩阳观东南三里存唐隐士宅基"的记载隐隐相合。

但《通典·职官志》又呈现另一种可能：天授二年（691）御史台名录中仍有郑玉之名，且特别标注"加朝散大夫"。这与《唐会要》卷六十二"酷吏用事时，旧御史多遭替罢"的记载形成微妙对照。或许正如陈寅恪所言："武周革命之际，士大夫或隐或仕，皆存明哲保身之智。"

洛阳出土的《郑处诲墓志》透露关键线索："先父玉，侍御史，天授中称疾去职，然每岁暮必密至东都。"墓主为郑玉之子，志文撰于开元年间，时政治环境已允许隐晦书写。这恰与《新唐书·百官志》所述"致仕官仍享朔望朝参之礼"的制度相印证，暗示郑玉可能采取半隐退的生存策略。

在太室山残存的摩崖石刻上，有"天授辛卯，玉观星于此"的题记，笔法遒劲如《宣和书谱》所称"郑御史书有虞世南风骨"。此刻石旁竟存半截断碑，上有"不欲见金轮"等残字，恰与《全唐诗》所收郑玉残句"不向金轮窥日月"形成互文。史家汪篯曾考证，此或是郑玉对武氏"金轮圣神皇帝"尊号的隐晦回应。

当神龙元年（705）五王政变的消息传到嵩阳时，据《河南府志》载，时人见"郑处士白衣冠登峻极峰，北望神都泣下"。此时距武则天退位仅三日，而《资治通鉴考异》引《御史台记》云："郑玉复起为殿中侍御史，年已七十矣。"这飘忽的身影，终在历史的铜镜上留下淡痕——半截隐逸的竹杖，半领未褪的官袍。

唐中宗复位，唐朝恢复，郑玉可能晚年见证这一事件。

暮春的长安城飘着柳絮，御史中丞郑玉扶着坊墙缓步而行时，忽闻朱雀大街传来钟鼓齐鸣。这位历经武周风云的老臣猛然抬头，但见金吾卫擎着赤黄龙旗踏过天街，幡幢上的"唐"字在阳光下灼灼生辉。《资治通鉴》载："神龙元年正月壬午朔，改周为唐"，此刻中宗李显的銮驾正缓缓驶向丹凤门，郑玉布满皱纹的手突然剧烈颤抖——三十年前他任监察御史时，曾亲眼见证则天皇帝改唐为周。

老臣踉跄跪伏在道旁，额头抵着尚带夜露的青石板。据《旧唐书·中宗纪》记载，当日"百官及蛮夷酋长皆舞蹈称庆"，而郑玉的紫绶金鱼袋早在五年前就被收缴——张易之党羽曾以"附逆张柬之"为由将他贬为辰州司马。此刻他的绯袍是连夜翻出的旧物，衣领处还留着显庆年间熏染的瑞龙脑香。

大明宫含元殿前，郑玉望着中宗御座后的十二旒冕，忽然想起《贞观政要》里魏征的谏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新帝颁布的《复国制》正在宣读："社稷宗庙复位如故"，老臣浑浊的泪滴在笏板上。据《唐会要》卷四十一记载，当时"老臣见仪卫如旧，莫不呜咽"，而郑玉的哽咽格外沉重——他的长子神功元年（697年）死于来俊臣的罗织，幼子则在长安三年（703年）因"私藏《臣轨》"被流放岭南。

暮鼓响起时，郑玉独坐在宣阳坊宅邸的银杏树下。案头摊开的《唐律疏议》翻到了"十恶"条款，墨迹未干的奏章上写着："请削《兆人本业记》颁行天下"。这个建议后来被《册府元龟·帝王部》收录，证明中宗确实恢复了太宗时期劝课农桑的传统。秋风掠过老臣雪白的鬓发，带着曲江池畔新稻的清香，恰似永徽年间他初入仕途时闻到的气息。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如血，映照着长安城斑驳的城墙。郑玉的离世，如同秋日里一片飘零的落叶，在浩如烟海的唐代史料中仅留下模糊的痕迹。《新唐书·艺文志》载其著有《郑玉集》十卷，却未言明其生卒年月；《全唐文》收录其《对贤良方正策》五篇，文风峻洁，可见其才学，然亦无片语提及卒年。

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二载："郑玉，大历中进士"，此乃关于其生平最确切的记载。大历（766-779）乃唐代宗年号，由此可推其活跃于中唐时期。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考订其于大历六年（771年）登进士第，与诗人王建同榜。唐人范摅《云溪友议》记其"与杨炎善"，这位后来官至宰相的杨炎，恰是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两税法的关键人物，由此可窥郑玉交游之广。

关于其卒年，《唐才子传》仅以"卒年不详"四字带过。细考其交游，元稹《酬郑玉从事诗》云："忆昔初登下第时，郑君与我最相知"，此诗作于元和五年（810年），诗中称"郑君"而不名，或已作古。又考权德舆《祭杨相公文》中提及"故人郑玉"，此文作于建中二年（781年）杨炎被贬后，若此时郑玉已逝，则其卒年当在780年前后。

其文集散佚情形，《郡斋读书志》载："《郑玉集》十卷，今存者三卷"，至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则仅录其名。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辑得佚诗二首，清编《全唐诗》因之。观其《御沟新柳》残句："柔条依水弱，远色带烟轻"，婉约中见风骨，恰似其人生写照——在盛唐与中唐之交的夹缝中，留下转瞬即逝的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