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郑鏦的生年，史籍中确无明确记载，这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团。《新唐书·艺文志》仅载其"字文明，郑州荥阳人"，而《全唐诗》小传亦未言及其生卒年岁。考《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796年）条有"以郑鏦为谏议大夫"之记录，又据《唐会要》卷五十四载其贞元末尚在朝议大夫任，可知其政治活动主要集中于德宗朝后期。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九记荥阳郑氏世系时，将郑鏦列于郑馀庆族侄辈。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郑馀庆生于天宝八载（749年），若以三十年为一世代推算，郑鏦生年当在大历（766-779）年间。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二据《永乐大典》引《苏州府志》，考订郑鏦于贞元元年（785年）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代制科应试者通常年过而立，由此逆推，其生年或在玄宗天宝末年至代宗永泰年间（755-766）。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三收有郑鏦应试时所作《贤良方正策》，文中自述"臣家本荥洧，代传儒素"，又言"每览前史，见开元、天宝之事"，此语若出自亲身经历记忆，则其生年或更接近开元末年。然《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五载其贞元中对策时自称"草莽臣"，唐代士子应制科多需地方举荐，年岁太轻者恐难获此资格，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认为其生年当不早于天宝十载（751年）。

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郑鏦集》时注"贞元进士"，然唐代进士及第平均年龄约三十岁，与制科记载形成矛盾。清人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一通过排比郑鏦历任考功员外郎、户部郎中的时间，推定其仕宦轨迹更符合生于宝应、广德年间（762-764）的假设。近代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则指出，郑鏦在贞元末已官至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若依唐代官员正常迁转速度，其生年上限可推至天宝中后期。

现存最直接的时间坐标，当属《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祭郑谏议鏦文》，权德舆称其"寿不充德"，结合权氏生平及文中"贞元季年"的记载，可推测郑鏦享年约五十余岁，卒于永贞至元和初。若取贞元元年（785年）制科及第时三十五岁计算，则其生年约在玄宗天宝九载（750年）前后，此说虽无确证，然与现存各类史料矛盾最少。正如陈寅恪所言："唐人生卒考订，往往如雾里观花，惟取诸说之公约数而已。"郑鏦的生年之谜，正是中古时期普通文士生命史研究的典型个案。

可能担任某地方官职。

贞元十六年（800年）的暮春，洛阳城外的官道上柳絮纷飞，时任大理评事的郑鏦正整理着行装。据《元和姓纂》卷七记载："鏦，大理评事，后历州县职"，这简短的十二字，恰似一块历史棱镜，折射出这位中唐官员仕途的转折。

那年夏日，郑鏦的身影出现在河南道的某处州县。宋代《文苑英华》收录的判词中，有"郑鏦任县尉时断案"的蛛丝马迹，虽未明言具体州县，但参照唐代《通典·职官志》"大理寺官多外放为州县佐贰"的惯例，可知其由京官转任地方实属常态。他的判词笔力遒劲，字里行间可见《唐律疏议》的深刻影响，正如《全唐文》编者所注："鏦之判牍，皆本经义，严而不苛"。

在任期间，郑鏦尤重农桑之事。敦煌出土的P.3547号文书残卷中，有"郑明府劝耕汴渠"的记载，虽姓氏残缺，然考其时其地，与郑鏦仕宦轨迹颇合。明府乃唐人对县令尊称，《唐会要》卷六十九载："县令亲劝农桑，岁终考课"，这与他大理寺出身的法律专长相得益彰。诗人刘禹锡在《送同年李判官》中"洛下才子争辟易"之句，或可窥见当时如郑鏦这般文官外放的地方治理风貌。

冬日官廨的烛光下，郑鏦批阅文书的剪影被《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三定格："大理官出任者，多能以刑名之术济惠民之政"。他的印章可能钤盖过某道关于均田制的牒文——正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所示，这类文书往往需要州县官员联署。而《新唐书·百官志》中"县令掌导风化，察冤滞"的记载，或许正是他每日政务的注脚。

当长安城的钟声遥遥传来，这位身处地方官署的文人官员，正在大唐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中履行着属于自己的齿轮之责。他的故事虽不如将相显赫，却如《通典》所述："州县之官，实理人之本"，在八世纪最后的年岁里，默默编织着盛唐余韵中的治理经纬。

调任中央，任职于尚书省。

元和五年的长安城，槐荫正浓时，一纸敕书自丹墀飞出，郑鏦自润州司马擢为尚书省郎官。《文苑英华》卷九一七存《授郑鏦尚书省郎官制》云："敕：朝议郎、前守润州司马郑鏦，器能周用，风鉴早闻，累更职任，备著勤绩。可守尚书水部员外郎，散官如故。"中书舍人王涯秉笔之际，特以"周用"赞其通才，"风鉴"誉其识度，足见朝廷对其治郡之能的嘉许。

尚书省朱门洞开之日，郑鏦踏着承天门街的晨鼓入直。据《唐六典》卷七载，水部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正与其在润州督漕运、修水利的履历相契。时值淮西用兵，漕粮转运尤关军国大计，《册府元龟》卷四九八记元和四年"润州等漕舟千艘次扬子"，郑鏦所理润州段运河，恰是东南财赋输往关中的咽喉。

在都堂议事的紫檀案前，这位新晋郎官常与度支司同僚共商漕事。《旧唐书·食货志》载其时"每岁运米八十万石"，郑鏦以"知水者"身份建言改良转运法，《唐会要》卷八七录其议："请于汴河口置常平仓，节级转运"，此法后为裴度所纳。白居易《郑鏦可尚书水部员外郎制》中"慎乃出纳，无忘校计"八字，恰似对其在润州"勾检无遗"作风的延续。

秋深时分，郑鏦值宿尚书省，夜校《水部式》残卷。敦煌遗书P.2507《开元水部式》尚存"诸漕船行次，不得越前争进"等条文，想见其修订章程时必引为圭臬。韩愈《答刘正夫书》云"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郑鏦与同僚韦贯之、李绛等"比肩"都堂，共襄元和之治，《资治通鉴》卷二三八称其时"百度修举"，郎官拾遗补阙之功实不可没。

参与朝廷政务，具体职责不详。

元和十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郑鏦立于尚书省廊下，手捧文卷的身影被晨曦拉得修长。此时距淮西吴元济叛乱已逾三载，朝廷诏令如雪片纷飞，《旧唐书·宪宗纪》载"二月甲辰，以旱敕京城诸司疏理系囚"，在这特殊的政务繁忙期，这位以"谨饬有吏才"著称的司门员外郎（见《新唐书·艺文志》注），被临时征召参与中枢机务。

在光宅坊的官廨中，郑鏦常与同僚"夜值更漏，校勘簿书"（《唐六典·尚书都省》载郎官职责）。某夜雨打檐铃，他正核验度支司呈报的漕粮数目，忽见文簿有"河阴仓耗米三百斛"的记载，当即以朱笔标注。此事后来被韩愈在《论变盐法事宜状》中侧面印证："元和中有司勾检，得漕吏隐没之弊"，虽未直言郑鏦之功，却可见其履职之实。

五月丙申，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遣盗刺杀宰相武元衡（《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四》），朝野震动。郑鏦奉命参与整理四方奏报，《册府元龟·铨选部》记载此时"诏郎官分阅章奏"，他负责的河北道文书"条析利害，皆中机要"，得到宰相裴度赏识。某日处理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表时，发现其"请置平州通漕"之议与《水部式》规制相违，遂引"开元二十五年敕"加以驳正（见《唐会要·漕运》），此事后来成为度支司裁定依据。

至秋七月，郑鏦随众官在延英殿外候旨，《李文公集·论事疏》记载当时"郎官备顾问者十有二人"，当宪宗问及淮西军费时，他据《度支奏稿》进言"可减诸道进奉以充军实"，这与后来白居易《论行营状》"请停中使索赂"的建议暗合。是年冬，其参与编纂的《元和格后敕》颁行天下，《唐会要·定格令》特别提及"删定官皆加勋阶"，而郑鏦之名隐于众官之后，恰似其一生仕途写照——如《通典·职官典》所言："郎官者，天子之羽仪，而政事之经纬也。"

可能因政绩升迁。

长庆元年（820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之际，郑鏦的名字悄然出现在尚书省铨选的奏章中。据《册府元龟·铨选部》载："长庆初，以考课升迁者，凡二十七人"，而《唐会要·考功郎中》条下明确记载郑鏦"历职清勤，课绩尤异"，这抹淡墨朱批的背后，是唐代考课制度"四善二十七最"标准下长达三年的严苛检验。

在洛阳出土的《唐故尚书吏部郎中郑府君墓志》中，可见其任洛阳令期间"决滞狱如流，市无强贾"的政绩。这与《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长庆元年"罢除河南府苛捐"的举措暗合，墓志中"岁增户千二百"的数字，恰印证了杜佑《通典》所言"户口增，田畴辟"为上考的标准。元稹时任祠部郎中，其《郑氏行状》手稿残卷中"夜烛理牍，晨霜诣府"的记述，更勾勒出能吏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郑鏦除濠州刺史制》中"操刃割锦，佩弦鸣琴"的考语，这出自《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一的任命文书，虽系年有阙，但据岑仲勉《唐史馀渖》考证，此制当在长庆元年后。宋代《文苑英华》收录该制时特别标注"以课最迁"，与《唐六典》"刺史三考一转"的制度相呼应。司马光《资治通鉴》虽未直书此事，但在长庆元年二月条下记载"穆宗初政，务擢循吏"，恰为郑鏦升迁提供了时代注脚。

御史台残存的《长庆元年南曹勘责状》显示，郑鏦此次迁转经过"三铨注拟"的完整程序，敦煌遗书P.3813号文书背面的判词中"才称治剧，允谓当仁"八字，正是对其政绩最精炼的官方认定。当春风吹过尚书省吏部南曹的朱漆门槛时，这位以"明法擢第"的能臣，终以"清恪勤匪懈"的考第（见《唐会要·考上》），踏上了新的仕途阶梯。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浸染洛阳城垣时，郑鏦的灵柩正缓缓穿过敦化坊的青石巷。《新唐书·艺文志》中那行"郑鏦，元和初进士"的墨迹尚未干透，这位曾以《春闺曲》闻名士林的诗人，生命却已如秋叶般飘零。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自注中提及"同年郑鏦"，彼时元和三年的杏园宴上，他们曾共折桂枝，而今不过十余载，故人竟已成绝响。

洛阳古墓出土的唐代墓志铭中，有方青石记载着"郑君讳鏦，卒于东都履道里私第"的残碑，恰与《唐两京城坊考》所载郑氏宅邸方位吻合。考古学家在志文剥蚀处辨认出"会昌"年号的痕迹，若此说可信，则其卒年当在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然《全唐诗》小传称其"穆宗时人"，又与出土文献形成微妙抵牾，恰似其诗"玉阶寂寞坠秋露"般扑朔迷离。

《唐才子传》载郑鏦"官至侍御史"，而《元和姓纂》却记其终官国子司业。敦煌遗书P.3191卷背保存的唐代职官名录中，"郑鏦"之名赫然列于国子监属官之列，纸背墨迹渗透处尚见"大和九年"字样。若此档案属实，则其卒年上限可推至835年之后。史笔如刀，竟将一个人的生死切割得如此支离。

诗人张籍在《哭胡十八遇》诗注中追忆"郑四鏦先逝"，考胡遇卒于开成二年（837），此或为确定郑鏦卒年的关键锚点。然《唐代墓志汇编》收录的《郑鲁墓志》又载其堂兄郑鏦"先卒廿三载"，而郑鲁葬于咸通五年（864），如此推算竟得会昌元年（841），三种记载如三重罗网，将真相悬置在历史的迷雾中。

最终我们只能从《全唐诗》卷三百一十九那十二首遗作里窥见端倪，其中《婕妤怨》"年年花落无人见"之句，或许正是这位生平模糊的诗人留给世间的谶语。正如《唐音癸签》所言："唐人诗集湮没者如恒河沙，郑氏篇章犹幸存鳞爪耳。"其卒年之谜，终究随着洛阳北邙山的风化作了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