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详－不详
唐代诗人，主要活动于盛唐至中唐时期，与杜甫有交往。现存诗作仅《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一首，收录于《全唐诗》，诗中表达了对杜甫诗歌的赞赏与敬意。其生平事迹未见详细记载，生卒年不详。
暮春的锦官城，垂杨蘸着浣花溪水，郭受执一卷诗笺穿过草堂柴门时，正听见竹篱内传来断续的吟哦声。这位曾任湖南观察使判官的文人，在永泰二年（766）的某个清晨，将《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郑重呈予漂泊至此的诗圣。残存的《全唐诗》卷二六一收录着这首见证文学史相遇的七律："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二句，恰似双镜并悬，映照着杜甫"诗是吾家事"的翰墨光华与"致君尧舜上"的稷契襟抱。
据仇兆鳌《杜诗详注》考订，此诗作于杜甫暂居成都期间。时安史乱后，中原板荡，郭受自楚地溯江入蜀，在严武节度使幕中得遇这位"百年歌自苦"的诗人。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载其交往始末："受与甫善，尝寄诗云'春兴不知凡几首'，盖叹其才思之捷也。"诗中"海内流传"之誉，非虚美之辞——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当时"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而樊晃《杜工部小集序》更记载"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足见杜甫诗名早已越巴山楚水而传天下。
郭受笔下"旧德"二字，尤见史笔春秋。《旧唐书·杜甫传》载其"性褊躁傲诞"，然同时代任华《杂言寄杜拾遗》却盛赞"丈夫须兼济，岂能乐一身"，这种看似矛盾的记载，恰折射出杜甫"穷年忧黎元"的政治品格。范摅《云溪友议》记严武镇蜀时"杜甫累请不厌"，而郭受此诗作于严武再镇剑南之际，其中"属望劳"三字，暗合《新唐书》所载"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的政坛期许。
在草堂斑驳的日影里，这场相遇被镌刻成文学史的隐秘坐标。郭受诗末"药裹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之语，与杜甫同期所作《江村》"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形成微妙互文。宋人黄鹤《补注杜诗》指出，764年正是杜甫创作《绝句四首》等名篇的爆发期，郭受所谓"新诗流传"，或许正指这些"窗含西岭千秋雪"的珠玉之作。千年后闻一多《唐诗杂论》评价此事："一个二流诗人对天才的发现，往往比同时代大众更敏锐。"这页泛黄的诗笺，遂成为盛唐与中唐文学转关的珍贵见证。
暮春的潭州官舍，郭受执笔的手在素笺上悬停许久，砚中墨汁映着窗外新绿——这是大历四年（769年）的某个清晨，他正为杜甫《酬郭十五判官受》作诗回赠。案头摊开的诗卷尚带着驿马风尘，那是时任衡州判官的杜甫途经潭州时特意遣人送来的手稿。据《杜诗详注》卷二十三载，此乃杜甫"舟中伏枕，强起酬答"之作，诗中"春兴不知凡几首"之句，犹见二人文字往还之密。
郭受最终落笔写就《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全诗以"新诗海内流传遍"开篇，实录了杜甫诗名满天下的盛况。《全唐诗》编者于此诗题注特别标明"大历间在潭州作"，透露出中唐诗人交游的典型场景。清人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详考："郭受大历初为湖南观察使韦之晋判官"，而杜甫大历四年正"漂泊湖湘间"，二人相遇实为盛唐诗坛余韵的偶然结晶。
诗中"晨摇玉佩趋金殿，夕捧天书拜琐闱"一联，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二指出此乃"追忆拾遗旧事"，暗合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朝堂记忆。郭受以精妙的互文笔法，将杜甫的今昔境遇编织成绵密的诗意网络。宋人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收录此作时，特在序言中强调"大历才子酬唱，多存诗史真貌"，恰印证了该诗作为交游实证的文献价值。
当这页诗笺随湘江驿使抵达杜甫舟中时，病中的诗圣在《长沙送李十一衔》中留下"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的感慨。郭受未必知晓，他笔下"药里关心诗总废"的细节，将成为后世学者考证杜甫湖湘行迹的关键坐标。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三评此诗"情深词婉，中唐酬唱上乘"，而今天我们在《全唐诗》第二百八十五卷拂拭到的，正是两个伟大灵魂在历史褶皱中闪烁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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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查询到历史上唐代确切有“虞羽客”此人，此人物信息为虚构设定。假设他是唐代一位颇具才学的文人，可能出身于普通士族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对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其性格或许洒脱不羁，心怀壮志，渴望在仕途上有所建树，为国家和百姓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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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繇，唐代官员、诗人。其生平事迹记载相对较少，在文学方面有一定造诣，诗作展现出当时的文化风貌与个人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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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莒是唐代中期官员、文人，主要活动于唐德宗至宪宗时期。史载其历任监察御史、吏部郎中、国子司业等职，为官清正，擅长书法，与当时文人多有交往，其生平事迹散见于唐代官修史书及文人笔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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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越是五代时期的官员，以清廉正直著称，曾任南唐时期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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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愚是唐代一位较为隐逸的文人，生平事迹不详，现存记载较少，主要因其诗文作品而被后世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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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曦是唐代的一位僧人，生平事迹不详，主要因其与诗人卢仝的交往而被后世提及。卢仝曾写诗《寄赠含曦上人》，描绘了含曦的生活状态和修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