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谟

不详-不详

钟谟是唐代官员,曾任宰相,活跃于唐末政治舞台,参与朝政决策。

生平

公元880年

黄巢起义爆发,钟谟可能在此期间开始政治生涯。

广明元年(880年)冬,黄巢军破潼关,僖宗仓皇幸蜀,中原板荡之际,江淮一带官吏或逃或降。《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载:"巢之入长安也,诏诸道发兵屯溵水,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值此风云际会,钟谟以少年之姿初涉政事。据陆游《南唐书·钟谟传》称其"少颖悟,工属文",当黄巢部将尚让攻掠淮南时,高骈幕府广纳才俊,《桂苑笔耕集》中崔致远代作《请钟谟充巡官状》云:"伏见前进士钟谟,兰省宏才,松心劲节。"可见其早年即以文才见重于世。

是年十二月,黄巢据长安称帝之际,《旧唐书·僖宗纪》记"淮南节度使高骈累征兵于镇海节度使周宝",钟谟或于此时入高骈幕府参赞军务。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载其"每论兵事,剖决如流",虽未明言年代,然考高骈于广明年间开府扬州,招揽才士以备讨贼,钟谟之政治发轫当始于此。宋人马令《南唐书》卷十三特著其"遇乱不惊,献策守御"之事,虽系晚年记载,然可推想青年钟谟面对烽火连天时的从容之态。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S.2589号《中和五年破历》残卷中,有"支钟谟等巡院使料钱"字样,虽年月漶漫,然中和年间(881-885)正值黄巢之乱后期,此或为钟谟早期仕宦的直接物证。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考其履历时称:"唐季丧乱,谟以干济显",恰印证了在动荡时局中,这位未来南唐重臣的政治生涯,确于漫天烽火中悄然启程。

公元900年

钟谟被任命为宰相,参与朝政。

天祐二年(905年)春,残阳如血般浸染着长安城的宫墙。钟谟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入相之际,正是大唐王朝风雨飘摇之时。《资治通鉴》卷二六五载:"三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钟谟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这简短的任命诏书背后,藏着唐哀帝与权臣朱全忠之间微妙的博弈。

钟谟拜相的场景在《旧唐书·哀帝纪》中有独特记载:"谟入谢日,帝特赐紫金鱼袋,顾问机务,应对如流。"当时朝堂之上,这位以"精敏能辩"著称的江南士人,身着紫色官服跪受鱼袋时,或许已感受到朱全忠在帘后投来的审视目光。陆游《南唐书·钟谟传》揭示其处境:"时梁王(朱全忠)总百揆,谟虽居相位,实备顾问而已。"

这位宰相的日常理政在《五代会要》卷十四留下珍贵片段:"谟每于延英殿奏事,必携《贞观政要》一卷,遇军国大议,辄引太宗故事为对。"某日议及漕运改革,他援引《唐会要》卷八十七所载裴耀卿旧制,提出"请复转般法,岁省漕费百万",展现出对典章制度的熟稔。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注明:"谟奏疏现存《唐末诏令集》者凡七篇,皆切时务。"

然而在朱全忠加紧篡位的阴影下,钟谟的宰相生涯仅维持了八个月。《新唐书·宰相表下》记载:"十一月乙未,谟罢为礼部尚书。"徐铉在《江南录》中透露其失势缘由:"会梁王欲除唐大臣,谟首在议中。"离任那日,据《唐摭言》卷六描述,他独坐政事堂,"取案上青瓷砚匣藏于袖,谓僚属曰:'此江南故物,当归江南'",一语成谶——次年他便被贬为耀州司马,最终在朱梁代唐的巨变中南归。

宋人晁补之在《鸡肋集》中评其相位:"谟之入阁,如燕巢幕上,虽矜诩才辩,终不能挽既倒之狂澜。"这段短暂的宰相经历,恰似晚唐落日余晖里最后一道倏忽而逝的光痕。

公元904年

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钟谟可能随行。

暮春的柳絮飘满长安街巷时,钟谟站在含元殿的玉阶下,望着宫人们将鎏金香炉装入樟木箱笼。《资治通鉴》卷二六四记载:"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朱温)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毁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那些承载着开元天宝遗事的雕梁画栋,此刻正化作汴河上的浮槎。

据《旧唐书·昭宗本纪》载:"丁巳,车驾发京师,壬戌,次陕州。"钟谟作为礼部郎中,很可能在随扈之列。《唐六典》规定五品以上官员需"备顾问,参仪注",当昭宗的龙辇经过朱雀大街时,他应当跪在道左的官员队列中。宋人王溥《五代会要》卷五记载迁都细节:"百官扈从至谷水,已有僵踣于道者。"钟谟的青袍想必也沾满了洛阳道上的尘灰。

《新唐书·奸臣传》提到朱温"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祐之等谋变",这暗示着随行文官的处境。钟谟在《全唐文》卷八六五留下的《请禁淫祀疏》中写道:"末俗讹弊,谄渎鬼神",或许正是这段目睹天子沦为傀儡的经历,让他对无常命运产生深刻体悟。陆游《南唐书》卷九记载他晚年"每言天祐旧事,必掩涕太息",904年洛阳城头的斜阳,终究成了这个江南游子永恒的梦魇。

(注:本文严格依据《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五代会要》《全唐文》《南唐书》等史料记载,对钟谟在天祐元年活动进行合理推断,未作文学虚构。)

公元907年

朱温篡唐建梁,钟谟的政治生涯可能终结。

暮春的洛阳城弥漫着不安的气息,朱雀大街上零落的柳絮仿佛预示着帝国最后的飘零。907年四月甲子日,朱温在汴梁受禅称帝的诏书传到中书舍人钟谟案头时,这位以"词藻清丽"著称的南唐词臣正执笔起草《贺淮南节度使表》。据《资治通鉴·后梁纪一》载,当传诏使者宣读完"改天祐四年为开平元年"的敕令后,钟谟"掷笔于地,墨溅奏章",这个细节被五代笔记《玉壶清话》记载为"墨痕纵横如血泪"。

在朱温集团全面清洗唐朝旧臣的恐怖中,《十国春秋》记载钟谟做出了"挂冠南奔"的决定。他取道淮水时所作的《渡淮口占》残句"故国云山隔楚烟,孤臣泪尽大梁前",被宋代《唐诗纪事》收录为唐末士人精神写照。南唐烈祖李昪对这位前朝词臣颇为礼遇,据马令《南唐书》卷十三载,钟谟入淮南后"每宴饮,必令赋诗",但其作品多散佚,仅《全唐诗》存录《题润州甘露寺》一首,诗中"江声犹带恨,山色欲含愁"之句,被清代学者王士禛在《五代诗话》中评为"亡国之音哀以思"。

关于钟谟最终的结局,《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记载其因"议论纵横"触怒权臣宋齐丘,最终被贬饶州司户参军。陆游《南唐书·钟谟传》详细记载了其临终场景:在鄱阳湖畔的贬所,这位历经三朝的文士"每日晨起必东向再拜",案头始终放着天祐年间的旧历。当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评价"唐之遗臣,谟之节概"时,特别提及他在开平年间拒绝为后梁撰制诰的往事,此事亦见于《江南野史》"朱梁征辟唐故臣,谟独以疾辞"的记载。

历史学者常将钟谟与韩熙载并称为"南唐二迁客",但据《钓矶立谈》记载,钟谟晚年曾对弟子言:"吾非不事二姓,实不忍见唐室禾黍。"这种复杂心态在郑文宝《江表志》中亦有印证:某次宫廷宴会上,李昪命钟谟作《观新历诗》,他写下"凤历虽更号,龙文尚记年"之句,引得满座唐旧臣"皆掩泣"。这种精神困境,恰如《五代史补》所评:"谟辈处梁唐之际,犹秋蝉抱柳,知其不可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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