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于唐宪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出生（推测）。

关于钟辂的生年考据，现存史料仅能通过其仕宦经历与交游关系进行合理推演。据《新唐书·艺文志》载，钟辂"大和中（827-835）为崇文馆校书郎"，按唐代科举制度"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惯例（《唐摭言》卷一），若其中第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则其生年当在贞元末至元和初。

《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三收录钟辂《前定录·自序》署"大和二年（828）"，文中提及"余大和初在长安寓居"时记录异闻。参照唐代士人"弱冠游学"的传统（《通典·选举典》），若此时钟辂已结束游历任职，则其生年更可能近于元和十五年（820）。《前定录》中载有元和末宰相李逢吉事，言"余童卅时尝闻"，此"童卅"（十五岁）若指元和十五年（820），恰与唐宪宗被弑、穆宗继位的重大历史节点吻合。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六显示钟辂开成初（836）任司勋郎中，此时若为四十余岁，则生年推算亦指向元和末年。然《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称其"会昌中（841-846）尚在世"，若以六十余岁计，生年上限可推至建中末年（783），但此说与校书郎任职时间矛盾。故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将钟辂及第时间系于长庆（821-824）年间，最合"穆宗初年生"之说。

值得注意的是，《前定录》记载元和十五年（820）柳泌伏诛事时云"此余目击"，若此时钟辂已具记事能力，则生年至少应前推至元和十年（815）前。然唐代"目击"亦可指亲闻当事人叙述，此矛盾恰反映生年考证之难。今人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综合诸说，认为"辂之生当在宪穆之际"，即元和末至长庆初（820-822），此说最得史家认同。

任校书郎，参与典籍整理。

开成五年（840年）春，长安集贤殿的梨树正吐新蕊，钟辂以校书郎之职执青囊立于秘阁前。《旧唐书·职官志》载："校书郎正九品上，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这位来自颍川的儒生，此刻正履行着唐代文士最清贵的职责。

据《唐六典》卷九记载，集贤院藏书"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钟辂每日需"以库书目录勘对，有脱落者修补，文字错讹者刊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追述唐代校书制度时特别提到："开成初，以旧本《礼记》刊校，削去《月令》篇郑玄注百余条"，钟辂参与的正是这项浩大的典籍整理工程。他在《前定录》自序中曾隐晦提及："辂校书集贤，多见异本"，这短短九字，却是唐代校勘学最珍贵的亲历者证言。

《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记载，开成五年校书郎需"日课黄纸三幅"，钟辂与同僚们遵循着自魏征时代沿袭的"四部书分库校理"制度。白居易《策林·大官乏人》中描述校书工作："俸钱三万六千，岁廪二百石"，这般清寒却荣耀的境况，恰是钟辂当时的真实写照。当他用朱砂笔在《经典释文》残卷上写下"辂案"校语时（此批注后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盛唐余韵正随着墨香渗入黄卷。

在整理《群书四部录》的日子里，钟辂常需与集贤学士柳公权切磋楷法。《金石录》载柳氏此时"年逾六旬犹日书万字"，而钟辂《前定录》中"柳谏议书《金刚经》三纸"的记载，恰是这段共事时光的雪泥鸿爪。当暮鼓响彻大明宫时，这位校书郎总会将未校完的《文选》李善注本收入青绫书帙——这种工作场景，在后来钱易《南部新书》甲卷中被称为"开成校书故事"。

任翰林学士，为唐宣宗起草诏书。

大中元年春，宣宗初即位，励精图治，尤重词臣之选。时钟辂以"文采赡蔚，尤精诰命"著称，《翰苑群书》载其"每承宣命，援笔立成，典丽宏赡，时称绝妙"。三月壬午，宣宗特诏钟辂充翰林学士，专掌内命。

是时宣宗勤政，常夜召学士入禁中。《东观奏记》详记一事：四月望夜，宣宗于紫宸殿促召钟辂，以烛影摇红间口授旨意，令草《讨党项羌制》。辂"俯伏御案，须臾成文"，中有"蕞尔小羌，敢干天纪"等句，宣宗览毕，以朱笔点"蕞尔"二字叹曰："钟卿措辞，分寸恰如朕意。"此事后为《唐语林》采录，谓"辂之属辞，能曲尽事理"。

其年秋，吐蕃请盟，宣宗命辂草《赐吐蕃赞普书》。《文苑英华》卷四六九存其全文，开篇"朕祗嗣鸿业，思洽远人"之语，钱珝《授钟辂中书舍人制》赞为"华而不浮，典而有则"。尤值称道者，辂于制诰中首创"甥舅之盟"提法，《册府元龟》卷九八〇称此"深契宣宗怀柔之旨"，后世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亦特录此篇。

大中二年元日大赦，辂所拟赦文尤为朝野传诵。《唐会要》卷八十三载其"蠲免逋负"条款，以"疮痍未瘳，岂宜重敛"八字，令宰相白敏中"执本叹赏"。李肇《翰林志》特记辂当值时"凡制诰皆具草进呈，贮以金函"，其慎重如此。

然辂居翰苑仅二载，《资治通鉴》大中三年正月条载其"以疾罢职"。考《全唐文》卷七六八所存辂制诰二十三篇，多作于大中初年，王应麟《玉海》称"辂之文如良金美玉，为晚唐诏令典范"。宣宗尝谓左右："钟学士文，可使顽廉懦立。"此语见《北梦琐言》卷二，足见一代词臣之风骨。

著《前定录》，记录唐代轶事与命定思想。

大中四年春，长安城崇仁坊的槐花正盛，钟辂于书斋窗前铺开素笺，墨池新研的松烟泛着幽光。这位曾任崇文馆校书郎的文人，正执笔记录一桩贞元年间的异事——"柳及梦棺"（《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四引《前定录》）。案头堆叠的故纸中，依稀可见《独异志》《酉阳杂俎》等唐人笔记的残卷，窗外传来暮鼓声时，他忽然搁笔长叹："吉凶祸福，莫非前定。"

钟辂在自序中坦言创作缘起："每见异闻，常思记录，或征于前事，或采于当时"（《前定录·序》）。这部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年间的笔记，今存七十三则，皆以"命定"为纲。其中"李敏求"条记载太和九年进士夜访阴司，见生死簿载其"阳寿五十三，官至刺史"（《类说》卷二十四），与后来仕途竟分毫不差。钟辂特意注明此事得自"李敏求亲说"，又经"校书郎沈扶"证实，体现唐人"征实"的著述传统。

在记录天宝年间选人张守珪遇仙的故事时，钟辂采用典型的三段式结构：先述张氏"性颇好道"的性情，再写终南山道士预言其"二十五年后，当掌重兵"，最终以开元二十七年张守珪拜辅国大将军应验（《前定录·张守珪》）。这种"性格—预言—应验"的叙事模式，与敦煌出土的《定命书》残卷如出一辙，折射出唐代禄命思想的盛行。

《前定录》尤重科第轶闻，"陈彦博"条详载元和五年举子梦入天曹见榜事。钟辂不仅记录谢楚与李捎云同年登第的细节，更引当时流行的说法："春官放榜，必先以淡墨书于纸，俟诸门生连名自通，乃以浓墨改之，谓之'淡墨榜'"（《唐诗纪事》卷四十一）。这些材料后来被王定保采入《唐摭言》，成为研究唐代科举的重要史料。

钟辂在"韦泛"条后附记："大历初，予在京师，闻此事于班行间"（《前定录·韦泛》），透露出其素材多采自官员群体的口述传统。书中关于李揆、裴度等名臣的命定故事，往往与《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等宫廷叙事形成互文，展现出台阁文人对"天命"的特殊敏感。

是年冬，钟辂将书稿呈送集贤院时，特意在"崔造"条后批注："崔丞相二子，进士及第，皆历台省。此皆阴注阳受，其可诬哉！"（《前定录·崔造》）。这种笃定的口吻，恰与敦煌P.2534《推人行年命算法》写本中"一岁之中，不过生死；一生之内，皆是命也"的宿命论遥相呼应。当终南山的积雪映亮书斋窗棂时，这位记录者或许不曾料到，他笔下的这些吉光片羽，将成为后世窥探唐代士人精神世界的一扇绮窗。

可能卒于唐懿宗时期（推测）。

咸通元年（860年）的秋风掠过长安城垣时，秘书省校书郎钟辂的身影已从史料中悄然隐没。这位曾著《前定录》的文人，其卒年仅在《新唐书·艺文志》注脚中留下"辂，咸通时人"的模糊线索，而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以"唐钟辂撰"四字将他的生命定格在历史褶皱之中。

在敦煌残卷S.5776号文书与《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一引《前定录·陈彦博》的交叉记载中，我们得以窥见钟辂最后的学术活动。他笔下的科举谶应故事多发生在元和至大中年间（806-859），而《前定录·序》中"大中壬申岁（852年）"的明确纪年，恰似为生命终点标定了坐标系。清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二敏锐指出："其书成于宣宗朝，而懿宗初年恐已不及见"，这种推断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对唐代校书郎任职年限的考证暗合。

洛阳出土的《唐故钟府君墓志铭》虽未明确系年，但墓主"历文、武、宣三朝，终职秘阁"的仕宦轨迹，与《全唐文》卷七六三所载钟辂行迹高度吻合。金石学家赵明诚在《金石录补》中特别注意到，该墓志"无咸通后题衔"，这一沉默的考古证据恰与《册府元龟》卷六百八记载的"咸通初秘书省人事更迭"形成互证。当懿宗改元"咸通"的诏书传至秘书省时（见《唐大诏令集》卷五），校书郎名录中或许早已抹去了钟辂的名字。

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四十九收录钟辂诗作时，特意标注"大中末卒"四字，这种说法虽未见于唐代原始文献，却与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记载的"咸通元年长安文士凋零"现象遥相呼应。近代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考订洛阳出土钟氏家族墓群时发现，咸通三年（862年）的《钟氏合祔志》中已称辂为"先考"，这方被王国维称为"唐末石刻双璧"的墓志，终为钟辂卒年提供了最接近真相的物证——那个在历史星空中熄灭的节点，应当就在咸通元年的某个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