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隋大业元年（605年），炀帝诏令营建东都洛阳，以"洛水贯都"的恢弘格局开创了世界都城史上的奇观。这座以《禹贡》王城图为蓝本的新都，在宇文恺的营造下，"重楼十二达，崇台四注分"，极尽奢华壮丽。然而不过三十载，随着隋末烽烟四起，这座"上栋下宇，正位乎中"的帝都便沦为《麦秀》《黍离》之悲的见证。
贞观十五年（641年），时任著作佐郎的诗人行经洛阳故城。时值素商之节，金风肃杀，诗人杖策徘徊于断垣残壁间：昔日"飞观万尺"的乾阳殿仅余础石没于荒草，"璇题宝月"的则天门唯见寒鸦栖于颓梁。宫墙旧址上，农人耕作时犹能翻出琉璃碎瓦；御沟故道旁，野老指点处尚说杨广龙舟。
诗人临洛水而长嗟，恍见当年"水殿"凌波的盛景；登北邙以骋目，痛感此刻"禾黍"离离的苍凉。彼时宇文恺以"天人相应"理念规划的星象布局，今已与漫天秋叶共舞；昔日万国来朝的端门街衢，唯余参差雁阵掠过暮云。宫树着霜如凝商妇泪，残阳染堞似溅苌弘血。
在"声朔缅谁传"的历史虚无感中，诗人以《尚书·皋陶谟》的德政理想对照眼前的废墟，将炀帝"舞象文思"的伪饰与太宗"息肩人劳"的仁政并置。那些湮没在《商颂》《周篇》里的兴亡教训，此刻在秋蝉凄切声中愈发清晰。回邅之间，诗人完成了对永嘉之乱后洛阳三度毁灭的史诗性沉思，也为即将到来的开元盛世敲响警世钟。